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产需的区划困局

煤炭产需的区划困局2011-08-2209:59:43中国煤炭报由于本地后备资源不足，中东部煤炭老企业生产格局明显西移，而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煤炭消费日增；从地域上看，煤炭产需分离的加剧，正是煤炭物流业发展的机会，但高成本却是制约物流业发展的一道很高的门槛；地方行政干预，“舍人保己”，不仅限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对人对己科学发展经济也是一种伤害；连年的产量快速增长，让不少人过惯了“有”的生活，习惯了“有”的思维，“缺煤”状态下如何发展经济，如今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为时不早。庞德泉摄近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焦化公司调配火车满载“焦炭”外运。“贵州今年出怪事了，六盘水有电厂到山西买煤，到厂价每吨1300多元。遵义、贵阳都缺煤，习水有电厂到云南去买煤。”在不久前召开的2011年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分析座谈会上，贵州省能源局的蒲海帆语出惊人。贵州是南方第一产煤大省和主要煤炭输出省区之一。2010年原煤产量15954万吨，商品煤销售量14791万吨，其中4993万吨销往省外。但今年初以来，贵州电煤供应、电力保障工作却很艰难，贵州电网公司曾发布全网大面积停电红色预警。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克志，今年6月专程到毕节地区纳雍电厂、鬃岭煤矿和文家坝煤矿一矿进行调研，并连夜在织金县主持召开全省电煤供应保障工作专题会议。当时贵州全省库存电煤只能满足现有机组满发5天，有些电厂存煤不足满发1天。“省长亲自抓电煤供应，这是贵州立省以来第一次。”蒲海帆说。此外，贵州省还相继出台了《电煤供应保障工作方案》和《贵州省电煤供应和采购储备考核奖惩暂行规定》，严格奖惩，实施问责。但8月初以来，贵州电煤供应量又急降，电煤保障形势严峻。素有“江南煤海”之称的贵州也缺煤至此？是。也不是。煤炭区域协调难度加大其实岂止贵州一省，今年初以来，整个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电煤频频告急，“煤荒”“电荒”之说不绝于耳。近年来，这些地区煤炭需求量大幅增长，即使是传统产煤大省，煤炭也难以自给自足。山东2010年原煤产量1.43亿吨，自2003年由煤炭调出省变为调入省以来，省内原煤产量占本省需求量的比率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54.2%降至2010年的50.1%。安徽煤炭消费增长加快，今年将发生历史性转折，由煤炭调出省转变为调入省，预计今年煤炭需求缺口800万吨。河南2010年省内原煤产量1.79亿吨，消费量2.2亿吨。湖南2010年原煤产量7902万吨，省内自产煤炭占本省需求量的68%。江西2010年原煤产量2746万吨，省内自产煤炭仅占需求量的45%。重庆2010年原煤产量4377万吨，消费量4700多万吨，煤炭需求缺口430万吨左右。预计到2015年，重庆煤炭需求缺口为2500万吨到3000万吨。四川2010年原煤产量7682万吨，消费量9500万吨，需求缺口近2000万吨。预计今后3年，四川每年煤炭需求缺口近3000万吨。除此以外，江苏、福建、湖北虽有煤矿，但产量小需求量大，煤炭对外依存度非常高。2010年，湖北原煤产量1441万吨，消费量12733万吨，90%的煤炭都从省外调入。预计到2015年，湖北煤炭需求缺口将达到1.2亿吨。而浙江、上海、广东等省市，煤炭供应几乎全部靠进口和外省区调入。云南和贵州是南方仅剩的两个煤炭净调出省。贵州2010年原煤产量15954万吨，销往省外4993万吨。云南2010年原煤产量9760万吨，销往省外1691万吨。但西南市场，还有需要大量调入煤炭的广西。广西2010年原煤产量586万吨，消费量却达到5550万吨。其中，从贵州、云南调入近4000万吨，占云贵两省煤炭调出总量的五分之三。云南、贵州、广西综合考虑，2010年三省区的煤炭消费量约2.7亿吨，总产量2.63亿吨，基本达到供需平衡。到“十二五”末，三省区年需求量预计达到4.5亿吨左右，届时仅靠区域内煤炭产能将难以为继。需求大增的同时，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煤炭产能已经没有太大的增长余地。在已知省区的“十二五”规划中，安徽计划到2015年原煤产量达到1.9亿吨，比现有产量增长5000多万吨，但据说国家能源局建议其产量稳定在1.5亿吨较为合适。山东的目标是省内产量1.58亿吨，比现有产量仅增长1500万吨。云南到2015年的目标产量是1.37亿吨，比现有水平增长4000万吨。四川的目标是产能达到1亿吨，江西计划产量稳定在3000万吨，基本都是保持目前水平。湖南到2015年规划产量6300万吨，比现有产量下降1600多万吨。被寄予厚望的贵州，到2015年计划原煤产量达到2.5亿吨，比2010年增长9000万吨。但贵州省内的煤炭消费量增长较快。今年1月到5月，全省煤炭销售量5709万吨，同比略有上升，销往省外的仅1301万吨，同比下降16.9%。目前全国原煤产量越来越向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西部省区集中，每年的增量，也主要在这三省区及新疆。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产量17.7亿吨，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区产量10.52亿吨，占全国产量的59%。除去这三省区，全国其他省区上半年煤炭总产量相比去年同期是下降的。而且，由于当地后备资源不足，中东部煤炭老企业生产格局也明显西移。比如山东省煤炭企业在省外获取煤炭资源500亿吨以上，规划产能1.8亿吨。江苏徐矿集团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获取资源60亿吨，建成和在建矿井17对，产能1745万吨。目前内蒙古、新疆等地资源竞争加剧，获取新资源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煤炭物流的机遇和困境“上半年铁路煤炭运量占全国货运总量的57.34%，也就是一半以上的铁路货运能力在运煤。”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说。根据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尽管各省区在保障煤炭需求时各显神通，如进口、改买煤为买电等，但目前最主要的途径还在于通过运输，实现国内煤炭的区域调节。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都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进进口邻国煤炭资源运输通道建设。广西去年从澳大利亚、印尼、越南等国进口煤炭约1000万吨。今年上半年，我国净进口煤炭6174万吨。煤炭进口受很多因素制约，如年初国际煤价大幅上涨，澳大利亚又恰逢洪灾，我国煤炭进口量大幅度下降。而且传说中的“中国买啥啥贵”也有一定道理，我们的煤炭主要进口国澳大利亚意欲实行新的资源税体系，税费成本上升将推动国际煤价上涨。邻国越南近期也将煤炭出口关税上调了5个百分点。进口可以适度缓解边境省区的煤炭紧缺，但大面积缺煤的问题至少目前还得由中国自己来解决。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一再强调，中国不缺煤。只不过煤炭产需分离的加剧，使得区域调节难度加大。煤炭运量一直在快速增加。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煤炭发运量11.1亿吨，同比增长13.2%。上半年主要运煤通道运量继续保持增长，大秦线完成运量2.16亿吨，同比增长8.3%。上半年全国主要港口完成煤炭发运量3.25亿吨，同比增长20.1%。虽然近年来一再新建或扩容铁路、公路，煤炭运力大有提升，但相对快速增长的运量需求，运力紧缺的压力一直得不到缓解，尤其是铁路运输。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调研显示，目前西煤东运北通道的大秦、丰沙大、京原、集通、朔黄5条线和南通道的太焦、侯月、陇海、西康、宁西5条线，利用率均在90%以上，中通道的石太、邯长2条线利用率达到116%，“三西”地区铁路运输能力处于饱和状态，运力增长不能满足煤炭运量增长需要。新疆有煤难运出来的问题，一时难以改观。内蒙古今年上半年有2.76亿吨煤炭销往区外，全区重点煤炭企业铁路运输兑现率仅为55%。虽然铁路外运的绝对量比去年上升了，但由于煤炭产量增长太快，铁路运输的相对量还是不够，只能依靠公路外运。京藏高速运煤车拥堵的现象时有出现。另外，内蒙古是从蒙古国进口煤炭的通道。今年上半年，从蒙古国进口煤炭800万吨，同比增长26%。蒙古国煤炭资源丰富，与中国的煤炭贸易日渐频繁。神华集团对塔本陶勒盖煤矿开采权的竞争，也证明了中国对蒙古国煤炭资源的需求。但这更增加了内蒙古的运力负担，目前已有煤炭企业对从蒙古国进口煤炭侵占其运力指标提出抗议。陕西、甘肃两省随着煤炭产能的增加，铁路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大量煤炭只能通过公路运输。甘肃华亭煤业集团只有华砚煤矿的煤炭可以直接装车外运，其余全部需经公路运输。即使交通相对便利的山西，运量增加与销量增长也不协调。山西焦煤集团2010年商品煤销量为8032万吨，同比增长21.72%，而铁路计划基本持平，全年4732万吨的销量只能靠公路运输。云南、贵州两省，铁路数量少，公路又较为崎岖，不论煤炭出省，还是省内运输，都不便利。运输的困境，正是煤炭物流业的发展机会。但如同菜贱伤农，而市民并没有得到低菜价的实惠一样，煤炭物流的高成本，不仅制约了其自身发展，也是推高煤价的主要幕后黑手。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报道，中国物流成本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一些成本，其上升是刚性的，比如近几年劳动力成本节节上升，柴油成本节节上升。另一些成本则是制度性的软性成本，是垄断的铁路运输、“经营性”收费公路以及分割的市场造成的结果。据《证券日报》报道，运煤过程中的点装费、车皮费、卸货费等中间环节的费用占到了煤价的36%左右。中间环节费用多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又加剧了运输的成本压力。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以运送一车50吨煤从山西到山东为例，途中的乱收费使得每趟要多付出将近3000元的成本，仅沿途向交警交的罚款，平均就有2000元。今年6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工作。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下发，其中提出：切实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加大对物流业的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物流车辆便利通行，加快物流管理体制改革，鼓励整合物流设施资源，推进物流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大对物流业的投入，加强组织协调。在物流越来越受重视的大环境下，煤炭物流业的发展空间很大。行政干预VS自由市场因行政区划而分割的市场，是阻碍国内煤炭区域调节的另一大壁垒。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说：“煤炭将成为地方与中央博弈的一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发改委近年来对保障全国电煤稳定供应三令五申。如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切实保障电煤供应稳定电煤价格的紧急通知》，强调产煤大省“不得分割市场、限制煤炭出省”。6月10日，又在2011年全国电力迎峰度夏电视会议上重申“产煤大省清理自行出台的煤炭收费，取缔煤炭出省限制”。另一方面，各地政府依然用各种手段限制煤炭出省，尤其是煤炭紧缺之时。最直接的方式是行政命令或对销往区外的煤炭收取一定的费用，如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等。有的地方甚至使用强制手段限制煤炭外运，如派专门人员驻矿专盯销售，动用交警设关卡等。陕西、甘肃两省火电及煤化工发展势头迅猛，煤炭处于紧张状态，为保证省内电煤供应，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保证区域电煤供应，限制电煤出省。今年1月至5月，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省外重点合同兑现率仅为42%。甘肃省要求华亭煤业集团在电煤生产能力1000万吨的情况下保证省内电煤供应1100万吨。云南、贵州两省为了保障本省煤炭供应，征收煤炭出省价格调节基金，甚至强行禁止煤炭出省，给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和重点产煤地区下达电煤供应指标。一向都是煤炭调出省的安徽，今年也加大了“皖煤保皖电”力度，要求省内四大国有煤炭企业调整销售流向，加大对省内电厂的供应。“自给自足，设防有理。”林伯强说。多数产煤大省，都担负着外送电力的重任，比如“皖煤保皖电”，一定程度上也保了江苏、浙江和上海的电力供应。贵州亦是如此，作为“西电东输”的主阵地之一，还有“黔电送粤”的任务。在统计、考核、实行政策等都以行政区划为基准的情况下，各省区优先保障自身煤炭供给有充分合理的理由。对煤炭就地转化率的强制要求，是稍隐蔽的对煤炭出省的限制。据《大众日报》报道，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在西部某省竞买一处资源时，当地政府要求煤炭的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72%。地方政府这么做，一般是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就业机会和保证GDP增长。煤炭企业为了获取资源维持发展，被迫上马煤化工项目，就地转化。如若市场不好，此事一举多伤。一是企业投入难以收回，蒙受经济损失；二是白白浪费了宝贵的煤炭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