(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国有企业效率研究进展

1国有企业效率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洪功翔内容提要：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既是经济学者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透过理论纷争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对这些论争进行梳理，有利于还原国有企业的效率真相，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利润来源增长效应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既事关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选择，也事关我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与选择问题。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与论争，主要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等四个方面展开的。透过理论纷争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一、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高低研究进展、论争与述评学者们关于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三种，即低效率论、非低效率论、高效率论。林青松(1995)①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利用1981—1990年数据分别对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和测算，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仅为1.52%，不仅大大低于城市集体企业的7.89%，也低于乡镇企业的2.37%。提出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②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运用1980—1992年的统计数据，对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了研究，计算表明集体工业全员生产率的增长始终高于国有工业，并且高出很多。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国有工业生产率。刘小玄(2000)③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对我国20余个产业大约17万家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私营企业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私营企业的平均效率大约为国有企业的2－5倍左右。提出要明晰产权。姚洋、章奇(2001)④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私营、国外三资企业的效率分别要高出15.1%、45.5%和11.4%。提出要完善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监督机制。刘小玄(2004)⑤利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研究”（项目号：11YJA790044）的阶段性成果。①林青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②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③刘小弦：《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④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⑤刘小玄：《民营化改制对中国产业效率的效果分析》，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2位普查数据(2001年)，选择民营化进行得最为普遍的工业领域，通过相关效率模型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表现为积极的对于效率的正相关推动作用。并进一步认为，改革20多年来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持续进行的民营化和企业股份化改造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提出不应有任何动摇而应始终坚持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方向，尽快确立各项与民营经济相配套的市场竞争和监管规则。胡一帆、宋敏、张俊喜(2006)①根据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五个城市、覆盖六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SOEs)1996—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民营化显著提高了公司的销售收入，降低了成本，而且这些优势最终使得公司盈利能力和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由民营机构控股、彻底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提出中国政府应更加坚定地推进民营化改革。李楠、乔榛（2010）②利用1999~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in-differences)，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绩效虽仍有别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但经济绩效自2003年前后发生明显好转，国有企业绩效已经与非国有经济较好的三资企业无差异。这表明，自1999年以来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国有企业整体绩效获得了明显提高。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需继续深化，但国有企业改革并非只有采取国有企业民营化这唯一途径。洪功翔(2010)③利用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系统的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了电子、房地产、机械设备仪表、建筑业、批发和零售、食品饮料、信息技术、医药生物制品、造纸印刷和综合类等10个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与民营企业，其中还剔除了最终控制人为央企、中央部委的上市公司和外资企业，最终收集了2002~2009年间的6720个样本，进行了数据包络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综合效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提出不要片面强调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能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国有经济是否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应由市场说了算。马荣④(2011)收集2003~2008年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数据中的按行业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3~2008年行业加总的国有企业实证核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分解,并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提出进一步督促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内部激励和管理水平，努力提高其技术及规模效率。张晨、张宇（2011）⑤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别考察了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表现，发现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垄断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并不断保持着较快的技术进步速率。因此，所有制对于企业微观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提出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魏峰、荣兆梓(2012)⑥基于竞争性领域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20个竞争性行业2000---2009年期间的年度技术效率发现在此期间，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业行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差距，①胡一帆、宋敏、张俊喜：《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②李楠、乔榛：《国有企业改制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③洪功翔：《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1期。④马荣：《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因素的分析》，载《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⑤张晨、张宇：《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载《经济学家》2011年第2期。⑥魏峰、荣兆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载《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3但由于国有企业技术效率上升态势明显，使得两者的效率总体上趋同。提出国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为时尚早，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应当继续深入推进，在适当行业扶植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郝书辰、陶虎、田金方(2012)①利用熵权评价方法，运用2003—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37个工业行业中的效率变动情况，并与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在36个行业中是逐年增长的；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工业企业效率发展水平在7个行业中不逊于私营企业，在23个行业中显著地优于外资企业，国有工业企业效率增长速度在21个行业中超过私营企业，在34个行业中超过外资企业。分析所涉及的行业既有竞争性行业又有垄断性行业，企业效率与所有制、行业的竞争或垄断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提出国有资本配置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不是全面退出，要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和制衡机制。李济广(2006)②通过引用大量文献证明，就社会贡献率等指标而言，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高于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也是很强的。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分配、投资特点带来的宏观效率上。较强的有效需求和较高的宏观效率是公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不同经济制度国家的绩效比较也充分说明公有制是高效率的。主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程恩富、何干强(2009)③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以来，公有制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在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从1949一1978年，包括“大跃进”和“文革”阶段的失误导致的效率下降在内，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年增长率平均也达到13.7%。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6.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50.9%，年均增长14.7%；实现利润1.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147.3%，年均增长35.2%；上缴税金1.4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72%，年均增长19.8%。主张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限度内的私营经济是有利于人民的；但是，如果盲目地搞私有化，那就势必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势必使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性质发生蜕变，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生蜕变。陈波、张益锋（2011）④利用有关年份各类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一个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层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率进行科学全面的评判。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并不比私营企业低，无论在经济效率还是社会效率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近年来是不断提高的。因此，只有私有化才可能实现高效率、私有化是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表面上看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因为国有企业效率是动态变化的，大家使用数据的时间段并不同，既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根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1978—1997年20年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呈不断扩大趋势，由1978年的42.06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830.95亿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而不得不实行“破产”的情况。所以，从时间段上看，林青松、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刘小玄、姚洋、章奇、胡一帆、宋敏、张俊喜等学者关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实证研究是可信的。①郝书辰、陶虎、田金方：《国有工业企业效率的行业检验》，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②李济广:《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研究述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③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载《海派经济学》2009年第2期。④陈波、张益锋：《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分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4但自从1992—1994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以来，我国就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经历了1997年开始实行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政策和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剥离,特别是实行了以“抓大放小”为内容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营机制看,国有企业已较好实现了从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物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从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看,大多数国有企业在2002年前后都相继完成了公司制改造,拥有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从经济效益和社会贡献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国有资产和企业利润均实现了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提供的数据①，2003年—2011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由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