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元明清文学

1海南大學人文传播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史元明清文学马荣江2第一编元代文学概说主讲：马荣江授课班级：02级1、2班时间：2005年2月至4月本编总课时：20概说101课时【教学目标】1、元代文学形成的社会因素；2.元代文学的总体状况【教学方法】用多媒体授课。一、元代文学的社会历史基础元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政权。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华夏文明的形成是由无数次的对抗与融合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西北古族，比如匈奴、乌孙、鲜卑，经过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他们渐渐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的前排位置淡出。而准备还不充分的第二梯次民族，如北方的蒙古、回鹘gǔ、西夏等，随即突显在旋转舞台的前台。各民族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阴山的《敕勒歌》唱遍北方草原，已经开始销歇时，蒙古人便开始游牧在苍莽天穹之下，没人的牧草之中了。他们的居住形式在十几个世纪之间没有实质的改变，“蒙古包”已经成了他们的象征，象征着“笼盖四野”的苍穹对蒙古人的庇护与恩宠。在历史上，蒙古族最为伟大的人物是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最为成功的实践是建成了元朝。公元1162年，是南宋第一个君主宋高宗赵构绍兴三十二年。此前一年，来势汹汹的金主完颜亮本来意欲一鼓作气占领江南，却在兵变之中为部将所杀。至此，宋与金的南北对峙格局终于稳定了下来。当了36年皇帝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的宋高宗，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他宣布退位，由他的儿子赵昚即位，这便是宋孝宗。也就在这1162年，漠北草原的进斡难河畔，一个“手握凝血如赤石”婴儿来到了世上，这个婴儿的父亲是乞颜部部落酋长也速该。也速该当时正与宿敌塔塔儿部做生死搏杀，便以刚刚俘获的塔塔儿部领主铁木真的名字为自己的儿子命名，而这个乞颜部的铁木真，日后正是金宋两国国无宁日的根源。1206年，又是在斡难河畔，用前半生统一了蒙古诸部的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诸部共同的宗主，号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用后半生横扫了亚欧大陆，于1227年死于攻掠西夏的过程之中，正是他的死，使一个在中国北方统治了300多年的国家灭亡了，一个在中国北方存在了几近1000年的民族消失了，窝阔台继承他的勇猛与残暴，他灭了西夏，于1234年灭掉世仇金。元朝的奠基者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的哥哥蒙哥汗在出征南宋时死于合州钓鱼城下的行营之中，忽必烈即位，他稳固后院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划攻占江南。事实上，当时蒙古的敌手也只剩下了热衷歌舞升平的南宋。其实从忽必烈即位开始就采用了中原王朝以往的惯例，以“中统”作为年号。中统五年(1264)年又改元至元。至元八年(1271年)，又采纳了汉人谋士刘秉忠建议，以“大元”为国号。“大元”3之前是以“蒙古国”为国号的。至元16年(1279年)忽必烈最终把江南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元马了统一中国的王朝之一元朝立国时间并不长久，共传了九位君主，统一中国也不足九十年，便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明所取代，当明朝大军兵临大都城下之时，由于退却即时，元顺帝保住了性命，在漠北故地保留了帝位，仍然称着“大元”，与明朝为敌国，进行新的南北对抗，不过这时的“大元”已经今非昔比，历史学家往往称着“北元”，由于其国势衰微，避处漠北，又历时短暂，今天人们对这个名词已经不大熟悉了，不久这个北元，便分裂成几个部落：嘉峪关外的哈密王国、吐鲁番王国；大漠以北的瓦剌部。虽然他们一直是明朝的最大祸患，但最终与未能成了气候，并且其文明也朝着倒退的方向发展。我们所说的“元代文学”便是指的元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二、元代的历史与文学的定位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史家往往对元有所忽视。《元史》被认为是中国正史草率成篇的例证。但实际一些篇幅更大的史书如《宋史》、《清史》比《元史》问题更为复杂。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国逐渐融人世界潮流，由于元蒙对世界史的巨大影响，学者们也给以元史更多的关注。近代大史学家和文史专家们，比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等，都曾特别致力于元史的研究，今天，元史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显学。在汉唐元明清等王朝之间，元代历经时间最短，仅有八九十年，如果把它的属国算上，它实际领有的国土，则是世界历史之最：横跨欧亚大陆。当然，元代不是最短的，相较于秦隋而言它又长了许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元代用汉语写作的文坛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文坛。元代文明、文化，进而说到文学，在元代疆空前扩张的同时，也得到了的传播、交流。元代文学家的籍贯中出现了白野、北庭、高昌、龟兹等地域。在元代有个叫五十四的诗人，他自属是“高昌五十四”清代编辑者一时想不起高昌是什么地方，就竞自改成了南昌五十四国。同时以康里、大食为姓的作家也比比皆是(康里是乌拉尔河到咸海东北这一段地区，而大食则是阿拉伯半岛伊朗、伊拉克等地。人们注意到，中国历史有两个特殊的情况。一个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予以讨论的。1958提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费正指出：“在一个肤浅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历史里最有趣的一致性是……汉唐这两个伟大皇朝开始前，都有一个强大而短促的皇朝，即秦与隋。”同时费正清进一步指出：“学者们为汉唐两朝的这种类似现象所吸引，曾试图提出种种不同的循环理论。”不知道这究竟是巧合还是规律，似乎没有人进行追踪研究。费也没有作进一步的涉及，除了秦与汉、隋与唐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第三个循环，那就是元与明清。秦隋元都是使用了超级武力，强行统一了长期分治的中国，但都未得到久长的统治。如果再对这一命题作进一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朝代的“循环”有延长的趋势就它们统一中国的时间而言，秦，16年(前221-206年)；隋，30年(公元589-618年)；元89年(公元1279-1368)。这一延长似乎有递次增长的趋势(×1，×2，×3)15×2=30，30×3=90。虽然这是一个课题，但是这一一致性至少可以说明，元朝正好处于唐宋与明清两个历史时期之间。这就是元史与元代文学史的相对位置。另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的现象。在我理解，所谓“南北对抗，东西交通”是指由南方、北方的不同文明的对抗冲击带来了华夏文明史的转机，比如匈奴与汉、突厥与唐、蒙古与夏、金、宋；这种历史性的冲撞，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沟通：匈奴与汉的战争，具体的“战果”是张骞通西域；唐与突厥的折冲战和，是将东方的文明远到中亚和欧洲；蒙古以几代人与宋、金、夏的搏杀，出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事实上，十六七世纪的清与准噶尔领主争夺西行通道控制权的“百年战争”，是新一轮的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由此，似乎可以说，北方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下，实际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内敛与外延？前人曾用“铁马秋风塞北”来与“杏花春雨江南”对应。历史上多少来自大漠塞北的“铁马秋风”，最终销蚀在锦绣江南的的“杏花春雨”之中了，在元代大抵也是如此。在刚刚统一天下时，元代社会的一道风景线是人员、文化4交流与互动。不仅仅是文人，但文人却是这个时期历史潮流簇拥起的一朵朵浪花。当时，有江南文人北上大都，西去北岭的，也有北方诗人远游苏杭，直抵南海的。山东聊城人周景远曾写诗相赠《送李伯英》：“江南才子去游燕，为忆明时正礼贤。休向蓟门寻古迹，黄金台上草连天。”诗虽不长，却含有深意。他以他所了解的元代统治者的情况，告戒李伯英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另一首诗这样写道：“吴越江山天下稀，尊前休叹昔人非。一杯正好酬春色，何事征帆去似飞”其诗中意思我们且不去管他，我们分明能够看到那个时代，人员的互动与交流，虽然，人员的互动与交流的目的、动机与经历各不相同，但元代的大一统，不再以长江拘限南北，确实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元帝国，与我国其他王朝相比有许多特殊之处，首先同他的疆域相似有一种宏大的气魄，不仅是明，即便是同为北方民族建立的金、清两朝，也不能与之比拟。首先是社会风气。在元代，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比如，相对来说元代的妇女有较大的自由活动空间，《至正直记》“妇女出游”一节有一段记载：“人家往往习染不美者，皆由出游于外，与妇客燕集，习以成风。”她们可以自由的在外出游聚会。在《青楼集》有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娶艺妓为妻的记载。第二是元是自汉代以来惟一一个未明确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统一王朝，也是惟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统一王朝。虽然“文字狱”与儒学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没有文字狱确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元明之际的叶子奇说：“宋朝有诗狱，诸儒之过。”而这话正是叶子奇本人在明初受到株连时说的。《元史》中一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元世祖后期用回鹘人桑哥柄政，桑哥败亡是元史中的重大事件。《世祖本纪》载：“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引喻失当。国史陈孚发其奸状。”元世祖说：“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根本没有怪罪词臣，元世祖根本不在乎“词臣”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而对立的双方冯子振与陈孚却是真的在乎。另一则掌故，就更是意味深长了。元世祖平定江南之后，派人到原南宋区域了解情况，派出的人向元世祖举荐了一批江南籍的文人，其中有南宋宗室赵孟頫，赵孟頫北上之后出任“侍讲学土，知制诰，同修国史”的职务。赵孟頫在职谨慎小心，左右为难，还有人直接上书给元仁宗，说：“国史所载，多兵谋战策”属于国家核心机密，不宜让赵孟頫这样的人参与。可元仁宗不但不采纳，反而为此大怒，并扬言要加罪说这个话的人，否则“无以戒来者”，于是谤者始息。元代文人的诗文中，写到“胡虏”之处随处可见，元代的蒙古人、色目人为岳飞庙题诗也是风气，也正是因为这样，赵孟頫才可以大大方方地写出了他的杰作《岳鄂王墓》。这在明清之世是没有人敢这样做的。比如贯云石是色目世臣，他的一首诗《筚bì篥lì乐》有“胡尘不受紫檀风”的句子，本身就让人称奇，但他的这个句子，到了清人那儿，却被改成了“□□不受紫檀风”。更有甚者，贯云石手书的《筚篥乐》诗，历来是元人书法中的珍品，但到了清代，收藏家甚至将书卷中的“胡尘”挖掉，宁可破坏了名迹的完整，也不敢让它见人。再比如金朝诗人宇文虚中与高士谈竟因“莫须有”的罪名死于非命，当时有人告其谋反，而金朝的司法部门竟然不去费心罗织罪名，而是以其家中保存着汉文书籍作为反具定他死罪。当时宇文虚中不服，说：“凡是从宋朝归人金朝的人，家家都有，高士谈家的书要比我家多，那他也是在谋反吗？”这句话不但没有为自己解脱，反而连累了高士谈，一同被杀。而元代就不是这样，嘉兴人俞俊年轻气盛，写了一阕《清平乐》其中有“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这样犯忌讳的词句，手稿保留在一个朋友处，后来与朋友交恶，朋友竟拿着手稿到了官府想置其于死地，官司一直打到中央，而当时中央的处理意见是：“古人寄情遣兴，作为闺怨诗词，多有指夫为君者。然此亦当禁止”就这就了结了这个案子，这种情况在哪个朝代能够仅仅用一句话就算完事。对元朝，历来有不少误解。过于夸大了元朝落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仿佛元朝是阶级斗5争、民族矛盾特别尖锐复杂的历史时期。不过因异族入侵，江山易代而产生的激愤情绪，较之其前的任何时代都要强烈得多。当然“九儒十丐”的说法是不足信的。仅儒学地位的衰微，便让许多读书人感到不满。更不要说元代的一些民族歧视政策了。至元三年，是中国历史离奇、不可思议的一页。这一年之中，整个社会乱作一团，因为在这年的十二个月之中，凶险天象，几乎天天有、旬旬有，月月有，而且越到年终越频繁。象太白经天之类的恶兆，仅十一月就出现了十五次之多，水旱地震之灾也成了“家常便饭”。在这一年里元朝社会的四个主要阶层关系日趋紧张。禁汉人南人持有兵器，禁汉人南人学习语文，这已经是国家危机在即，分崩离析在即的朕兆。针对江南烽烟四起顺帝居然破天荒要求由汉人拿出对症之药。这一年里特别凸现一个人物，他就是权臣伯颜。伯颜提出的良策是：不拘男女老少，杀净汉人之中张王李赵刘五姓，以应对饥饿、灾荒和反叛，根据元代的民族构成，这五姓应该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约有千万之数，在一次常规的君臣对答之中，世界上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