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1-三古、七段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第一段：先秦第二段：秦汉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出它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其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时，神话才有可能产生。神话在后世仍具有文学魅力，启发后世的文学创作。《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最具神话学价值。约成书于战国初到汉初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其中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最浓。诸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神话流传广远，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神话历史化即把神话看成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虚构出始祖及其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学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典籍中，难以纳入历史谱系中的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违背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削删。另一方面，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等，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约在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风、雅、颂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产生于西周初期，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约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2-三家诗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它们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七月》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在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创作手法，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宋朱熹之说流传最广：“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诗人情感，引起诗人歌唱，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这三种手法往往互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比兴《诗经》中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以及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为后代诗人广泛继承。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这种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之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清末发现于安阳，距今已三千多年。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短辄几字，长达百馀字。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更加复杂，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为后人追述。《商书·盘庚》是我国记言文之祖，其训辞古朴艰涩，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今本《尚书》，大约只有《今文尚书》28篇可信。《尚书》文字古奥典雅，有一定的语言技巧，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写作义例，记事系统而简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思想倾向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笔法是指在《春秋》中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与修辞上的细微差别中表现作者爱憎的写法。如杀有罪为-3-“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以礼之规范为评判标准，表达了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民为本的思想。叙事手法高超巧妙，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作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春秋三传除《左传》外，还有《公羊传》和《榖梁传》。这两部书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公羊传》文风淳朴简劲，语言凝练准确，《榖梁传》亦文字简朴，议论精深。二书文学价值虽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公羊传》，在汉代和晚清，都曾为显学。《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周语》侧重论政记言。《鲁语》主要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战国策》凡三十三卷，由汉刘向整编。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作者非一人，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书中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与人生观：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战国策》以其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在战国初年编辑成书。《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论语》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道理，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短小简约，没有构成单篇、形式完整的篇章。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老子》由老子自撰，分“道”“德”上下两卷，故又被称为《道德经》。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书中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成为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庄子》三言《庄子》的创作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4-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楚辞本意是楚地的歌辞。这一词汇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诗经》以及楚国民歌、巫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故后世称之为“楚辞”。西汉末，刘向把屈原、宋玉和汉人的模拟之作，编成《楚辞》一书，“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另外，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其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关切楚国现实。《九歌》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共11篇。据闻一多观点，首尾两章（《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九章为娱神曲。《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