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八)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经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毕竟都能化险为夷。因而被称为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迹，有人说是因为善于妥协，也有人说过于圆滑。历届领袖都遭到排斥、打击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滔滔，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乾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死后长期定为叛徒。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得脱皮换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一不是如此。可以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向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信予以肯定。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定为中共新领袖。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涛）。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时代。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人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周恩来从重庆被招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幸他沉着应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延安整风因过激而走火入魔，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辜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几位同情者了。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一旦有所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起，从地方大员一跃而为党内排名第六。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成真正的危机。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找毛泽东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得出？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贺龙、陈毅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实毛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厉。痛苦的反省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解。没多久，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写，因为毛泽东讲了话：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仿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幸好不是党内走资派这份《自我批评》花了十几天时间才写成，送交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经讨论，删掉了一些过于有损尊严的句子。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原谅，保住了总理位置。事后，他头上的白发骤增。这一次，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红卫兵的炮打。红卫兵基本上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来自党内的挑战。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震动，周恩来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倒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倒、保护不保护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卫兵在到处乱街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发许多的炮弹，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严重休克中苏醒，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