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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文学随隋隋朝(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大定元年(581年),北周静帝受禅帝位于大丞相、上柱国杨坚,改元开皇,建立隋朝。因为杨坚原为随国公,但“随”字的“辶”意思有忽走忽停不稳定之意,于是他便弃了“辶”,创了“隋”这个新字作为王朝之名。去礼远众曰“炀”大运河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隋朝大运河的建造,功在隋朝,利在千秋。文史专家顾一平先生说:“大运河凝聚着决策人隋炀帝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敢办前人不敢办的大事的自信和决心。”疏通丝绸之路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剑桥中国隋唐史》“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科举制度大业二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任人唯贤大业三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骠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春江花月夜》(一)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春江花月夜(二)夜露含香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二妃。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可以看出其诗歌风格是丽而不艳,柔而不淫,有正言之风,雅语之气。《夏日临江》亦可看出此风。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隋朝立国短暂,二世而亡,前后不满四十年,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535—586)、杨素(544—606)、薛道衡(540—609),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杨素北方诗人的创作一向以南方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情况则稍为特别。他本身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心雄志大,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清刘熙载《艺概》)。诗中虽亦有些细巧的文笔,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之类,为南朝诗中所常见,但过于艳丽的词汇,却是很少用的。从每首诗的总体气象来看,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向至友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境苍凉老成。前者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后者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感慨良深,举凡时世之变迁,故人之远谪,全身远祸之意念,刻骨铭心之思念,尽收笔底。如其十四:“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ju假雍门琴。”典故详解雍门琴又做雍门鼓琴,是一个典故,也指一种曲调。相传雍门子周以善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曰:臣何独能令足下悲哉……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则横。从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王秦帝,必报雠于薛矣。……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之后,庙堂必不血食矣!孟尝君闻之悲泪盈眶。子周于是引琴而鼓,孟尝君增悲流涕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的《采莲曲》中“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宴》中“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一类诗句,显得宫体气息甚浓。薛道衡的诗亦多以富丽精巧见长。他的名作《昔昔盐》,是写传统的闺怨题材,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抒情的委婉细致,可以说较好地发挥了南朝诗歌的长处。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们所称道。昔昔盐:隋、唐乐府题名。明代杨慎认为就是梁代乐府《夜夜曲》。昔昔:夜夜。盐:即艳,曲的别名。但作为北方的诗人,他们的诗在以南朝诗风为主导的同时,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薛道衡在行役途中写的一些咏怀诗,颇为慷慨有力,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can惊鼋yuan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卢思道的《从军行》,更为人称道: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宫廷文人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瓨hong、王眘shen、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絺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絺zhǐ1、刺绣。2、喻修饰文词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标题:1隋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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