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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六十年代小说第一节50、60年代小说概述第二节社会变革的现实表达第三节红色历史的多元叙述第四节命运多舛的探求之路第一节50、60年代小说概述一、曲折的历程(一)1949年到1955年——解放区小说传统的自然延续。①作家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延安解放区来的作家;“国统区”“被解放”的作家;从海外归来的的一派。②小说创作实绩主要表现在中短篇领域,长篇小说数量较少。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有:草明的《火车头》、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赵树理的《三里湾》等。而成就较大的中短篇小说家有:赵树理、孙犁、路翎、马烽、康濯、峻青、王愿坚、艾芜、西戎、李凖等。③从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上看,此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最为活跃。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原因有二。④在乡村小说兴盛的同时,“红色历史小说”创作也出现了较热的局面,这里原因有三。(二)1956年至1962年——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到1957年下半年有“反右”运动之前1年多的时间里,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勃兴,出现了“干预生活”和探求人情人性的热流,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二是长篇小说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具有以下特点:①结构上规模宏大,多数作品有意追求“三部曲”“多部曲”结构,扩展其“史诗”与“画卷”的美学内涵。②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隐含了中国传统与民间叙事中的若干模型,同时也接续了古典小说叙事状物、塑造人物的某些特有方法与风神。③由于对“史诗性”的追求、主要人物形象的“成长”属性、传奇的故事,以及在胜利或阶段性胜利处结尾的书写方式,等等,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了红色叙事所特有的宏大而壮美的总体风格。(三)从1963年至1965年——停滞时期。1963年开始,文艺界的风向再度出现“左”转。随着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的发表,文艺界的极“左”思潮又恢复蔓延起来,中国当代小说进入一个停顿时期。(四)1966年至1976年——“劫难”时期。“文革”时期的小说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作品,这里有两中情况:①“样板小说”。其主要特点是:主题政治化,人物类型化,结构模式化,严重脱离现实,因此无论就其内容还是艺术而言,都缺乏应有的价值。②在表现革命历史和现实政治内容时,没有完全堕入概念化的窠臼,尚有一些比较成功刻画的作品。如李心田的《闪闪红星》、黎汝清的《万山红遍》、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另一种是未公开发表而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的作品,即“地下小说”。“地下小说”的创作主体是知青,它也是新时期的知青小说的早期存在状态。由于处于自发创作状态,多已散失,其创作数量很难有完整的统计,具体写作时间也难有准确的说法。从内容上看这些作品也分为三类:①表现普通人情感的作品。如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甘铁生的《第二次慰问》、史铁生的《没有阳光的角落》、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②在思想内容、故事结构和所表达的价值理念具有某些叛逆理念性质的作品。如毕汝协的《九级浪》、赵振开的《波动》、佚名的《逃亡》和《一年》等。③完全在私人空间传抄的表现性爱的小说。如《曼娜回忆录》、《少女之心》等,总体比较粗糙。第二节社会变革的现实表达建国后一部分作家偏重于在宏大的政治架构与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中,书写乡村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柳青、李凖、王汶石等;另一部分作家则更习惯于在书写民间文化、农民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勾画乡村生活的风情画,并由此最终展示政治生活的巨变,如赵树理、孙犁、周立波等。一、主调在民间世界的变奏1、赵树理(1906——1970)建国后他的作品主要有:《登记》《求雨》《“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相鉴定》《卖烟叶》等中短篇小说和《三里湾》《灵泉洞》(上)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仍延续建国前的那种民间化、通俗化的创作思路,注重小说艺术的讽喻功能,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其艺术魄力仍然是对各种民间人物性格的描绘,以及对历史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风习、伦理道德和农民心理的成功表现。代表作品《三里湾》(1955)和《登记》(1950)《“锻炼锻炼”》(1958)2、“山药蛋派”赵树理的创作影响了一批山西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束为等人,形成一个具有近似风格的地域性作家群,批评界称之为“山药蛋派”。这一小说流派坚持生活到创作,强调问题意识,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精神,擅长写民间意味浓厚的“中间人物”,重视民俗内容的描写,追求大众化的语言风格,注重民间艺术形式的吸收,因而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喜剧化和通俗化的艺术风格。3、马烽(1922——2004)1945年曾与西戎合著章回体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建国初期,根据他创作的文学剧本拍摄的电影《我们村的年青人》曾轰动一时。短篇小说《三年早知道》(1958)和《我的第一个上级》(1959)是其影响最大的作品。马烽的小说与赵树理近似,以农民中小生产者思想意识浓厚的人物为表现对象。4、西戎(1922——2001)和马烽同属抗战时期投奔延安和边区,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相继回到山西的作家,他在50年代后期的《宋老大进城》和60年代初的《赖大嫂》等短篇小说,都因刻画了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产生较大影响。二、观念主导下的乡村叙事1、柳青(1916——1978)1938年到延安,194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2年开始,柳青离开北京,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为写作《创业史》做准备。但14年的“体验生活”,并没有使柳青写出一部真正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的作品,而是写出了一部概念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原计划写作四部,1959年出版第一部,但“文革”结束后,才出版第二部上卷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了下卷的前四章。《创业史》的观念化主要体现在:①作者完全按照社会学和阶级论的概念去理解和书写合作化运动历史的必然性,所以他尽管构造出相当宏阔的历史画卷,却没有,也不可能写出真正历史的复杂性。②《创业史》的情节是通过一系列事件来组织的:如度春荒、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作者将复杂的阶阶力量分成两个基本对立的阵营,一方以梁生宝、高增富等贫雇家为代表的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进步力量,另一方则代表落后乃至反动的力量,夹在中间的则是像梁三老汉摇摆不定的旧式农民,这种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方式,奠定了当代小说中关于农村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最基本的叙事模式。③人物性格与立场处理脸谱化和概念化2、王汶石(1921——1999)其创作同柳青一样,也与农村的政治运动、经济变革紧密配合,以此来表现新风尚新道德,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宣扬新的价值观念,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政治色彩。作品不多,出版于1959年的《风雪之夜》有17篇小说和中篇《黑风》。其中代表性作品是《新结识的伙伴》(1958)3、李凖(1928——2000)李凖的小说风格与柳青、王汶石的创作有相似之处,即配合农村政治运动和图解农村时事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宣谕的政治动机。但由于对家乡豫西农村生活、民情风俗有较丰富的感觉和理解,使其小说显示出某种生气,受到读者喜爱。代表作品有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1953)和《李双双小传》(1960)第三节红色历史的多元叙事1949年以后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小说主要包含四种类型:一是具有宏大场景的最靠近意识形态本身的“类史诗叙事”;二是带有传统或民间叙事趣味的“类传奇叙事”;三是以个人成长为叙事线索的“类成长叙事”;四是具有别样视觉与抒情意味的“类抒情叙事”。一、类史诗叙事“类史诗叙事”小说的特征,首先是指作品的美学风格具有特别宏大和壮美的特点,注重宏大场景和英雄人物的刻画,叙述格局开阔恢弘;其次是指小说历史线索的系统性和大的时间跨度等特点。按照这一标准,梁斌的《红旗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以及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可归入这一类。1、梁斌(1914——1996)的《红旗谱》(1957)说《红旗谱》具有“类史诗叙事”的最重要理由在于①这是一部完全按“党史模式”来建构故事怀情节发展进程的小说。它不光在风格上具有壮美的气质,而且还具有较大的和“阶段性”的时间跨度,其中三卷分别对应着早期建党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阶段。②小说的故事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农民家庭、三代人的革命与反抗的历史。③朱老忠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朱老忠这一人物具有“成长”的属性:早期的他具有一般农民的特点:勤劳、善良、忠直、勇敢,苦大仇深,但同时他又比一般农民更有见识和阅历,他自幼出走关东,几十年的闯荡使他深知这个世界的不公和个人反抗的无力,这个阅历使他一出现就具有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有了传统小说中那种英雄人物的某些特征,如侠义豪爽、豁达自信、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有江湖闻名于的感召力等等。但这些性格和经历后来被化为模糊的背景,作品凸现他的成长性,在遇见党的化身贾湘农之后,其性格发生质变和升华。二、类传奇叙事50年代具有典型“类传奇性”的长篇小说主要有:曲波的《林海雪原》、刘流的《烈火金刚》、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至的《敌后武工队》等。1、曲波(1923—2002)的《林海雪原》(1957)的“类传奇性”主要体现在:①作品内容上的传奇性。这种传奇性主要表现在作品的神秘感与浪漫气息、特殊的战争形式、小说主要人物身上罕见的素质等。②作品形式上的传奇性质。就其结构和情节而言,小说大致描写了四大战斗: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千里草甸在周旋、决胜四方台。这四场战斗虽然各自形式不同,内容各异,但归根结底又是在使用相同的结构元素。③小说对神秘迷人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也很有特色。林海茫茫,雪原辽阔,其中山崖耸立,险象环生,气候变化莫测。这样的背景再加上许多林海传说、民间歌谣、山中奇人的描写,更加强化了小说传奇色彩和氛围。三、类成长小说“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最初是俄国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的。50、60年代“成长小说”的代表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和高云览的《小城春秋》。这类小说要求既是“自传型”的,又是在“历史中成长型”的,同时又不无“训喻”意味。1、杨沫(1914—1995)的《青春之歌》(1958)是最成功的“成长小说”,它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①就显性层面讲,小说表现了这样的政治主题:它以1931年9·18事变到1935年12·9运动之间的社会政治风云为背景,通过一位年轻的知识女性林道静的成长道路,表明一个道理: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自由和幸福追求,同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阶段解放的崇高事业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从而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主人公的“成长”表现在:林的原始动机本来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许多“五四”青年一样,是一个反抗旧制度的个性主义者,但随着反抗过程的加深,她逐渐了发现个人化的对于幸福幻想的追求是行不通的,于是她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并先后接受了卢嘉川、林红、江华等人的教育,经过监狱生活的考验,她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之后党又把她派往农村,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经受了革命斗争的洗礼,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定的而成熟的革命者,并成功领导了北京大学的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这样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与历史一同进步”的成长过程。②就作品的隐性层面来看,三场爱情戏,构成了《青春之歌》叙事结构的主干:与余永泽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与卢嘉川的“英雄救美”式的爱情、与江华的“政治化”的爱情。小说在它表面政治色彩下面,实际包裹的是一个不安分于现实和命运的知识女性在情感生活上的一段追求、波折和遭遇。③《青春之歌》除了内部丰富的“隐性结构”,还成功地在其中掩藏了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的若干主题:女性主义的、“娜拉出走”式的主题,知识分子自愿接受磨难、为改造社会而斗争的启蒙主义主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主题,个人私密情感的主题、乃至“出轨”式的另类爱情体验主题。这些都丰富了小说的内容
本文标题:第二章 五六十年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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