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趋势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趋势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者简介：J•彼得•布罗修斯(J.PeterBrosius)，佐治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整体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人类学会人类学与环境分会前主席，2005年获得“洛德斯•阿里斯佩(LourdesArizpe)人类学与环境奖”，其环境人类学研究主要关注本土和全球规模保护的文化政治学，他还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在社会背景中促进保护”计划的协调委员会成员，Email：[e-mail]；萨拉•L•希契娜(SarahHitchner)，佐治亚大学整体性保护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助理，她2006-2009年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开展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主要集中于合作记录可拉必高地的地貌史，其博士论文《地貌再造：可拉必高地与保护和开发之约》分析了如下论题：合作研究方法、为社群绘图、参与性地理信息系统和技术转让、基于社群的生态旅游业、跨界保护倡议和有关保护实践的政治生态学，Email：[e-mail]译者：王爱松重新形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间联系的概念：超越生物文化视角本文的前提基于这样的假设：探讨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的联系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有效地分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我们分析的前提是承认多样性可能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特别是在试图跨越各种文化定义和生物学定义的视差对多样性作出描述时更是如此。正像马古兰注意到的：多样性有点儿像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对它注视得越久，似乎就越难以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而从不同的角度打量，又可能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感知。(Magurran1988，p.1)多样性这个概念的语义范围跨度极大，从一个数字、一种指标到一种价值承诺，其间相距甚远，而且必须承认和接受这种语义范围。在过去20年中，学者、实际工作者、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既存在空间上的联系，也存在概念上的联系。尽管这种认识的谱系相当复杂，但其简化版本是：它主要来源于将这种观念设计为一种策略的原住民拥护者，目的是肯定原住民是值得重视的知识拥有者和生物多样性的守护者[Brush1996；Burger1990；Gray1991；InterationalWorkGroupforIndigenousAffairs(IWGIA)1993-1994；Kemf1993；SuzukiandKnudtson1992；Taylor1990]。偶尔，它也会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用以宣称原住民族——通过其生态学知识而拥有某种具有难以估量价值的资产——一幅所有生命都依赖于其上的地球生物多样性地图。用原住民语言、习俗和实践对其进行编码，也许比将其储存在现代科学的图书馆里更能达到对自然的理解。(Durning1992，p.7)他们是这样一些人——通常生活在偏僻的地方(Tsing1993)，政治和经济上被边缘化。我们估计他们拥有丰富详尽的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人对草药、作物品种、树木、动物习性以及很多其他东西的观察和试验。流传最广、在森林与民族的命运之间建立最直接联系的论点，也许是断定原住民知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使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罪魁原形毕露而言很重要。在奥萨布尔看来，生物多样性的灭绝与文化多样性的毁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土著文化的丧失，有关与地球平衡相处的生存方式的知识和对这种知识进行编码的价值体系也在逐渐消失，而这种知识至关重要，生死攸关。(Ausable1994，p.211)明确建立这种关联的最早文献之一，是1988年的《贝伦宣言》，它承认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1992年，伯纳德•尼采曼提出他所称的“生态文化公理”(bioculturalaxiom)，使这种联系进一步成形(Nietschmann1992)。后来被称为“生物文化视角”(bioculturalperspective)的观点的源头，是某种危机感——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说法，有一个很长的谱系(Myers1979；Wilson1988)，目前对危机急迫性的表达是这种谱系的延伸。约翰•特尔博格谈到了我们正面临“生物世界末日大决战前景”的事实(Terborgh1999，p.123)。苏莱和特尔博格描绘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并警告说“自然的每一孤立残存碎片，都陷于文明越来越勒紧的止血带之中”(SouléandTerborgh1999，p.12)。不那么直接的隐含意义是，生物灭绝的时钟正在嘀哒作响，即便我们的方法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已经时不我待。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说法已经形成势头，我们见证了全球越来越关注受到巧取豪夺和文化丧失所威胁的原住民族的命运(ConklinandGraham1995；Niezen2003；Varese1996)，堪称例证的有一场跨国性的原住民权利运动，以及诸如“森林人民纲领”(ForestPeople'sProgramme)、“文化求存国际”(CulturalSurvivalInternational)、“原住民事务国际工作小组”(InternationalWorkingGroupforIndigenousAffairs)等非政府组织的倡议。生物文化视角通过承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联系密不可分而兴起。对在生物多样性的名目下工作、既主张文化多样性又主张生物多样性的许多提倡者(Harmon1996；LohandHarmon2005；Maffin2005；Sutherland2003)来说，这是个诱人的理念，它对于将其作为对全球多样性丧失的一种回应而言“是有好处的”。结果是出现了几种动议，这些动议试图通过记录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存在为这种洞见增加砝码。生物文化视角的支持者声称已出现一个新的“经过整合的跨学科领域……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将理论和实践、科学和政策、伦理学、人权等联系起来”。(Maffi2005，pp.612-613)承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联系是一回事，但就这种联系的本质形成概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概念的形成，应既有益于产生新的洞见或新的实践形式，又有益于进一步理解其对于政策和管治的隐含意义。在这方面，还必须找出生物文化视角的缺失。尽管有人宣称我们正目睹一个跨学科新领域的出现，但迄今为止，生物文化视角的支持者却将异常多的注意力投入到确定各种指标，这些指标使他们可以开发出种种地图，展示各种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空间上的相互关联。将这些相互关联与保护政策联系起来的工作中的一个关键角色，是非政府组织“绿色语言”(Terralinguan.d.)。这些空间化的图形形象，可能是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间的联系形象化并对其进行评估的重要工具，但是，在推进一以贯之的研究方面，或者说，在促进既支持生物多样性也支持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方面，它们的意义十分有限。为何如此？有以下若干个理由：首先，制图方法和相关性研究方法似乎受到以下假设的引导：这类可视化能不证自明，它们对研究者或决策人的意义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直觉的。这样，一种生物文化视角提供的只是一种与行动的模糊联系——无论我们说的“行动”是指研究、跨学科协作，还是指对政策、实践或权利问题的参与。断定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联系，并且通过制图将这种联系表现出来，与提供一幅概念性的路线图来应对两种形式的多样性面对的威胁并非一码事。因此，最终，这些空间的关联会产生什么并不清楚。其次，得出的结果随分析的规模而非常多变(Manne2003)，这些相关性所依据的指标过度使用简化的多样性替代物(例如，用燕雀类飞鸟充当生物多样性的替身)，有鉴于此，对所产生的相互关联的可靠性，存在一系列必须提出的根本质疑。在使用简化衡量指标表现多样性方面，存在着某种内在矛盾。第三，生物文化视角实用价值有限，因为它往往只是赋予人类的一部分——那些生活在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地方，因而使其“在空间上被幽闭”(Appadurai1988，p.37)的众多不同小型原住民共同体以特权。这样的共同体都遭受过漫长的被边缘化历史，如今又处在从各种项目中获益的状态，这些项目赋予他们特殊地位，以实现某种变革，但尽管如此，生物文化视角仍然是一把双刃剑。这种秘而不宣的对原始的偏好(Appadurai1996，p.139)，意味着多样性程度低的地方是作出牺牲的地方，对那些从事推进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人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Cocks2006)第四，生物文化视角完全是那种危机说法的产物。无疑，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应当关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遭到全球规模的迅速侵蚀(RedfordandBrosius2006)，但是，一种完全从危机角度来界定的视角，忽视了从人类的能动性和杂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态的、具有创造性的可能性。最后，生物文化视角受假设的空间、地点和文化的同型论(isomorphism)之害，(在这种同型论中)空间本身成了一种铭刻文化差异、历史记忆、社会组织的中立网格。正是以这种方式，空间在社会科学中发挥了中心组织原则的功能，而与此同时，它又从分析的视野中消失了。(GuptaandFerguson1992，p.7)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提出的，承认文化的创造性活力及其脱离空间与地点的自主性，是相当关键的。显然，为了有效地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一种思考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联系的独特方法。一种非常倚重对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间的空间关系作视觉再现的生物文化研究方法，明显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下面，我们试图界定一种理解这种联系的更富有成果的概念方法，并且为研究、政策和实践提供一个框架。我们提供了两种说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联系的方式。首先，作为对以危机说为依据的生物文化视角的回应，我们提出，可以通过承认使多样性的各种过程受到冲击的范围很广大，像一种光谱，以此更有效地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尽管多样性丧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产生多样性的过程也在起作用。承认各种过程这个光谱的广泛性，而不是仅仅关注光谱的一端，是很重要的。其次，我们尝试进行某种分析，它通过了解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趋势，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保护不是一项静态的事业。恰恰相反，其特征是由一系列连续的不断变化的重点事项和实践构成，这些重点事项和实践塑造了保护行动者处理人类因素的方式。因此，制定有助于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的新战略，不仅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模式的问题，还在于承认保护政策和实践中的一系列转变是如何将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思考楔入到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实践之中的，并且要对未来的其他选择作出界定。在同质化与杂种性之间：重新考察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的联系在寻找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概念整合并因此寻找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的概念整合的努力当中，我们需要了解当代各种过程构成的某种光谱，这些过程不仅减少多样性，而且产生或者修改了多样性。承认存在着某种介于同质化(homogenisation)与杂种性(hybridity)之间的光谱，并不是要否认危机说，也不是意图否认存在着经由同质化过程而对多样性构成的威胁。正如雷德福和布罗修斯指出的：推动多样性的力量和推动同质化的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结果泾渭分明的最后交锋。在世界上差不多每个地方，多样性都正在败给同质性。(RedfordandBrosius2006)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补苴罅漏的尝试，办法是针对既侵蚀也创造全球多样性的种种过程的多样性进行一次更广泛的评估。同质化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在概念上的重要联系之一，是承认通过一系列以同质化为大标题的不同过程，这两种多样性在今天都正在递减。正像雷德福和布罗修斯指出的：近年来，横跨科学、宣传、学术等多个领域，我们见证了有关多样性丧失和同质化威胁的评论异乎寻常地增多。这种多样性丧失的各个维度以复杂、相互关联的方式扩大到整个文化和自然领域。从纯属于人类的一侧开始，这些维度包括：中东的城市中心和日本小村庄的毁坏，欧洲朝圣路线的消失，语言的灭绝，以及随之而来的全世界文化多样性这幅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