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论主潮_

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主潮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论出现了注重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新走向，诸如女权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论、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在全球化语境中，成为西方文论前沿话语与最新走向。这些与后学（post-ism）紧密相关的新问题和新视角，使得西方文论十分活跃。这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产生了相当复杂的语境。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倍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同时在接受他者文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策略和文化身份定位？一女权主义文论（FeministLiteraryTheory）60年代末，欧美知识界兴起的一种新型话语。女权主义所涉猎的问题具有跨学科性质。这意味着，任何单一的学科很难完全解决女权主义文论的多层问题。激发女权主义文论产生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包括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因此，女权主义文论不再是仅仅重视文文本研究，而是在文学研究中关注国家、地区、种族、阶级、宗教、性倾向等女性话语问题，并在多学科范围内展开学科之间的对话。女性主义表征出从权利争求到性别视角，再到整体的人的存在的发展轨迹。在一系列激进姿态和行动之后，女权主义文论不再仅仅倡导女性价值，而是力图展现一种超越于纯粹男性化和女性化之上的的第三态思维，使原本作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女权主义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践特征。女权主义文论主要由两大分支组成，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她们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都各有不同，但都对女权文论的社会性格外强调。女权主义英美学派经历了从60年代女性美学到80年代差异比较的发展演变。女性美学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玛丽·埃尔曼《想念妇女》（1968）、凯特·米勒特《性政治》（1969）、埃伦·摩尔《文学妇女》（1976）、伊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的解放与文学》（1977）、《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玛丽·雅各布斯《妇女写作与描写妇女》（1979）。主要分析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想象力的特征问题，探索女性作品中蕴含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并对传统文学史加以质疑。而性别差异比较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安内特·科洛德尼《重读之图：性和文学文本的阐释》（1980）、《穿过布雷区的舞蹈：略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实践及政纲》（1980）、罗瑟琳·科渥德《女性欲望》（1984）、杰奎琳·罗斯《视觉中的性欲》（1986）、伊莱恩·肖瓦尔特编《新女性主义批评》（1985》、玛丽·朴维《规矩淑女与妇女作家》（1985）、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女性主义批评文集》（1986）、《浪漫主义写作与性别差异》（1990）、巴巴拉·约翰逊《差异的世界》（1987）、斯皮瓦克《在其它世界里：文化政治论文集》（1988）、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1989）。英美学派更为重视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着力揭示深隐在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事实以及女性话语受到压迫和遮蔽的真实状况，主张从性别差异看女性写作和阅读的特点，以及通过解构哲学、心理分析和语言学理论分析女性独特的审美心理和创作心态。女权主义的法国学派受解构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影响很大，其理论带有明显的解构痕迹。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是：西蒙·波伏娃《第二性》（1949）、《妇女与创造力》（1987）；朱利亚·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1974）、《语言里的欲望》（1977）、《语言--未知物》（1989）、露丝·依利格瑞《他者女人的反射镜》（1974）、《性别差异》（1987）、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1981），《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1989）。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权中心话语必须解构，因为长期以来，父权制度在确立男权中心时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在力比多机制的象征投射中放逐了女性。只有中断象征秩序，才能产生具有女性历史性性别意识的革命。因此，法国学派更为激进，把女性的写作当作反抗工具和革命实践，试图借助语言的重组来抗拒乃至颠覆既有不合理秩序。女权主义以批判的眼光对全部传统的文艺观、批评观和价值观加以质疑，暴露所有文本中潜藏的性歧视。它不仅要阐述女性形象中的政治含义，而且要通过文学与社会惯例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点发掘被遗忘的女性文学史。可以说，女权主义文论注意男性写作中对女性形象的臆想、歪曲和性别歧视，开启了对女性文学创作传统的找寻，清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全面压抑和再造，完成了从女性美学到性别批评的转型。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性别差异比较，表现出自我找寻自我确证的趋势。一些理论界的新锐采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推进一度陷入平权或特质认识误区的女权主义文论，使之发展成为探讨意识形态的印记以及性（sex）与性别（gender）系统的效果的性别理论（GenderTheory），在讨论性别差异的问题时，用社会学分析取代原有的生物决定论，在具体命题讨论中建立性别比较前提，把性别升格为范畴而非旧式的某种范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欧美知识界以后，女权主义文论也出现了跨学科的趋向，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否定性、流动性的症候，使原本就不遵从一定之规的女权主义益发显出起伏变化的状态。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妇女开始进入西方的视界之中，无论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描写，还是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殖民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主义主观臆断中变形的描写，都既注意到在东方妇女注视下的西方妇女自我身份问题(克里斯蒂娃)，又注意到在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妇女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时的身份问题(莫汉蒂)。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风靡欧美，到80年代，这一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激进方法论已经普遍地渗透到当代文化评论和学术思维中。解构主义的词汇：消解、颠覆、反二元论、书写、话语、分延、踪迹、播撒等已被广泛运用到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研究中。它实现了哲性诗学研究的话语转型，刷新了人们对语言与表达、书写与阅读、语言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影响和重塑着文学评论的性格，并开拓了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阐释领域。在解构思想中，福柯的话语分析和德里达的权力颠覆思想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中坚。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福柯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福柯的《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知识考古学》（1969），《监禁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1976-1984）等，都对整个世界的后现代性思维转向发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获得改变。福柯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现代问题。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柯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网络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福柯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方法。这些思想，对当代文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使人不再仅仅从文本形式中看文化症候，而是从知识话语的背后看权力运作。福柯尤其关注通过构成社会制度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去观察主体的人形成过程中的正负面效应。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谱系化的不断总体化的图景，而要把历史打散拆开，使它与现在、过去、未来相隔离，从而使我们意识到历史的异己性、疏离性。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解构，发现历史中人的疏离的、非总体性的性格，使现代合法性遭到真正质疑，进而挖掘出非连续性的、非合法性的知识，而使一种谱系学中的反常规性升上历史地平线，使非常数、非本质、非等级秩序等，成为人文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考古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拉康(Lacan,JacquesMarie,1901-1981)对心理分析学说的理论倾向性作了再思考。他那充满了玄虚概念和极富抽象色彩的言述方式，具有一种相当晦涩的文风，藉此反抗那种把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日常语言分析的作法，并与纯粹运用于心理医疗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划清了界限。因此，拉康理论出现以后，获得了相当一部分追随者，受到了作家、电影评论家、女权论者、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广泛注意和重视。拉康作为一位主要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活跃于当代思想舞台。在拉康那里，他者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他者不仅指其他的人，而且也指仿佛由主体角度体现到的语言秩序。语言秩序既创造了贯通个人的文化，又创造了主体的无意识。他者是一个陌生的场所，而所有语言都诞生于此。独立的主体是不存在的。人向他者屈服，人的每一行为，包括最利他的行为，最终都来自要求被他者承认和自我承认的愿望。拉康为了不使主体概念孤立，而使其与他者共存，甚至为了破坏传统的主体概念扩张而采用了他者概念，并用主体与他者的辩证依存来颠覆主体的同一性。拉康一反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而说：我思处我不在，我不在处我思。不难看到，拉康提出的无意识作为他者的话语的根本意义在于，他力求在人文知识体系中实现一场话语体系的根本变革。如今，这一理论对哲学、美学、文学的影响日益深远，并成为现代文艺欲望分析的重要范畴。将其精神分析学理论运用于文本分析上，使拉康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文本里，词语本身只存在有意识的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能指和所指具有一种上下文的语境关系。拉康提出隐喻性替代的说法，即无意识话语反过来将意识置于能指系统中，换位或位移叙述的是无意识的欲望的位移，也就是说，叙述具有位移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这是在文艺作品系统位移活动中确立的法则。德里达（J.Derrida,1930-）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激进的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解构即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在场形而上学话语，而以思想和语言游戏对中心化的结构主义加以拆解。强调意义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一个历史的结构，所以意义自身并不能在言语中或在写下来的文本中呈现。相反，意义由于时间关系产生的种种概念和种种差异而被推延。解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策略，使德里达通过颠倒说话和书写的次序，移动中心和边缘的位置来消解形而上学。德里达颠覆了言语对书写的优先地位，使说话（言语）从中心移位到了边缘。中心的解除，使说话与书写具有相同的本性，二者不存在任何中心和从属关系，也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互补关系：书写是说话的记录保存的形式，说话是书写的补充形式，书写与说话都是思想的意义表达形式，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进而，德里达将这一解拆说话与书写关系的解构策略扩展到整个形而上学大厦，要去解拆一切不平等的对立概念，从而颠倒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表现、隐含与显现、物质与运动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对绝对理性、终极价值、本真、本源、本质等有碍于自由游戏的观念提出质疑。于是，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分延、播撒、踪迹、替补等概念，就成为与定义的单一固定含义相对的、具有双重意义的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