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

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张国辉集》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作者：张国辉(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4-2512:19:26发布)阅读328次【内容提要】清朝财政到嘉、道年间已因多年来收支失衡，形致拮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费支出浩大；战败后，英国侵略者借机敲榨巨额赔款，加重了清政府财政困难。1851年太平军起义，14年间，内战蔓延18个省区，大半个中国早已无法征收各种赋税，而内战战费、军饷等支出，频年浩增。到1853年4月，正当内战进入激烈阶段之时，户部无力筹集军饷，政府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清政府决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咸丰令户部发行官票、宝钞，嗣又令户、工两部鼓铸铜、铁大钱，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后果。从而物价猛涨，商品市场物资严重缺乏。铜、铁大钱和官票、宝钞在流通中遭人民强烈抵制；人民生计异常困难，社会秩序剧烈动荡。延至1862年底，迫于形势，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收票钞。【关键词】财政/通货膨胀/官票/宝钞【正文】清王朝统治到嘉庆道光之际，已处于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爆发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战后10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使清政府在应付内外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战费，对外战争失败后又支付了巨额赔款，这些均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一、鸦片战争与晚清政府的财政、货币状况鸦片战争前夜，清政府中央财政收支的总状况已经表现为岁入渐见减缩，岁出频年见增，左藏渐见短绌的景象。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向以地丁、钱漕、盐课、关税和其他杂税为其主要构成，其中以地丁（注：清政府实行的农业税是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通称地丁，亦称摊丁入亩，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收入占最重要地位。在一般情况下，地丁约占财政总收入的3/4，盐课、关税及其他杂税约占总收入的1/4。据曾任通政使司副使的王庆云称，道光时期，每年财政收入的定额规定为：名称金额(两)占总收入百分比(%)地丁杂税3334803473.82盐课747587916.55关税43522089.63总计45176121100资料来源：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光绪十四年刊印，直省岁入总数表。就上述财政收入定额而言，地丁固然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在道光朝之前，每年地丁所入已经是征不足额。到了道光朝，又由于西北回疆地区镇压少数民族的战争，黄河、运河频年决口，以及各省不时发生的重大灾情等原因，使地丁收入数额屡屡减少。预计18省额征田粮应为2500余万两，可是在1847年，据清军机处档案记载，征收额仅在2000万两，两年以后，又减收为1900余万两（注：据清军机处档案，转见汤象龙《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附注8。）；而云、贵、川、广、闽、甘等7省的地丁收入，已难以满足本省军事支出的需要。与此同时，盐课、关税亦因灾情困扰相应减少。所以，各省财政对中央欠解，便成了道光朝以来财政收入上的突出问题。对此，户部在其奏章中说：1843年以前，统计全国各省积欠地丁等项共银5934800两，从1843年至1847年上半年，各省续欠地丁银2064800两，到1847年底，又续欠地丁银1065300两，总共欠银9084900两；截至1848年底，各省陆续完报并豁免的地丁等银共280万两，仍欠770万两之多。户部在详细陈述之后，归纳指出：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是旧欠既已延宕，新欠又复踵增。（注：据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1847年10月6日）、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1849年4月7日）《管理户部事务潘世恩等奏》，转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以下简称《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页。）清中央财政拮据的景象已经无法掩饰了。如果进而联系1838-1849年（道光十八年到二十九年）清政府各年财政收支及其结余的统计进行考察，人们便能更加具体地理解晚清政府财政确已面临严重的挑战。晚清各直省实征地丁、盐课、关税、杂税等项岁入岁出表1838-1849年（道光十八年到二十九年）单位：银两年份岁入岁出收支两抵183841272732.65936209382.3865063350.273183940307372.4134787590.4475519781.963184039035229.79635805162.1093230067.687184138597458.7337341583.4921255875.238184238715060.81837149811.2871565249.531184342264528.62941904903.693359624.936184440163854.83238651694.5141512160.318184540612280.77438815891.1851796389.589184639222630.4236287159.3292935471.091184739387316.11635584467.8373802848.279184837940093.82735889872.0792050221.748184937000019.04136443909.923556109.118资料来源：1、1838-1848年数字见《道光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岁入岁出册》，北京图书馆藏翁同龢家抄本，转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2页。2、1849年数字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页47。考察上述各直省岁入岁出表的统计，人们可以概略地理解道光朝后期财政收支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前夕，清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尚能相抵，每年结余尚有500余万两。这个余额如果与道光以前各朝作比较，显见相去十分窎远。须知，清王朝财政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曾有结余7000余万两。（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但自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九月（1804年10月）10年间，清政府为镇压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河南5省广大地区的白莲教起义，所耗军需饷银多达2亿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注：王先谦：《东华录》（道光朝）卷18，光绪二十五年刊印，页16。）此后，在道光朝前期，又连年镇压西北回民反清战乱，所耗军费也为数不赀。所以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就上述财政收支统计看，就只有区区506万两的结余了。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严重破坏了清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在战火直接波及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4省沿海各地，英国侵略军疯狂地破坏和掠夺，广大居民赖以维持生计的生产资料，几被抢掠一空。战争的进程中又使城乡农民、手工业者废时失业，濒临民穷财尽的境地。（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在未受战争直接蹂躏的省份，则因清政府征调频繁，加派勒捐，往往按户需索，计亩征求，居民负担反而倍于常赋，以致民间怨誩纷起，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注：杨松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15页。）第一次鸦片战争给广大人民群众制造的灾难，是无法估量的。战后，英国侵略者借军事赔款、鸦片烟价和商欠等名目，向清政府勒索去了银2800万元，折合白银1960万两。这笔巨款的半数以上取自商民，约计1510万元，占总数的54％，其余1290万元则取自官库，占46％。（注：这里所称商民是指广东行商和行商公所；官库是指广东藩库、粤海关税银、江苏地丁正耗银和江苏藩司等。详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0-433页。）西方侵略者的暴力掠夺，必然地在清政府的财政上投下强烈暗影。上述统计表反映：1843年清政府的岁入为4226万两，岁出为4190万两，两相抵销，仅有余款35万余两，为清王朝建立政权以来国库收支所从未出现过的景况。1843年以后的几年，在岁入上似稍见转机，但国库的储备依然无所改善。以致1848年3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潘世恩等不得不向道光密奏：现在银库实贮数目除已到未收银20余万两外，截至二月十六日（1848年3月20日）仅存银十二万三千九百余两，比较历年，甚形支绌。（注：《管理户部事务潘世恩等密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以下简称《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8页。）为了说明库藏支绌真情实况的由来，户部特作详细分析：历年岁入之数应有四千四五百万两，岁出之数约需三千八九百万两。按额核计，倒有盈余；但是，以近今十数年计之，海疆、回疆及各处军务，东、南两河工用，南北各省灾务，统计例外用款（注：清代财政上称河工、赈灾、军费等为例外支出，依靠捐例收入和动拨财政结余来解决。），多至七千余万两，清查库亏九百余万两；而岁额所入，除豁免、缓征、积欠等款，前后牵算，每岁不过实入四千万两上下，所以，实际的收支情况是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注：《大学士管理户部卓秉恬等折》（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一日），《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170页。）随后，库储情况更见恶化。大学士管理户部卓秉恬不得不又在密折中再度向道光陈述：截至本年十月三十日（1850年12月3日），国家银库实在现银只有一百八十七万余两，连已拨末解及起解在途各银二百二十五万余两，共银四百一十二万余两。（注：《管理户部卓秉恬密折》（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171页。）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国库空虚的景象。这期间知悉内情的内阁官员常为之惶惶不安，所谓府库日虚，征求益急，当此之时，会计之司左支右绌，一筹莫展（注：道光二十六年内阁学士朱嶟语，见《皇朝政典类纂·钱币四》，光绪二十九年刊印。）。关于道光朝后期国库空虚的缘由，上述通政使司副使王庆云也曾有所论析，颇有参考价值。他说：综核今昔出入大数计之，盖今之视昔，绌于入者二，溢于出者一。各省地丁岁额三千二百余万，迩来实征，止二千八九百万……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余万，迩来实征，常不及五百万；河工之费，嘉庆时只一百余万两，当时值钱一百余万串，迩来增至三百五六十万两，而银价倍加，是七百余万串矣，四十年间增至五倍（注：王庆云：《敬陈正本清源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901页。）。国家岁入和岁出呈现为入者日少，出者日多，国库安得不趋于空虚？王庆云在分析晚清财政状况的演变中，提到了嘉道年间银价倍加对财政的影响，很值得注意，可惜他仅仅一笔带过，不曾稍作分析。实际上他所说的银价问题，就是指嘉道以来日趋严重的银贵钱贱问题，它与国家财政盈绌既有密切关系，自然也有其独特的内容，惟两者互相激扬，成为晚清财政货币两大棘手问题。如所周知，出现于嘉道年间严重的白银外流问题，源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和走私。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以后，渐冉形成鸦片走私狂潮。西方列强对华鸦片贸易及其走私活动的直接后果，是使得从16世纪以来中国与欧美的海上贸易情势起了根本变化，它破坏了中外贸易的长期走向，逆转了30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一直维持着的贸易出超和白银入超的局面。可以查阅到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的白银外流至晚在1817年即已开始了；其后1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运作便已经感受到大量白银外流所导致的困扰，其数额从1826-1827年的300余万两、1830-1831年的500余万两，一直上升到1833年接近1000万两的事实（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6页。），这种逐步上升的趋势继续到鸦片战争前夕，强烈地震动了晚清社会的经济生活。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外流的严重程度仍有增无减，不能不引起国内银价上涨和制钱价值下跌的后果。它有力地冲击了清政府历来规定的纹银1两兑换制钱1000文的标准。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便有记载说：近数年来，每洋钱一枚可易钱1300文，银则以6钱之重可易（钱）1000文，较昔加倍。（注：《近代史资料》总2号，第43页，转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