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1、竹林七贤的三个谜团：人数之谜、地点之谜、传播之谜2、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1）魏晋风度的提出及发展（2）魏晋风度面面观美容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隐逸之风艺术之风（3）竹林七贤对魏晋风度的影响3、魏晋风度与当代人的精神重建（1）个性的存在（2）诗意地栖居（3）尊严的发现“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魏晋名士们在政治思想上多崇尚老庄“无为而治”，“托杯玄胜，远咏老庄”、“以清谈为经济”，这是“魏晋风度”的核心所在。其中清谈代表又分为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他们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至于舍其他而单以竹林七贤做文章名，一则“七贤”生活于魏晋之交；二则“七贤”中数人行为风格大异于当世；三则笔者对“七贤”中嵇康、阮籍、刘伶有偏爱。七贤同游竹林（在今河南焦作），当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9）的事，其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近代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七人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关于“竹林七贤”名称的由来，据周凤章先生考证源于谢安（《“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载于《学术研究》1996年6期）。周文倾向于陈寅恪先生论点，因为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年龄明显不符。然而，没有年龄与资格限制的学术平等，恰恰是正始清谈的特点。中兴名士中流传的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被孙盛所收集整理，“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书》卷21《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去年河南博爱县（焦作下辖县）月山镇皂角树村村民在村南竹林中发现竹林七贤亭遗址碑，也为竹林七贤在这一带活动提供了佐证。该遗址碑发现后，曾出版《竹林七贤》一书的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剑敏专门赶到博爱，对该碑进行了考证。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以文学、音乐闻名。因政见与当权的司马氏不合，遂寄情山水，康崇尚自然、养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著有《养生论》。该书的养生之道，其实也暗合了老庄哲学及政治取向上的“无为”、“寡欲”、“道法自然”等观点。康尝自言“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老子庄子，吾之师也”（嵇康：《幽愤诗》）。“全真”即保持本性的意思，语出《庄子.盗跖》“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虛伪事也，非可以全真”，后王重阳创全真教，即由此而来。嵇康一生服膺老庄，潜心玄学，追求一种“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嵇康：《释私论》）的人生境界。据说，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康坏话。嵇康的耿直、藐视权贵，最终惹来杀身之祸。文学上，鲁迅把其诗歌和散文校注后辑为《嵇康集》。音乐上，嵇康除擅弹奏《广陵散》外，还有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被害前，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广陵散》在历史上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明朱权《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重新谱出这首古琴曲音乐。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嵇康当年演奏的原曲。阮籍在政治上与嵇康一样，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怀有不满，但同时感觉世事已不可为，遂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阮籍本有济世之志，然时局不利，时势维艰，曹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阮籍不愿曲奉于司马氏，报效无门，也只得寄情山水，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中。阮籍是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晋书.阮籍传》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李白曾作诗曰：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他常独驾远游，穷途而泣，在广武山，观楚汉古战场，他嚎啕大哭之后发出千古一叹：“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太白与籍，非同代人，何以知籍骑驴上东平？盖因同一类人，惺惺相惜罢。刘伶应该是七贤中最为另类的一个，以今人眼光观之，简直神经质。伶作《酒德颂》，自称“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唯酒是务，嫣知其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其诡异放纵、荒唐不羁、玩世不恭的形象跃然纸上。刘伶视酒若宗教，几乎顶礼膜拜。《竹林七贤》说：“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晋书列传十九刘伶》中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记述刘伶醉酒：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七贤中另几人就不再一一记述。七贤在文学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承前于建安七子，但成就较后者逊色。建安文学是三国前期文学,经过文帝、明帝两朝,发展而为后期文学，即正始文学。这时期主要作家有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及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竹林七贤”。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很险恶，不少文人罹祸被难，影响了他们去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写及现实问题，其方式也往往比较曲折隐晦。代表正始文学主要成就的，是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对残暴虚伪的司马氏集团作了揭露和批评。嵇康态度尤为激烈，终于被司马昭杀害。在艺术上，嵇康“文辞壮丽”（《魏志·王粲传》），阮籍“才藻艳逸”（同前），都有鲜明的特色。正始名士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七子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除嵇、阮外，多数文人笔力渐弱。因之文史界有“建安风骨”一说。及后来，尤其自嵇、阮后，碍于形势，文风曲折，有风度而乏风骨，少了一些硬朗雄健。鲁迅先生在评向秀的《思旧赋》时，也指明了当时政治形势对文人的压抑，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情感。嵇康、阮籍、刘伶三人，又是七贤中个性张扬者。世多谓“魏晋风度”之文人慵懒、消极、颓废，一个证据就是魏晋名士们清谈时常常“扪虱而谈”，一边捉虱子一边闲聊，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然读嵇、阮诗文，并非尽然。如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盻生姿”（九）；“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羣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十三）。阮籍《咏怀诗》82首有：“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十五）；“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三十八）；“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三十九）；“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四十二）。从诗文中，我们是可以看出诗人意气风发、积极人生一面的。但身处乱世，让诗人积极入世、一展抱负的理想破灭了。在用率性而为的行径打破道德约束时，又总是徘徊在自我设置的道德底线前。一种理想破灭时，没有另一种理想来代替，郁闷是难免的。于是，不敢（或不想）面对现实，产生消极避世的想法，寄情山水，借酒浇愁。嵇、阮们进入这样一种心灵状态，用美学的说法，是追求一种“空灵”的境界，其有着深刻社会背景，是魏晋交替的大时代环境决定的。按本人的理解，这种追求是被动与无奈的。是一个时代文人对社会责任的放弃，也是自我放逐的心灵历程。作为个体，嵇、阮的力量是渺小的。而整个“魏晋风度”所囊括的知识分子阶层精英，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却集体失语，就不能不说是悲哀了。从这一点看，所谓“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残缺的“风度”，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行为。魏晋名士们在自我放逐之后，也似乎开始追求其高尚而伟大的自由----老庄哲学中的“逍遥”，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自我精神的觉醒，而只是政治压力下的苟延残喘。一如竹林七贤们后来的分道扬镳，真正的“自由”追求不到，只好向政治势力低头。山涛、王戎投靠司马氏势力，阮籍迫于压力为司马氏僭魏作劝进表，刘伶不知所踪。嵇康、阮籍、刘伶们貌似荒诞的言行，与其说是在反对当时的传统道德，不如说是反对打着道德大旗的丑恶人群。在他们心中，又何尝不向往着美好道德，何尝不向往着美好精神？船山先生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名教为天下所讳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为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盖船山先生之意，自嵇康后，“清议”名存而实亡，专制政权对文人思想自由的压制愈益烈矣！1楼郁郁竹林七贤逢从焦作市至登封少林寺旅游，途经修武，很惊奇于那一大片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我的印象里，竹子，特别是大片的竹林，是应该属于江南的。在黄河北岸的修武县竟有如此大面积的竹林，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询问之后，让我感到更无知的是，这里竟是魏晋名士——“竹林七贤”流连其间的地方。身处怀地，而不识七贤旧居，实在有些附庸风雅、枉称博学了。因此便起意“到此一游”，揽江山之胜迹，发思古之幽情，也可约略感受一下所谓的“魏晋风度”。据《晋书·嵇康传》云：“与（康）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他们纵情山水，不为俗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以避世故，“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谓的“魏晋风度”即自此始。略略打探，知怀地魏晋时称河内，山涛、向秀世居于此，至今武陟县内有山涛庙、向秀冢。除此之外，修武县云台山内有竹林故地、打铁处、醒酒台之类，遗迹尚多。世人游云台，仅知其景，而不知其文，致竹林“湮没”，七贤无闻，诚憾事也。魏晋风度，慕之者虽众，然竹林旧居，闻之者稀，若此之类，何由而得，千载之下，抚今怀昔。于是，就有了我的探访“竹林七贤”之旅……嵇山亭前说嵇康2004年11月27日，记者乘车来到焦作市修武县云台山景区。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我们的车子在颠簸中爬上了百家岩。所谓百家岩者，取“百家争鸣”之意。中国文化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社会大动荡前后出现的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史称“诸子百家”。第二次就是魏晋时期。古志书称此岩“能容百家”，说的就是与汉代“儒学独尊”相对抗的“玄学”所隐喻的“百家争鸣”。而活跃于百家岩一带的“竹林七贤”，也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车子在一片空地中停下，我们下车步行，转过一座小山，眼前豁然开朗，颇有柳暗花明之意。抬头见红色砂页岩构成的石壁，层层累就，高耸壁立，达数十仞，见此即知“岩”字中所含的“山石若岸”（《说文解字》）之义。四面山峰环抱，东有狮头峰，西有猴头峰，北依白鹿山，唯余向南一道，故山风虽烈，而入则不觉。峰谷之内，冬暖夏凉，实佳处也。岩下有大片竹林，因时近深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