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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概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和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辞赋创作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骈文的出现和成熟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第一节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一、文学的自觉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建安文学体现了特有的精神风貌注重“气质”,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辞赋、书信、诏令等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新鲜生动的气息。曹操的教令在建安各体文章中,曹操的教令甚具异彩,饶有通脱之风。诏令之体,属于庙堂之制,在两汉时期,这种体制的文辞庄重典雅。曹操所作诸令,不但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风格也不拘常例。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等,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率真之气,所以就容易带有个人色彩。这对于公文性质的诏诰而言,不啻是一种文学性的改造。。曹丕、曹植的书札曹丕、曹植的书札同样在应用性的文体中显露出了文学魅力。内容多为抒发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因而较之前代书札,更能随境生趣,摇曳多姿。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的《与吴季重书》等,不但慷慨任气,而且文采焕然。建安时期善为书表之文的,还有陈琳、阮瑀、繁钦、吴质、应璩等人。另外,陆云、刘琨、王羲之等人的书札短章也感切于心,笔致清拔。抒情小赋的繁盛抒情小赋的涌现,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如王粲的《登楼赋》。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曹植的《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向秀的《思旧赋》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对惨死于司马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怀。阮籍的《猕猴赋》刻划贪求利欲者“人面兽心”的丑态。刘伶的《酒德颂》表达对名教礼法的蔑视;陶潜《归去来兮辞》展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性。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但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论辩文的勃兴魏晋时期,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各种思想交锋争辩,成为一时风尚。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如赋体出现辩难之作,以及以思理见长的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论辩文至魏晋才出现高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主题广泛,主要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二)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风力。章太炎《论式》赞赏魏晋论辩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嵇康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如《养生论》将论辩文推到新的高度。第二节南朝美文的衍化一、世重文翰南朝文坛沿着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带有阶段性的特点。刘宋时代,文学本身的情采魅力再度焕发,扭转了东晋后期文学一度附庸于玄学的偏向,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起来。齐梁以后,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美文的影响力还波及北方。宋文帝时立玄儒文史四学,文学的独立性地位更加明确。二、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1、谢灵运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谿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山居赋》以汉大赋的规模铺写个人的隐居生活,在文体上的创新之处是以散体笔调作自注,其中有些描摹山水风景的注文灵动亲切,自然有味,对后世散体山水游记的兴起,不无导源滋养之功。2、颜延之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3、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代表作《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三、史论文史传文学的递嬗之迹,反映了南朝美文的衍化进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有心合史职与文才于一体,显示出以骈文论史的高超水平。此外,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其文章本身也表现出卓尔不凡的骈文才力。四、齐梁新变之风齐梁时期,文学的“新变”意识更加突出,对于文章体貌深有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永明声律说兴起。二是文笔之辨的深入。对于文笔的辨别,发生于宋齐时期。三是不拘常体的呼声。齐梁文章善于在题材与风格的处理上翻新出奇,各竞新巧。齐梁前期笔力健爽的作家,以江淹和任昉为代表。江淹的《别赋》与《恨赋》构思新颖,是南朝抒情小赋的名篇。任昉擅长辞笔,虽多出于应酬,但措辞得体,骈文技法高超,与一代词宗沈约并称,有所谓“沈诗任笔”之誉。代表作《奏弹刘整》。五、诗体赋与写景文诗体赋是齐梁文章新变的成果,这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如沈约《愍衰草赋》。还有一些作家将五言与七言诗句式错杂地用于赋体,如萧悫《春赋》。其后庾信的同题赋运用得更为娴熟。写景文的成就也引人注目。如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第三节南北朝的骈文和辞赋一、骈文的概念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骈文在形式上讲究对偶,因其多偶句似两马并行而称之为骈文。在声律上虽不如诗歌严格,但追求平仄配合、音韵谐和。其他如讲究文采华美,讲究用典等等。骈文因其多用四六句式,所以也称“四六文”。二、骈文的产生和成熟先秦散文中已出现偶句,在汉赋中骈偶的成分增加,进而影响到散文,散文骈偶化的倾向渐渐抬头。魏晋时期日趋定型,骈文初步形成。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完全成熟而极度兴盛的地步。三、南北朝骈文的创作情况南北朝骈体广泛流行,并辐射到各种体式。宋代的骈文名家有鲍照,其代表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和《哀江南赋序》。齐、梁时代骈文名家、名作有: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此外,刘勰的《文心雕龙》、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也都是优秀的骈体文。四、南北朝辞赋的创作情况赋体的主要特点是“体物言志”,讲究文采,韵散相间,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汉以后,赋或向骈文方向发展,或进一步散文化。接近于散文的为文赋,接近于骈文的为骈赋。南北朝辞赋大多呈现出骈体化的趋向。宋代有鲍照的《芜城赋》;齐、梁时代有江淹的《恨赋》和《别赋》、庾信的《小园赋》和《哀江南赋》。五、作品赏析吴均《与宋元思书》本文是吴均写给好友朱元思信札的节录,是书信形式的写景抒情散文,也是魏晋南北朝骈体文的传世名作。魏晋南北朝时代以老庄为代表的玄学流行,道家崇尚自然的精神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山水文学的蔚起。作者集中地描写了从富阳至桐庐间富春江的奇异独绝的山水景色,透入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和深刻的审美体验,并流露了对世俗的厌倦情绪。第三节南北朝的散文散文是一种句式自由,不重对偶、声律,不押韵的文体。南朝文坛骈文占据着统治地位,纯粹的散体文章的创作处于衰微的地步。在史传方面较为著名的作品有宋范晔的《后汉书》,但也受到骈俪文风的影响。北朝散文虽也受到骈体文的影响,但出现了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颜氏家训》等散文名作。总的来说,南北朝是散文中衰的时代,要彻底改变这个局面,还有待于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水经注》(一)郦道元简介郦道元(470—527)字善长,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出生于宦官世家。先后在平城(北魏首都,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阳担任过骑都尉,御史中尉和北中郎将等中央官吏,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做过冀州(今河北省冀县)长史,鲁阳郡(今河南省鲁山县)太守,东荆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刺史,河南(今洛阳)尹等职务。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游览。他跟随父亲在青州时候,曾经和友人游遍山东。做官以后,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并且在余暇时间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他一生对我国的自然、地理作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并且撰写了地理巨著——《水经注》,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二)关于《水经》《水经》一书写于三国时期,是一部专门研究河流水道的书籍,共记述全国主要河流一百三十七条。共四十卷(原书宋朝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三十多万字,是当时一部空前的地理学巨著。原文一万多字,文字相当简略,没有把水道的来龙去脉和详细情况说清楚。郦道元认为,应该在对现有地理情况的考察的基础上,印证古籍,然后把经常变化的地理面貌尽量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郦道元决心为《水经》作注。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看了不少精详细的地图。据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四百三十七种书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他的《水经注》这一名著。(三)《水经注》的内容、特点及地位《水经注》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全书记述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不仅详述了每条河流的水文情况,而且把每条河流流域内的其他自然现象如地质、地貌、地壤、气候、物产民俗、城邑兴衰、历史古迹以及神话传说等综合起来,做了全面描述。内容比《水经》原著要丰富得多。在写作体例上,它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各地的地理概况,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从涉及的地域上讲,郦道元虽然生活在南北朝对峙时期,但是他并没有把眼光仅限于北魏所统治的一隅,而是抓住河流水道这一自然现象,对全国地理情况作了详细记载。不仅如此,书中还谈到了一些外国河流。总之,《水经注》是六世纪前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杨衒之,《魏书》、《北史》均不立传,生平事迹不甚可考,有的说他曾任北齐期城郡太守,也有的说他官至秘书监,都不知道确否。不过从本书本卷首署名及卷中自述来看,作者曾任北魏抚军司马,担任过奉朝请,并且亲身经历了北魏中后期的全盛与变乱。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杨衒之因有事重经洛阳,看到昔日金碧辉煌、鳞次栉比的寺院宫观都成了鸟兽出没之所与牧童野老往返之地,于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之余,写下了《洛阳伽蓝记》一书。伽蓝,梵文Samgharama(僧伽蓝摩)音译的略称,意思是“众园”或“僧院”,即佛教寺院。他之所以写这部书,不单是为了记录北魏佛教全盛时期的概貌,也是为了记叙当时社会的富庶,追溯祸乱的由来,悲慨繁华的消失。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北魏佛寺的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此书多采用单行散句,也杂有四六骈偶句式,文笔洗练流畅,风格秾丽秀逸。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三、颜之推《颜氏家训》(一)颜之推简介颜之推(531~591以后),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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