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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6月)第九章文学思潮与运动教学重点一、30年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二、革命文学论争和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三、自由主义作家文艺观及两大文艺思潮的对立四、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势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总体概貌“六次论争”:关于“革命文学”;关于“新月派”;关于“大众文艺”;关于“民族主义文学”;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左联内部关于“两个口号”。“五大形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两大流派”:“京派”、“海派”“一个社团”:左联“一份杂志”:《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以左联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大众化作为其文学建设的主要途径,。民主主义文学: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的平民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传统,揭示社会黑暗,批判现实,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者。自由主义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精神和思想自由原则,在政治上处于中立状态,期望建立一种以民主自由、个性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范型。与第一个十年文学之比较第一个十年文学思想启蒙主题个性解放人性论的价值尺度个人、家庭婚姻题材在反封建中发现了“人”文学的抒情时代第二个十年文学社会革命主题社会解放阶级论的社会尺度社会、阶级革命题材在革命中发现了“大众”文学的叙事时代一、三十年代文艺发展的基本线索1、创造社的极端革命与新月社的自由宣言1928年1月,全部由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由蒋光慈、钱杏邨主持,同时,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主持的《文化批判》创刊。同月出版的创造社的另一刊物《创造月刊》第1卷第8号也显出了“突变”。这些刊物在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宣称:“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代替他们而起的”必定是“无产阶级文艺”。同年3月,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为核心的《新月》月刊创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是维护“独立”、“健康的原则”与“尊严的原则”。这互相对立的两种倾向的刊物的出版及理论宣言的公布,标志着现代文学在结束了“第一个十年”之后,经过仅一年的思想的酝酿准备,队伍的重新组合,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通常称之为“第二个十年”。这个时期显著的特征有三:其一是“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初步的运用,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面貌;三是在左翼文学兴发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文学彼此互相竞争,共同丰富着30年代的文学创作。国民党的文艺政策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是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为维持思想统治,国民党政府曾做过建立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的种种努力。他们提倡”三民主义文艺”,发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凭借政权的力量,在各地办有十多个刊物,却始终未形成中心的理论,也未出现比较像样的创作;这样,就形成了30年代政治、经济、军事与思想文化的不平衡现象:尽管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文艺领域却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独立力量。一、“革命文学”的论争和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一)“革命文学”的提出:1923-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蒋光慈等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鼓吹革命文学,但轻诗文而重实际工作。1926年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指出时代所需要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三十年代文艺两大阵营的形成革命文学阵营从1928年起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其标志是:1928年1月全部由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蒋光慈、钱杏邨主持;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主持的《文化批判》创刊;创造社的《创造月刊》第一卷8号“突变”为宣传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阵营1928年3月,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作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创办《新月》月刊,声称维护“独立”“健康”的原则与“尊严的原则”。以此为中心,自由主义文学阵营也形成。(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爆发的原因1、从现实社会原因看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上海聚集了一批参加了革命实际活动的作家,加上一批从日本回来的激进青年,他们受了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革命虽然陷于低潮,但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能推动革命。2、国际文学背景20世纪20、30年代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红色三十年”文学年代。3、从五四文学内部看,诞生不久就蕴涵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因素。1923年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蒋光慈都提倡过无产阶级文学。1924年蒋光慈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1925年沈雁冰写了《论无产阶级艺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文学主张。1924年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社团“春雷社”。二、革命文学论争(一)鲁迅、茅盾等与太阳社、创造社作家的论争创造社、太阳社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进行了几乎全面的否定,对经典作家如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等进行的激烈的否定。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学当作当时最先进的文学,把五四文学说成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学。他们的争论中主要针对两个问题而展开:①在倡导“革命文学”的时候如何认识和对待“五四”文学革命;②在确立革命文学观念的时候,如何阐释文学的本质及使命?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李初梨的倡导文章《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即明确地提出文学的任务就是“反映阶级的实践和意欲”,只要将革命的意图加以形象化,就可以“当作组织的革命的工具去使用”;并据此而认为“五四”以来那些重在描写与揭示生活现实的作品都已经落伍过时,要彻底抛弃,新文学队伍也要按阶级属性重新划线站队。他们对茅盾的批判主要来自于对茅盾《蚀》三部曲的评价。茅盾反对文学的工具论和标语口号化倾向,严厉批判太阳社、创造社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全盘否定。茅盾写有《从牯岭到东京》予以还击。革命文学倡导者与鲁迅、茅盾的论争:成仿吾:《全部批判之必要》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桌子的跳舞》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文学的阶级性》(二)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1、左联的成立a.背景: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共产党的指示;团结“同路人”、共同斗争的需要;结束革命文学的论争。b.成立: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出席会议的有鲁迅、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柔石、李初梨、蒋光慈等四十余人。c.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宣告:“我们的文艺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并且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会议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常务委员。鲁迅在会上做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d.出版物:《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十字街头》《北斗》《前哨》《大众文艺》等。意义: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入到了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学的影响与指导从思想领域推进到实践领域。2、“左联”成立后的主要工作a、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传播与运用。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冯雪峰、鲁迅、瞿秋白都翻译马列文艺理论著作。b、自觉地加强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联系。左联以极大的努力输入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3、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左联成立了一个“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重大的问题”。1934年夏天还发生过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4、提倡推行能体现革命的“新现实主义”。看重客观的真实性,强调具有无产阶级前卫的目光,站在客观的具体的美学上,表现革命的理想主义。3、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1、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独立于当时的左翼文坛和国民党的文艺派别之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这是主要的)另方面又批评左翼作家主要的错误文学观点。2、所谓“第三种人”就是指那些想认真从事创作工作,但在当时自由派和左翼说教者的纷争中没有说话余地的作家。被称为“第三种人”的除了苏汶(杜衡)外,还有施蛰存、戴望舒等人。胡、苏的观点遭到了左翼作家的群起批判。胡秋原:“我并不想站在政治立场赞否民族文艺与普罗文艺,因为我是一个于政治外行的人,我是一个自由人”。并发表了《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之批判》。苏汶: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第三种人。因为“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成了煽动家之类”。《“第三种人”的出路》三、自由主义作家文艺观及两大文艺思潮的对立自由主义文艺观点自由主义作家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梁实秋(新月派)、朱光潜、沈从文(京派)等。在他们的理论中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提出人性核心的道德评价的文学标准。梁实秋认为,“文艺而躲避人生,这就是取消了文学本身的任务”,“文学里面是要有思想的骨干,然后才能有意义,要有道德性描写,然后才有力量’。朱光潜也明确表示“十九世纪所盛行的‘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沈从文则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那些“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以“一种勇气同信心”。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是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现实生活保持着或一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一)左翼作家和新月派的论争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论争贯穿了整个30年代,比较重要的是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论争。1927年左右,原“现代评论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等陆续到了上海。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1928年3月又创刊《新月》杂志,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新月派的首先打出“人性”的旗帜,抹杀左翼文学家所看重的文学的社会阶级基础,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二者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肯定或否定“人性”的存在,问题在于梁实秋等人是以人性的普遍存在论来反对阶级论。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梁实秋就竭力说明资本家和工人尽管有不同之处,然而在人性方面并没有两样。新月派第二面理论旗帜是“天才论”。梁实秋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他进而把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宣称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优胜劣败的定律注定“反文明”的无产阶级势力“早晚要被(资产者的)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梁实秋的“天才论”典型地表现了新月派自由主义作家及其文艺思想的保守倾向和贵族色彩。不过梁实秋也看到了主流派文学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看到了革命文学倡导者尽管宣称要割弃“五四”文学的历史联系,宣布突变,其实他们仍是变形了的浪漫主义。从文学思潮的流脉看,梁实秋的这种批评和判断还是有眼光的,后来左翼文学也反省过“革命的罗曼蒂克”倾向。(二)左翼文坛与论语派“性灵文学”的论争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9月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次年9月又创办《宇宙风》,依托三个刊物形成了一个标榜“性灵文学”的文学流派。据林语堂自己的说明,这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个人之‘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论语派诸子声称“不问政治”,倡导“幽默文学”和“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这种封闭的自然本性的“自我表现”理论,表现了在大动荡的时代,
本文标题: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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