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后的西藏历史

•元朝地图（局部）：西藏地域被标示为“总制院辖地”，其东面为陕西四川行省，东南为云南行省。•蒙元时期,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元朝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都元帅府，也即乌思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管理朵甘思和脱思麻地区。这三者并列，统属于中央管理机构宣政院（初为总制院）。•明朝地图（局部）：西藏地域东部为“朵甘都司”，西部为“乌思藏都司”其东面为陕、四川，东南为云南。•明朝时期，在西藏设立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升级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朵甘思地区则设有朵甘指挥使司（后升为朵甘都指挥使司）。•清朝地图（局部）：西藏北面为新疆，东北为青海，东面为四川，东南为云南。•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中央政府针对西藏地方出现的政治动乱，调整西藏与周边川、滇、青等省区的行政区划,明确将巴塘等地划归四川，而将靠近中甸、原来属巴塘管辖的奔杂拉（奔子栏）、祁宗、喇普、维西、阿墩子等处划给云南管辖,使阿墩子与里塘、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彼此犄角，控制康藏局势。这一调整也形成了清代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民国时期分省地图——西藏图：西藏北面为新疆，东北为青海，东面为川边。•民国时期，尽管国难加剧，中国内部军阀混战不已，但也基本上延续了历史建制，始终也没有出现一个“大藏区”的行政建制。清朝入关取代了明朝中央政权•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取代了明朝中央政权，正式确立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的统治地位。清政府采取刚柔相济、怀远羁縻、因俗而治、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抬高西藏格鲁教派的地位，以利用其在蒙藏地区的巨大影响，尽速建立对蒙古、西藏的统治。1652年,清廷邀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进京，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注5），颁赐金册、金印，达赖喇嘛的名号从此被清王朝正式确立。其后，历世达赖喇嘛均须经中国中央政权册封，成为定制。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五世达赖喇嘛及甘丹颇章政权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最终得以巩固。五世达赖将清朝皇帝敕封的名号和权利写成遗嘱，书于布达拉宫东面德央厦平台的三驾楼梯上方南侧的墙壁上，并按有五世达赖的双手掌印，以示永世不忘朝廷的恩典。1713年，康熙皇帝又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注6），颁赐金印金册。由此确定了中央政府册封班禅额尔德尼的制度。1720年，康熙皇帝以书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金字寿牌颁予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将寿牌供奉在布达拉宫顶层的殊胜三地殿中。后来，清廷又赐乾隆皇帝画像，画像挂在金字寿牌上方。每年藏历正月初一，达赖喇嘛都要率众僧俗官员向寿牌叩拜。这种礼仪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定制。清朝入关取代了明朝中央政权•公元1727年，西藏发生噶伦阿尔布巴杀害首席噶伦（注7）康济鼐事件。雍正皇帝动用三路兵马共15400人入藏平息（注8）。这一事件前后，清廷加强了对西藏的施政管理，决定设驻藏正副大臣二人常驻拉萨，监督西藏政教事务；留驻拉萨、昌都等地军队2000人归驻藏大臣指挥（一直延续到清末）；1728年，作为善后措施之一，清廷决定将日喀则以西的拉孜、昂仁、彭措林三个宗划归班禅的扎什伦布寺拉章管辖。此前已将康区东部之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管辖，而在康熙年间早已将康区南部之中甸、维西、德钦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其后又将安多区（注9）统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从此,基本上确定了延续至今的川、滇、青、甘藏族聚居地区和西藏地方各自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1733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进行户口统计：达赖辖区为121440户，约占总户数的95%；班禅辖区为6775户，约占总户数的5%。1751年，乾隆皇帝正式授命七世达赖执政，建立噶厦，设噶伦四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更趋规范化和制度化。清朝入关取代了明朝中央政权•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鉴于西藏地方屡遭廓尔喀入侵的情况，派遣福康安将军率一支清军入藏，打败了尼泊尔廓尔喀军的入侵，稳定了西藏的政治局面（注10）。战后，福康安、驻藏大臣和琳拟定了各方面的施政章程，商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共同上报乾隆皇帝核准后，颁发给西藏地方政府。章程共有29条，称为《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时逢藏历水牛年，故亦称《水牛年文书》。章程规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须履行“金瓶掣签”（注11）手续；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噶伦等重要官员出缺，由驻藏大臣和达赖提名，呈报皇帝选择任命；建立定额为三千人的西藏地方常备军，分驻拉萨、日喀则及江孜、定日等地；西藏的涉外事宜统由驻藏大臣处理；西藏的赋税和政府收入统归驻藏大臣审核与安排，减轻民众的差徭负担；仿照内地各省，在西藏就地铸造钱币；指定外商来藏贸易通行的关卡，严格对出入边境人员的管理；确定各寺活佛、喇嘛的俸银发放数目;等等。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政体、人事制度、边务、赋徭、贸易、币制、军队建设、寺庙管理等各个方面制订出系统、完整的规章。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以及各级官员均将此章程奉为法规，从而大大强化了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辖和管理。从九世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每个灵童转世，均经皇帝降旨认准。驻藏大臣宣读圣旨时，灵童都要向东方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拜谢皇恩。历史的神奇与神奇的历史：五世达赖喇嘛传•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于1652年晋京朝见清顺治帝，受清廷册封，为以后的历辈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奠定了基础；他主持兴建了布达拉宫，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定，使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进入一个发展兴盛期；他对宗教哲学、文学、医药学、历算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利用五世达赖喇嘛的长篇自传，以五世达赖喇嘛一生的政治活动为线索，系统地介绍其富有政治传奇色彩的一生。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的主属关系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的主属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越来越不能应对西方列强的威胁和挑战。英国在完全征服印度、尼泊尔之后，于1841年和1855年先后唆使克什米尔森巴部族和尼泊尔等发动侵藏战争，并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直接出兵侵略西藏。清廷因实力不济且受到朝中一批无能、苟安官员的掣肘，对英国人出兵侵藏未能直接派兵进藏抵抗，西藏地方兵民和原有少数清兵的抵抗屡遭失败。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后，在地方政府中培植分裂势力，逼迫清政府赋予英国在藏某些特权，使清廷在西藏的影响逐渐缩小，统治力逐渐削弱。尽管如此，清朝中央制定的各项典章、制度依然在西藏有效地推行，驻藏大臣和清军仍不断被派驻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政务仍须禀报朝廷。1906年，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赴藏查办藏事，推行了不少有影响的整顿西藏政务措施（注12）。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奉旨到北京朝觐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奏报英国侵藏等情况。驻藏大臣联豫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还在拉萨管理政务。此一时期，清朝还短暂地采取过加强行政和边务以求挽回藏内局势的措施。其中，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注13）在康区推行“改土归流”（注14），以钟颖率川军直趋太昭（现工布江达一带），引起了西藏上层的疑虑和不满；1910年入藏的川军到拉萨后与僧俗人士发生冲突，加深了上层集团同清朝中央政府的对立。这些，都给英帝国主义离间藏汉民族关系、策动西藏地方分裂主义势力谋求分裂以口实。此因由，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清廷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朝廷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效能降到了最低点。•慈禧太后接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的情景（罗布林卡壁画）（图片来源：2009年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十三世达赖从印度返藏前后，以逼迫九世班禅辖地过多地分摊军费和税费为导火索，使双方矛盾加剧。实际上,达赖集团力图强化自身的权威,嫉恨班禅在达赖出走期间亲近中央政府的表现,加上英国极力挑拨西藏内部达赖和班禅两集团的关系,双方疑忌日甚。在惧怕噶厦迫害的情况下，九世班禅于1923年被迫从日喀则出走祖国内地（注15）。十三世达赖及噶厦政府遂介入了班禅辖地的管理。但九世班禅在西藏，特别是在后藏扎什伦布寺拉章所辖地区仍有相当的影响。•十三世达赖和西藏上层集团图谋分裂的活动,当时还受到英国与俄国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以及两国内外政策的牵制和影响。1924年，英帝国主义策动亲英分子擦绒篡夺噶厦政权的政变败露，使达赖深感亲英势力危及其地位，遂于1924年派僧人贡觉仲尼到北京任雍和宫堪布，实为达赖和噶厦的驻京代表。这样，十三世达赖便由前一时期侧重联英转为“既联英，又联汉”,实行在祖国和英国之间搞平衡的骑墙政策。由于在分裂的企图与可能实现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达赖集团和西藏地方上层采取了观望待变的策略。辛亥革命推翻了•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辛亥革命发生后，西藏上层集团在英印势力的挑唆下，借驻藏清军哗变、无人主持大局之机，发动了“驱汉事件”，将驻藏大臣衙门人员、官兵及眷属一并缴械褫物，递送出藏，以示与中央政府决裂。十三世达赖于次年从印度返回西藏，并与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联系。袁世凯颁令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此时，达赖在没有驻藏大臣的情况下单独执掌西藏地方政务，表现出较强的对抗中央政府的倾向；由英国人炮制的“西藏独立”论，在西藏上层亲英势力中甚嚣尘上。•1913年，英帝国主义炮制了旨在图谋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企图以条约形式分裂西藏，并利用中国国内动荡的局势诱使袁世凯让步。最后，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拒绝在条约正式文本上签字，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9年，民国政府命甘肃省官员朱绣、李仲莲代表中央政府入藏，会见十三世达赖及西藏上层各界人士，恢复了民国政府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联系。•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十三世达赖即派官员赴南京拜见蒋介石，声明“不背中央”。经国民政府同意，在南京设立了西藏办事处。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国民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商得西藏摄政热振和噶厦的同意，在拉萨设立了无线电台和常驻官员。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在青海寻访达赖转世灵童的工作，都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1940年，按照清朝的定制和惯例，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拉萨，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坐床大典（注16），同时在西藏建立了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其后寻访并认定转世灵童的工作，亦经过国民政府批准。1949年8月，第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主持下，于青海塔尔寺举行。•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力和影响逐渐恢复和强化。虽然内战不断又加上日本入侵，国力孱弱，但英、美、印等深陷战争，并且受到盟国政治上的制约，倾向于维护中国的统一，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仍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亲英的达扎活佛摄政后，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印再度联手介入中国的内政，西藏地方上层分裂主义势力加快了谋求脱离中国的步伐。国民党政府此时正全力发动全面内战，顾不上西藏事务，对西藏地方的影响力下降，西藏地方面临着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危险。•中国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其有效性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强大与否。西藏从元代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后的历史证明，凡国家国力强盛时，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就紧密；反之，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就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