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余华生平1960年4月3日（《四月三日事件》的来源）生，山东高唐人。后来随当医生的父亲华自治、母亲余佩文（父母的姓，是余华名字的来源）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先后进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院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诗人陈虹。因陈虹在北京工作，余华后来迁居北京十余年。现居浙江杭州。《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此前他发表了二十几篇小说均没有多少影响，这篇作品发表后，深得李陀等著名评论家的好评，余华于是一举成名。此后，他在《收获》等国内重要刊物上接二连三的发表了多篇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令文坛和读者震撼，在评论家的密切关注下，他很快成为了马原之后中国先锋派小说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先锋派•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中国先锋派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孙甘露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元小说技法•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余华的早期小说余华的早期小说主要写血腥、暴力、死亡，写人性恶，他展示的是人和世界的黑暗现象。他小说中的生活是非常态、非理性的，小说里的人物与情节都置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之中。正如谢有顺指出：“暴力是余华对这个世界之本质的基本指认，它也是贯穿余华小说的一个主词。”语言、“怎么写”•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暴力美学•80年代中后期，余华为首的以“深刻”著称的几位先锋作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小说创作时，几乎都固执地偏爱着表达人性中负面的东西。暴力、血腥、残忍、阴晦，频繁的出现在先锋小说中，甚至成为某些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情趣，衍生出一种叫人尴尬的所谓暴力美学来。我想，这是先锋作家们无意中的有意为之。作为以“革命”、“创新”、“叛逆”姿态登上文学舞台的小字辈，他们在那时太需要尽快取得振聋发聩的影响与效果了。80年代中后期，叛逆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腔调与姿态，有违常态的东西是大受欢迎的，往往很容易就能达到震撼的效果。华丽的转身当余华以《现实一种》、《往事与刑罚》、《河边的错误》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形成了“冷酷”和“残忍”的极端个人风格，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奠定了自己绝对的先锋大师的地位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余华在鲜花与掌声中突然转向——《活着》、《一个地主之死》、《许三观卖血记》等几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被视为余华从“先锋”到“世俗”的转变。《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于是就有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的写作与出版。尽管在这种“转型”之初，余华还有些羞羞答答地不愿明示，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在接下来几部长篇小说中创作风格的改变：被极端本质化了的平面人物开始恢复血肉之形，虚幻的时间谜语被模糊的故事轮廓所代替，鲜血与暴力面前无动于衷的冷漠眼神中增添了温情与暖意。《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创作转型期的作品，转型首先是从语言的变革开始，作品的语言一改作者过去夸张奇崛的风格而变为平白质朴。为了接近人民的口语,作品中多用短句,少用长句,不用繁复华采的词汇,使老百姓都能读懂,作品就为自己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他采用对话的叙述方式、重复的叙述模式,以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情感使“客观的叙述”、“单纯的对话”、“简单的重复”达到“心动”的效果。作品的叙述方式《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颇具形式美感的作品,阅读中的愉悦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作品的叙述方式,可以说,叙述本身的独特魅力对作品的阅读效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阅读的最初,作品已给人非常轻松的感觉。简洁的叙事、单纯拙笨的人物、大段略带傻气的对话,使全文透着风趣、幽默,让人笑着心酸。身体与血•在许三观的家乡，身体的虚弱一旦被众人察觉，就将遭到人们的唾弃甚至淘汰。只有身体强壮才能赢得众人的敬重，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身体充当了衡量一个人生活质量与前途的尺度。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当当地活下去，首先必须拥有一副生理意义上的好身体。当然，判断身体强壮与否落实在人们的观念里，只有一个指标，那就是“血”的强弱，是看你周身是否流淌着蓬勃热烈而又取之不尽的血液。人们习惯于用身体里最可宝贵的血液来兑换金钱，克服生活里数不清的障碍。每一次苦难都是身体性的人更关心具体的身体饱足与温暖而不是其他追求。人生的意义就这样集中在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或者可以说，身体本身乃是这部小说关怀和焦虑的中心。《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身体哲学最为醒目的一点就是身体苦难以身体的亲自行动来解除。小说中，每一次苦难都是身体性的。直接的、直奔身体的思维身体作为苦难的承担者和救赎苦难的载体，奇特地结合在一起。苦难降临首先是在身体的降临，而苦难的解除同样维系于身体。前者是身体的显在困境，它宣告了人的肉身生命与世界以及与自身的紧张关系，它逼迫你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无法再拖延的绝境；后者则是身体的隐在困境，它不见得马上置人于死地，但它不容商量地加速人的死期的到来，这两者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悖论性的逻辑，即“用身体养活身体”，换言之，用相对缩短的身体寿命营救即将要遭受灭顶之灾的身体。久而久之，卖血变成某种思维方式固定下来。有关身体的哲学•身体作为《许三观卖血记》关怀和焦虑的中心，浓缩为“血液”这一核心意象，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身体哲学：身体问题用身体来解决。小说引领读者进入了中国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向生活所做的最后妥协和最无奈的反抗，既诉说着庸常人生的感伤与绝望，同时又为它装点了缤纷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