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箭：再论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院士问题――回应尹玉吉先生的商榷

张箭：再论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院士问题——回应尹玉吉先生的商榷时间:2008年4月5日作者：张箭（四川大学教授）来源:学术批评网关键词:我的《现阶段大陆社会科学界不宜设院士》一文先是在《学术批评网》发布（2006年8月），接着由该网站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正式发表（[1]2006年第11期学术评论卷PP.71-79），后来又被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分册全文复印（2007年第2期）。这样，总算在鼓吹设立社科院士（制度）、以此争名夺利的一片聒噪声中，有了一点让社科界清醒、令文科学者冷静的声音。借此机会，谨向《学术批评网》网站及其版主、《社会科学论坛》编辑部、《社会科学总论》编辑组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良好的祝愿。不过“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由于种种原因都可能对某种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如同社会科学学科本身的一个特点是见仁见智的，对于是否在当今中国大陆设立社科院士（或学部委员）的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的。尹玉吉先生发表了《设立我国的社科学部委员制是科学之举——与张箭教授现阶段大陆社会科学界不宜设院士商榷》一文（[2]《河南师范大学学版》（哲社版）2007年第5期，PP.79-80），批评我的观点。《礼记》云：“来而不往非礼也”；孔子曰“余非好辩矣，余不得已哉”。是故，我只好就尹先生对我（的文章）的批评进行反批评。而摆事实讲道理的反批评也合乎尹先生也推崇的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2]P.80左栏下）的方针。一、批评之批评我先按尹文行文顺序进行反批评。我一贯认为，当今世界知识界最重要的奖励为诺贝尔奖，但其中的与社会科学—文科有关的三项奖（文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不具备权威性，其份量比自然科学技术的三项奖（物理奖、化学奖、生理学/医学奖）轻得多。并在那篇文章中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果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很适用于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尹文把我的这一观点斥之为“无知的表现”；并例举前社会主义苏联和波兰的列昂惕（捷）夫、列康托罗为（维）奇、哈萨尼分别于1973、1975、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以作品《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以《静静的顿河》、索尔仁尼琴以《癌病房》分别于1958、1965、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的泰戈尔、墨西哥的帕斯、南非的英语作家×××（尹文掉了姓名，应为约翰•库彻）、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智利的帕聂鲁达也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以证明我的无知，他的博识；我的观点错误，他的见解正确。并诘问“这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吗”（[2]P80左栏中）？我的回答是，1989年以后的波兰，1991年以后的苏联（独联体及波罗的海三国）是资本主义公开复辟的国家，说1994年时它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硬伤”。它们的公民于1973、1975年的获奖也是西方对苏东分化、和平演变、怀柔的一种表现。至于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被西方人把持的用于反共、反马列、反苏、反华的工具。诺贝尔文学奖曾授给并无传世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毫无地位的反共老手、冷战挑起者、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奖给参与动乱、流亡海外、坚持自由化、并与“台独”分子打得火热的高行健（此公2000年以作品《一个人的圣经》、《灵山》获奖）。高氏在国内文坛充其量是个三流作家。而当代文学巨匠茅盾、巴金并未获奖；一流作品《创业史》、《李自成》、《平凡的世界》也未获奖。尹文提到的那些苏联作家，大多是持不同政见者；其获奖作品一般都是灰色的、伤感的、暴露阴暗面的，而非我们所倡导的主旋律作品。苏联的无产阶级大文豪高尔基也未曾获奖。况且上述有的获奖者也认识到授奖者有所用心，而拒绝领奖，如尹文所举例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3]参王平等：《诺贝尔奖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37）。可见尹先生贴金也没贴对地方。我们再看看诺贝尔非科技奖中的和平奖。和平奖曾授给马歇尔。此公曾来华帮助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内战，后来又提出遏制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臭名昭著的马歇尔计划；和平奖曾授给戈尔巴乔夫。此人把党、国家、红军搞垮，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平奖还曾授给达赖。达氏是“藏独”头子，曾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分裂国家，复辟封建农奴制；最近（2008年3月）又煽动打砸抢烧骚乱，是个依附于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中华民族叛逆。……所以，诺贝尔非科技奖并不权威、公允、有多大分量。而且，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交锋，诺贝尔非科技奖的特性就改变不了。与此相应，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有阶级性、民族性、政治性的特点也改变不了。社科成果的科学性是相对的，这一特性也改变不了。而自然科学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带阶级性、民族性、政治性。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4]《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P444）。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为一批社会科学大家冠上与两院院士类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或学部委员）”那么一种“最高学术称号”；当然我赞成给其中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冠以最高政治称号，诸如“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第某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等等。尹文第一条声言，胡乔木、邓力群等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家，他们的学识是一般科学家所不能比拟的（[2]P80左栏中）。我承认胡乔木、邓力群同志是有深厚学识的理论大家，我也对他们怀着敬意。但他们同时也是革命家政治家，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胡为政治局委员，二人皆为书记处书记）。如果没有这个职务身份，不是政治家，他们恐怕也成不了理论大家。说“他们的学识是一般科学家所不能比拟的”，有些无聊和横蛮。既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大家，比学识就应该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科学大家比，怎么去与一般科学家相比呢？比之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火箭导弹之父钱学森、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得主们（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王永志、刘东生、叶笃正、李振声、吴孟超、闵恩泽、吴征镒）等等，我认为科学大家们的学识更深厚，我更敬佩他们。我在《不宜》一文中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标准难以掌握，很多都是见仁见智的”；“社科成果的轻重、级别、平优难以把握”。尹文第二条、第三条两三次指责我这是犯了“不可知论”的简单错误（[2]P80左栏下）。不可知论（agnosticism）是一种否认人类能够认识或能够彻底认识世界的哲学学说。而我的《不宜》恰恰体现了一种可知论（theoryofknowability）的哲学精神。正是通过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从感性到理性，又从理性回到感性，再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样反复的认识路径和实践过程，我才总结出社会科学的一些特性，得出社科成果很多都是见仁见智的，其轻重等难以把握的科学结论。所以，给我扣上不可知论者帽子是张冠李戴。我们再回到具体问题上。要驳倒我的社科成果见仁见智、难以把握的立论，就得先驳倒我支撑这个立论的论据、例证，或驳倒我的论证过程，或立论与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可尹文对此不置一词，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例如，由黎澍同志引发的关于否定或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大讨论，尹先生并未评判谁对谁错，甚至没有评判哪一方的正确成分多一些，哪一方的错误成分少一些。又如，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自然是取得了一项来之不易的成果；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上面发表文章则是常事（[1]《不宜》，PP.72-73）。请同志们想想，这些是不是事实；这些例子和《不宜》举出的许多例子还不足以证明社科成果很多都是见仁见智的，其轻重等难以把握的论点吗。也请大家想想，连社科成果的单项小奖都不易评好，又怎么给那些荣获社科成果单项奖的大户们评上一个终身大奖——社会科学院士或学部委员。尹文第三条对我反问，是否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地厅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国家级干部也不少，前国家领导人和现国家领导人更多的是搞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不少高级领导人是院士，却丝毫没有降低院士制度的意义”（[2]P80左栏下右栏上）。我自然知道这些情况而且可能比尹先生搞得更清楚。但我认为，第一，尹文的举例不对。比如所谓“前和现国家领导人更多的是搞自然科学的”便差矣。只能说前和现国家领导人更多的是搞自然科学出身的。他们读大学本科时（个别的还读了研究生）和毕业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是学和搞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人员。但还远远不是科学家、发明家。在他们一步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在走上地厅级及以上的领导岗位从政后，他们渐渐脱离了专业技术工作、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成为了一个党政领导干部，最后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及以上）。到这时，他们就连工程技术人员也不是了，对自己原来的学科专业也疏远了，甚至陌生了，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等。第二，这里涉及到什么样的人才是科学家发明家，对此两家如何定义的问题。窃以为科学家发明家者，乃以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为主要本职工作，并卓有成效很有成就，达到较高水平较深造诣之人也。前和现国家领导人中搞自然科学出身的在没有成长为科学家发明家之前便走上高级领导岗位改行了，所以他们自然不会也不可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须知只有少数最优秀最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才可能当选两院院士。自然科学技术的学科性质特点保证了现行的两院院士制度大体科学、合理、公平、可行。第三，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虽也有不少高级领导人是院士，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学科专业科研方面做出了重大成就，取得了突出成果，当选为院士后，才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不排除有个别例外）。例如我校（四川大学）的前副校长刘应明、现副校长魏于全（皆为中科院院士）。他们都是在当选为院士后才被提为副校长的（需说明一下。2000年原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三校合并后，川大被定为副部省级单位。现任校长是候补中央委员）。当选院士之前，他们连正处副处级的中层干部都不是。而不似在社会科学领域，其步骤顺序一般正好相反。君不见已经选出来的准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其中大多是或曾是正副院级正副所级领导干部（相当于正副部省级正副地厅司级干部。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正地厅司级及其以上干部便属高级领导干部）。如果把目前在个别单位局部系统试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提升为院士制，推广到全国，那不知道将有多少高级干部充斥其中。不信我们拭目以待，勿谓言之不预也。我在《不宜》中提出了多数社科成果有时效性，而多数科技成果无时效性的观点，并举若干例子证之。尹文第四条说时效性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本质区别。但却没讲更没讲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他又说“不能用时效性的强弱看待科学的价值”（[2]P80右栏上）。但我仍认为有无时效性，时效性强或弱是看待科学的价值的重要尺度之一。尹文还嘲讽我，不懂得“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原理”。可我仍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的真理更加接近于绝对真理，因而具有更绝对的价值；社会科学的真理更加接近于相对真理，因而具有更相对的价值。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社科院士”的遴选除了有学科特点这个最大的困扰外，还有在时间上和操作上不方便、在技术上不太可行这个障碍。尹文第五条认为遴选社科院士在技术上可行，因1947年（应为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的院士就有文科院士，1955年评选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但我认为这两部分文科院士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前者是在全面内战激烈进行时期产生的，后者是在强调以阶段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在今天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时代，遴选“社科院士”必定不便操作；或者说要作到相对公平合理必然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尹文第五条还提出，西方和东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已经实行了院士制度（包括社会科学）。所以找技术原因来阻止实行社科院士制度不能原谅（[2]P80右栏中）。对此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