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政学――第八章

2020/1/25财政金融系张天敏公共决策过程：需求方面公共决策：规则、过程与政府失灵直接民主制和代议民主制直接民主制：认为政府实质上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探得公民偏好，并运用这些信息产生社会决策。国家本身没有利益，是中立的和仁慈的。代议民主制：公民选出代表，代表他们做出决策。更为常见的做法。事实上，政府的事是靠人来完成的，与其他人一样，同样企图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2020/1/25财政金融系张天敏选民投票行为理性选民假说又一个“投票悖论”利益集团的行为利益集团的含义与作用奥森的分析寻租理论2020/1/25财政金融系张天敏吗理性选民假说选民会选择让自己利益最大的政治家或政党。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选民只能选择预期效用EU最大化：EU=P·U(X)-CP为选民投票行为可对投票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概率；C为投票成本。EU0,选民会投票。选民投票行为U(X)和C既定，选民发现自身投票行为改变投票结果的概率P非常低，导致EU0，那么不会投票；缪勒估计，在一场1亿人参加的投票中，设选民偏好的候选人获胜的概率为50％，则，单个选民投票具有决定性的概率非常之小，为十万分之六。P和C既定，如果选民认为无论谁当选带来的效用U(X)都太低，导致EU0，那么选民也不会投票；P和U(X)既定，如果投票的成本大为增加，导致EU0，选民也不会投票。弗兰克(《微观经济学》，2005，P221－222)的一个简单的例子：设个人的效用函数：U=2M+100V其中，M是年消费的复合商品的货币价值；在投票时V的值等于1，不投票时等于0。进一步假设，小时工资为50美元，去投票站耗时30分钟，排队时间为t。问，队伍多长该选民就不会投票？投票所需的总时间：t+0.5小时投票的机会成本：50t+25美元投票机会成本的效用形式：100t＋50投票的收益为100令机会成本＝收益，有：100t+50=100可求得选民可忍受的排队时间为30分钟。如果恰逢暴风雨，那么上述交通时间增加，也会减少投票人数。又一个“投票悖论”指的是，选民明知投票没用却仍然去投票。对“投票悖论”的解释理性选民假说下，C可能不高理性选民假说的发展：引入投票行为本身的心理收益DEU=P·U(X)–C+D理性选民假说的超越：最小最大遗憾原则投票策略的最大遗憾:C未投票策略的最大遗憾:U(X)-C取最小的最大遗憾,若CU(X)-C,则投票,这意味着C(1/2)U(X)比较理性选民假说下投票的条件EU0EU0,意味着PU(X)-C0,亦即CPU(X)已知P远远小于(1/2),所以,最小最大遗憾原则下投票的条件更容易实现。没有影响有影响投票C0不投票0U(X)-C遗憾矩阵利益集团的含义和作用奥森的分析寻租行为利益集团的行为“利益集团”的含义各种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相较于单个选民，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联合起来发挥的威力要大得多。“人类有一种聚在一起与其他人群对抗的本能”（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莫斯卡）最强调个人的美国社会也是自由结社最多的社会；社群不是个人的取消，而是个人的加强；在一个正常的社群中个人应该是自由的（钱满素）利益集团形成的基础是什么？收入来源——资本或劳动收入规模收入来源——就业的行业地区人口和个人特征……工会、军事联盟、对外援助、国际反恐、贸易政策WTO、环保、亚洲经济合作等等。利益集团如何组织——奥森的分析当人数少的时候，结成集团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可能对不参加者采取制裁措施。公共利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往往无法通过形成利益集团加以捍卫。形成利益集团需要一定付出，每个人都想搭便车。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自由贸易论者赢得争论，保护贸易论者赢得投票”。对策：选择性激励/有效地监督和奖惩集团内部在个人偏好和/或禀赋方面的不对称（异质俱乐部），与集体失灵有关。较大的成员（指那些拥有较多禀赋的成员）将会承担更大的集体提供的负担。但若较小的成员具有集体行动的强烈偏好，则会承担更多，美以之间，以GDP的20－25％用于国防，美国5－7％。对奥森模型的批评Salisbury的批评领袖人物的charisma；非物质利益：purposivebenefit（目的性利益）solidarybenefit（参与利益）利益集团追求特殊利益的制约因素奥森模型关注有效的集体行动的困难，给人以所有实现了的利益都是特殊利益的印象，这样的观点使人担心是否这种对特殊利益的追求会损害公共利益。值得指出，存在下面的制约因素：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存在多种利益集团；个人的利益是多元的，身处多个利益集团；潜在利益集团转变成现实利益集团的可能；道德、法律的制约利益集团行为：寻租理论的分析寻租：人们可能操纵政治制度，使收入再分配有利于自己，一般来说，这种活动称为寻租(rent-seeking).租金：利用政府获取比正常收益高的收益。通过政府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通过政府的各种干预手段，如颁发许可证、配额、特许经营权、批文等，人为地创造出一种供给缺乏弹性的稀缺资源。一种重要的寻租形式，一群生产者诱使政府限制他们所在行业的产量，进而导致价格上升，使生产者赚取租金。例如，美国的花生种植。寻租是一种攫取收入而非创造收入的行动。通过以下两种情况说明寻租的思想：一家企业正在从事开发新产品的研究。如果研究成果，生产出的产品将是独一无二的，该企业也将获得垄断地位和垄断租金，直到竞争产品被引入市场。一家企业在本国市场引入了一种新产品。在国外，同类产品已经被生产制作出来。该企业雇佣了一名律师游说政府禁止该产品的进口。如果他成功了，他将在国内获得垄断地位并获得垄断租金。2020/1/25财政金融系张天敏以上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区分两种概念：寻利(profit-seeking)生产性的活动，是正常市场竞争机制的反映；推动经济进步，鼓励竞争。寻租(rent-seeking)非生产性活动，这时的租金来源于政府干预和管制而带来的人为创造的租金。这种租金的存在并不是新价值的创造，而是利益重新分配和财富转移的结果；阻碍经济发展，限制竞争。哪里有管制，哪里就会有租金；哪里有租金，哪里就会有寻租活动。2020/1/25财政金融系张天敏对寻租行为的分析塔洛克的观点(Tullock，1967)Q1Q2P1P2ABC三角形ABC为社会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loss);在寻租行为中，无谓损失可能更大。超过三角形ABC，以四边形为限ACP2P1。S=MCD为什么不直接联合形成卡特尔？寻租会给厂商带来的租金是多少？MMC波斯纳的分析竞争的寻租过程的均衡实现时，n个寻租者投入寻租的总收入刚好等于寻租可以得到的租金。完全耗散定理：在一个确定寻租博弈中，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竞争者，竞争者为了竞争奖金V所花费的资源的总期望价值为V。设寻租过程是竞争性的，寻租者有相同的概率获取租金，寻租者风险中性，自由进入寻租；设寻租者初始效用U等于其收入Y，投入的收入为I，可能获得的租金为R。寻租活动会持续到这样一点，寻租者的数量n刚好保证作为寻租者的预期收入等于非寻租者的预期收入，即YIYnnRIYnYE)(1)(1)(nIR获得的租金，恰好等于寻租投入的总收入。寻租的恶性循环Economicblackhole:inwhichallofaneconomycoulddisappearinredistributivefightsovershareofthepie.对寻租社会成本的估计Lopez和Pagoulatos通过计算1987年美国食品和烟草业由于贸易壁垒而造成的福利损失,采取塔洛克-波斯纳测度得出的福利损失为国内消费量的12.5%。万安培对1992年租金价值进行估计，总额不少于6000亿元。胡鞍钢(2001)通过研究计算出1995－1999年间电力、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的垄断租金为1300－2020亿元，占GDP的1.7%－2.7%。姜付秀和余晖(2007)则计算了行政性垄断行业的社会成本占GNP比重,包括1997－2005各年的值及这9年的平均值(最低限是5.3%，最高限是8.3%)。寻租可能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吗？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寻租活动的目的是要改变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去促使产权的现有分配发生改变，那么，这种改变的结果可能对社会来说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或理想的结果。但是，应注意，寻租的过程仍会消耗资源，仍然存在社会福利的“无谓的损失”。不该无视这一效率损失的存在。另有观点认为，寻租可能是浪费性的，但它只不过是实施民主的一种交易成本，所以并非evil而应被消灭，只不过要使这一成本最小化。这一观点避免了将寻租行为“道德化”。为什么寻租仍然存在？消费者在管制中受损，为什么不要求政府终止管制？利益集团与政治家、官僚组织严密、信息互通，而承担成本的人们没有组织起来。成本在整个人口中分担，但利益则相对集中。2020/1/25财政金融系张天敏2020/1/25财政金融系张天敏公共决策过程：供给方面公共决策：规则、过程与政府失灵政治家的行为官僚的行为理性政治人假说谋求最大化政治支持下的决策：一例两党制下政党政见趋于一致霍泰龄的“大街模型”空间投票模型政治家的行为理性政治人假说(politician)假定政治家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认为个人的行为在逻辑上应该始终一致，不应该作为消费者是一个“经济人”，但作为政治家就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无论是哪种政党，都要以能否当选作为首要目标。假设其追求“当选”是合适的，或者说，谋求最大化政治支持。谋求最大化政治支持下的决策：一例Meltzer和Richard的分析：设公共支出只用于对个人进行归总的转移支付，数额为tYa，其中t为税率，Ya为人均收入。总收入为nYa，设n为总人数。总税收为ntYa。Ya=（ΣYi）/n，Yi是第i个人的收入。考虑税收对人们工作努力具有负激励效应，这会导致个人收入Yi下降，进而总收入减少，平均收入减少，因而每人可得到的归总的转移支付也减少。如图中先升后降的曲线所示。在图中，引入反映个人偏好的无差异曲线，并区别穷人和富人——穷人的较平坦，富人的较陡峭。何以如此？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税率tYaⅠⅡⅢ固然穷人和富人都不喜欢税率提高，但是，考虑到该制度下转移支付的特点，税率高的另一影响是穷人可以得到的转移支付也随之增加。所以穷人要比富人对税率的厌恶更轻。由双方无异线与转移支付轨迹线相切可得，穷人偏好更大规模的公共支出。由于收入的分布是对数正态分布，也就是说，中位数人的收入是小于平均收入的，或者说，平均收入大于中位数人的收入。根据中位投票人定理，中位投票人（收入低的人）决定投票结果，谋求最大化政治支持的政党很自然地会赞同公共支出的扩大（穷人的意见），以争取穷人的选票。两党制下政党政见趋于一致霍特林最小差异化原则为了赢得选举，两党都将倾向于选择中间投票人的态度作为自己的态度，二者政见的差异将实现最小化。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以为新闻记者把两党派描绘成“在政治中心捞一把”，并指出，这两位候选人“在伊拉克问题上实际上持完全相同的政策”(Amiel,2004,p.A10).1964年的巴里·戈德华特，1972年的乔治·麦戈文，似乎没有处理好和选民的关系。对此的进一步讨论单维排序妇女问题上的中位选民和国防问题上的中位选民可能不是相同的人。三位选民：L、M、N两党：A、B两维问题：X、Y设对X，L和M赞同，N强烈反对；设对Y，M和N赞同，L强烈反对；假定执政党注意到，两方案X和Y各有两人赞同，因此决定依多数人的意见，让X和Y都获得通过。在野党可以针锋相对，强烈反对两方案而获得N和L的选票，成为多数派。假定执政党考虑到两方案都有人强烈反对，因此搁置X和Y两方案。在野党可以通过在一个问题上赞成执政党，在另一个问题上反对执政党来获得多数选票。比如，同意搁置X而反对搁置Y。意识形态亨利·克莱：如果要我在公正与总统之间选择，我宁愿要公正。个性有人认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魅力主要在于他的父亲般仁慈的个性。领导地位政治家被动地对选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