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的人文风俗

天台山的人文风俗天台人讲话初听象爆炒豆一样，不容易听懂。细究起来却很有些特色和奇妙之处。天台话至今古风犹存。譬如“我”，天台方音近“吾”，“你”近“汝”，而“他”字则称“渠”（音gai）。关于这个“渠”，明代冯梦龙民歌集上有句唱词“月出于山弗见渠”，唐代寒山诗云“卧者渠自卧”，说到底也是标准的天台话。早上起来，天台人先要看天，以决定行止，早晨这段时间就叫做“窥星”。上午是白昼的前半部则称“昼前”。“午昼”当然是中午，也叫“日昼”。午后就成“昼了”。古汉语日安为晏，晚也，来者届也，下午就是晚上将要来临，就称“晏届”；傍晚是下午的尾声，称它“晏届脚跟”是很妥当的。黄昏即称“黄困”，是因为你人昏头搭脑想困觉了。“明天”则叫“天亮”。这些都可以说是天台人的特创。另外，把“不”说成“弗”，“看”说成“相”，“筷”说成“箸”，都是古风犹存的例证，《诗证》等先秦古籍里常看到这些字。天台人说话别出心裁，十分形象。如把“厉害”说成“煞夹”。这“煞夹”是古代衙门刑罚叫做手拶。官老爷一声“给我煞煞夹”，那么犯人的手指是非夹烂不可的。再如做人庸碌无为，叫做“无结煞”，这“结煞”是指音乐的板眼。还有称性格执拗不驯、自讲自听的人为“拗驴”、“死钉板”，也是一种即知其意的。天台人富有幽默感，这在方言中也有所反映。如管吹牛劲儿大的叫“拉天”。把天也要拉下来，不是吹牛到了极点？笨拙迟钝则称“瘪死藤”，藤死后还要晒瘪，足见其死性。“占地门槛硬”，活画出地头蛇色厉内荏的纸老虎面目，同时表现了爱憎分明的感情。天台土俗语作为当地民间的口头文学，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民间流传的许多俗语、歇后语，既生动又诙谐，于平淡中见新奇。诸如：拔直火筒两头通；大水牛冲走，箬帽头捞转----贪小失大；蛤蟆塞桌脚---硬撑；老爷（指泥塑菩萨）眼，死盯板---不开窍；斧头打凿，凿打树----连环记（计）；狗咬螺蛳壳---空作乐，等等。智岂页（538-597），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颖川（今河南许昌），出生于郑州华容（今湖北省监利县）。从小亲近释教，七岁就能背诵佛经。父亲为梁朝显宦，554年，西魏兵逼江陵，梁元帝兵败被杀，他目睹“家国殄丧，亲属流徒”，叹惜荣会难久，凋离易及，就在荆州长沙寺佛像前发愿为僧。次年，依湘沙（今湖南长沙市）果愿寺法绪出家，受十戒，并遵师命去慧旷律师处学律，其后又到衡州大贤山隐居，潜心诵读佛经。廿岁受具足戒，成为一名正式僧人。天嘉元年（560），智岂页前往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拜慧思为师。慧思（515-577）以北齐慧文禅师口授的“一心三观”之理相传授。智岂页在他门下多年，日夜诵读《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研习安乐行，并代师讲经。由于智岂页深析经理，辩才无碍，“闻者折服”，受到老师“说法人中，最为第一”的美誉，从而奠定了天台禅智兼重、定慧双开的理论基础。光大元年（567），智岂页遵照慧思去南岳前的嘱咐，与法喜等27人前往陈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讲禅。过了二年，受请居瓦官寺。在前后八年中，他战胜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折服“世称义虎，辩号悬流”的慧荣的问难，既开讲经论，如《法华经》、《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写出了《六妙法门》，更创弘禅法，弥补南方佛教偏重义理探讨之不足，因而四方学者摩肩接踵而至，甚至有不远万里跋涉只求“一句益者”。朝延大臣以“德优名重”的仆射徐陵对他更是资敬尽节，极尊崇之礼。陈朝王室先后给他的敕书共十三件（细数则为三十六件）可谓结下不解之缘。太建七年（575），鉴于京城喧闹嘈杂，不利坐禅行道，智岂页不顾僧俗多方挽留和陈宣帝降敕留连，率领三十人入天台山。开始时常宿于石桥，后来在银地岭遇定光禅师，建草庵于佛陇。陈宣帝赐予修禅寺名。翌年，荒歉，僧众随缘，智岂页与慧倬种苣拾橡充饥，安贫乐道。太建九年二月，陈宣帝下诏：“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今天台县）调（赋税）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皇室的见重和经济的大力支持，成为佛教宗派得以创立的重要前提。至德三年（585）三月，由于永阳王陈伯智的苦谏和陈后主的再三邀请，智岂页再次赴京，在太极殿东堂开讲《大智度论》和《仁王般若经》，很多名僧受命参加讲座，后亲临法筵听经，百官尽敬。又为后皇太子受菩萨戒，宫内储后均受戒范。智岂页先后居灵耀寺、光宝寺，讲《法华经》。后主还效法梁武帝，入寺舍身为奴，表达对佛教的崇信。隋开皇九年（589），陈亡，智岂页上庐山留居。翌年，隋文帝下诏问候智岂页，表示愿意护持佛教，希望他“宜相劝勉，以同朕心。”接着，晋王、扬州总管杨广又多次迎请。开皇十一年（591），智岂页至扬州，为杨广授菩萨戒，并命名为“总持”，而杨广奉智岂页为“智者”称号。开皇十三年，为报答故乡抚育之恩，赴荆州造玉泉寺、十住寺。此后两年在玉泉寺讲《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595）春，智岂页受杨广之请，再到扬州，撰《净名经疏》。九月，回到阔别多年的天台山。在讲经说法和著述经疏的同时，主持建造寺院。在以后两年（596-597）中完成经文三十一卷，病榻口授《观心论》。十月，杨广遣使入山迎请，智岂页将什物施舍给贫困无靠者，构画了国清寺的样图后，勉强于十一月十一日出山，走到石城（今浙江新昌大佛寺）病危，乃于弥勒佛像前端坐寂灭，时为十一月廿四日未时。后归葬佛陇（今智者塔院），世寿六十岁。佛教传自印度，而能融合印度之学说，自立宗门，并有创造，蔚为中国化佛教的宗派，则自天台宗始。智岂页适应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历史需要和佛教的发展趋势，在统一南北佛教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思想建立起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对佛教的各类经典和不同学说作出了折衷，对南北各地形成的重义理和重禅修的不同学风进行了调和，并对中印两种不同的思想学说加以融通，建立起以《妙法莲华经》为根本经典和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为最高修行原则，以“会三归一”、“五时八教”为判教理论的完整宗派体系。该宗因智岂页久居天台山，被称为“天台大师”，以人----地名宗而称为“天台宗”，又以所信奉的主要经典而称“法华宗”。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宗派，它具有开创性、灵活性和兼容性三个特总。智岂页虽奉龙树、慧文、慧思为祖师，实为真正的天台宗创始人。由于他第一个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是开创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亦有着深远的影响。智岂页学行精深，著述丰富，有“东方黑格尔”之誉。主要著作有《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各廿卷，统称“天台三大部”。尤其是后者，代表其成熟思想。《普门品别行疏》《普门品别行玄义》《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疏》《观无量寿佛经疏》各若干卷，称为“天台五小部”。连同其他著作，共180卷，除小部分亲自撰写外，多系门徒灌顶据笔录整理而成。智岂页又是菩萨戒律的提倡者。授菩萨戒成为天台宗的一项重要活动，施及帝王大臣，这也是他被“陈、隋两帝，师为国宝”的原因之一。同时他又注意与民间神灵崇拜结合，制“观音忏法”，《法华经》特奉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顺应了历经战乱、祈求平安幸福的民众心理，赢得众多的信徒。智岂页生平建寺三十六所（在天台创十二刹），度僧一万四千人，造像八十万躯。寂灭后，晋王据其遗愿而建立国清寺，成为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传法弟子有灌顶、法喜、法彦、波若（朝鲜人）、智越、智日希、智等32人，以灌顶最为杰出。其后宗风远播，传至日本、朝鲜。其中日本天台宗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远孙二百五十三代。追本溯源，肇始于智岂页。正如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长老所说：“没有天台宗开山祖智者大师，就没有日本的天台宗，也就没有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兴起。”（按：日本拥有国内会员1680万人、国外会员30余万人的“创价学会”，信奉“日莲宗”，其宗祖日莲曾在日本佛教天台宗本总山学习天台宗教义十余年，以《法华经》为救世圣典）“日本天台宗尊奉智者大师为高祖，世世代代不忘祖师大恩。”智岂页及其开创的天台宗，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天台古城小西门外有座奇特的石桥，哪怕一个人踏上去桥身也会摇动，可是载千走万它照样受得了。据说，这是因为它是“活佛”济公建造的缘故。那时候，百姓再三要求官府在赭溪上造座便民桥，新来的杜知县充耳不闻，却对国清寺的金木鱼垂涎三尺，死皮赖脸地要方丈送给他。济公决定治他一治。杜知县捧着这金光闪闪的镇寺法宝，坐着八抬大桥，前呼后拥，吹吹打打，好不威风。突然桥前来了个小和尚济公，旧僧帽，破蒲鞋，说要跟县太爷讲话，杜知县嫌他这身打扮倒了自己的雅兴，一声吆喝，水火棍劈头盖脑地落下来，谁知济公竟若无其事。等他们一个个打酸了手，才笑呵呵地说：“这回该轮着我了！”只见济公把芭蕉扇一扇，顿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赭溪浪涛滚滚，杜知县和衙役们被风刮得东倒西歪，跌得鼻青眼肿，倒在水沟里，成了落汤鸡。不久，这贪官污吏因为名声太臭被撤了职。济公又朝金木鱼一扇，说声“变”，木鱼越变越大，变成了一座扁圆的小山丘，后人就叫它“木鱼山”。那根木鱼柄呢？它随着溪水流到小西门外，济公朝它轻轻地吹了口气，就变成了一座石拱桥。因为济公俗姓李，老百姓就叫它“李济桥”。后来叫别了音，就成了现在的“利济桥”。明末清初，天台山热情地接待了二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著名的文学家潘耒。他们都详细地考虑了天台山水，留下长篇游记，就收获而言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徐霞客（1586－1641），名宏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号，江苏省江阴县乌镇南阳歧村人。少负奇气，奋发读书。从廿二岁开始，投身大自然怀抱，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专心致志考察祖国的山脉、水道、地质、地貌，特别是对大西南古灰岩地貌的考察与研究，取得了卓绝的成就。并时刻走笔为记，写出了有很高科学、文学价值的游记。翻开《徐霞客游记》，第一篇就是《游天台山记》，这是他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游览天台山后所写。时隔廿年，他又一次从宁海过金竹岭，更细致地探索了天台山水。他重游了华顶、石梁诸胜以后，中途去雁荡山，折回后又细细考察了天台西南诸景，写下《游天台山日记（后）》。与李白以浪漫主义手法形容“天台四万八千丈”“华顶高百越”不同，徐霞客以细致的观察，通过比较，对天台第一峰作出了科学结论：至太白（堂），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冽，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南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高寒所勒耳。受到现代地理学家丁文江教授的充分肯定。再如写他下山时的真切感受：“每下一岭，余谓已在平地，及下数重，势犹未止。始悟华顶之高，去天非远也。”很符合现代地理学关于天台山三级夷平面的说法。通过二度考察，徐霞客对天台山的地理方位、山水布局有了全面的了解。其中有关天台水系的分析，就显示了他作为地理学家的独到见解。此外，天台特有的生物、文物，如万年寺的藏经、古桥、鹤唳，也受到他的瞩目。在桐柏宫，他断定伯夷、叔齐二座石像为唐代以前的作品。徐霞客具有冷静的科学头脑，探微烛幽，游记写得平实、简炼。有的也写得很有文彩，如他第二次重游“攒峦夹翠，涉目成趣”的桃源，不禁被山光水色吸引得流连忘返了：“翠壁穹崖，层累曲折”、“双洞诸峰，娟娟攒立，岚翠交流，几不能去”，“石峡之内复有石峡，瀑布之上，更悬瀑布”，“岚光掩映，石色欲飞……”就写得景真情切，很有文学价值。六十年后，另一位江苏籍文学字潘耒登上了天台山。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今属苏州市）人。康熙十八年（1691）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为顾炎武高足，对历法、算数、宗乘、道藏、声彻等很有研究，优游山水也是他的癖好。康熙三十年（1691）季春，他趁门人辛祗传任宁海县令之便，从桑州、马岙入天台，游览历时近一个月，比徐霞客两度游台的总和还多十二天，接触的景点远远超过徐，考察也更为细致。如对国清寺的周围景物和殿宇气象、赤城山顶、苍山九龙潭的记游，都填补了徐霞客的不足，人文景观方面的记述也较徐详细得多。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对石梁的雄奇特色的记叙与徐霞客的平实文字相较，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石梁两山相辏如门，重扃内有千涧之水，汇为双溪，汹涌而下，都不得泄。不知何年，巨灵运斧凿开山根，疏通水窦，而故留崖端寻丈，以表神奇。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