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之一

中国传统性文化一、中国传统性文化的发展轨迹1、原始社会双性同体的阶段，在历史上对应着的是人类处于无性意识的阶段。“双性同体”的无性阶段，反映了原始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譬如佛教中的菩萨，本来并无性别，亦无生死，他们可在世人面前根据不同需要，示现各种化身。这是与佛教普渡众生的平等观念相一致的。而双性被切割后的分体，则意味着性别意识得到了强调，无性阶段进入了有性阶段，性别差异由此产生。在中国的人类起源神话中，暗含了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传说华夏种族是由伏羲和女娲兄妹相婚而产生的，而伏羲和女娲是双头人首蛇身的神怪。这一图像在历代都可见到。安阳发掘的商墓和春秋楚墓，东汉时梁词石室画像都有石刻的伏羲女娲交尾双头人首蛇身的图像。在汉代石刻画像与石画中，两者被描绘成穿袍子，戴冠帽，腰身以下的蛇尾巴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两人的面部或正向或背向。伏羲手捧太阳，太阳里面有一只金鸟，女娲手捧月亮，月亮里有一只蟾蜍。或者伏羲的手里拿着直尺，象征男根，女娲的手里拿着圆规，象征女阴。据何新考证，伏羲和女娲原是由一神之名分化为二神之名，伏羲与女娲不惟同姓，姓风，而且同名，女羲别名女希，与伏羲实际上同名。也就是说，伏羲与女娲本是由一神分化为二神，正因为如此，伏羲和女娲之间是一种既是兄妹又是夫妻的关系，由此，也能理解两者为何是双头人首蛇身的神怪。原始社会的久远，很多资料因难以保存而丧失。所以，能为我们提供的关于中国早期性文化的资料，实在是少得可怜。然而，仅从这些少得可怜的资料中，也足以窥见早期中国社会性控制、性文化的若干特点。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吕氏春秋。持君览》）一幅原始部落群居杂处的图画，文明社会所有的一切，在这个混沌的蒙昧社会中均不存在。无差别，无等级，除自然力的限制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相当随意而自由。自由到性的差别都可以忽略（男女无别），性活动当然是任意而随便的。如英国人类学家卡纳在其《人类的性崇拜》）中所言：“在原始时代的蒙昧人看来，性是寻常之极的东西，一点也不足大惊小怪，止如蒙昧无知的禽兽，绝不以看见异性肉体上的生殖器官而羞赦一样。”后世所有的婚姻制度（社会性控制赖以实现的最基本的制度）及伦理道德，在这种蒙昧社会中荡然无序，原始初民们过着以自然色彩为基调的社会生活。长幼聚集，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列子.汤问》）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争。《管子.君臣》）在原始的知识水平和混乱性关系的制约下，人们认为女人在生育中占有绝对的作用，辅以妇女在维持氏族生存上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奠定了母系社会女人地位高于男人的基础。因此先秦时期言“嫁娶”、言“阴阳”、言“雌雄”、言“牝牡”，都是阴在阳先。当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一次巨大变动，则大大加剧了男女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随父权制的确立，在男女两性观念上发生了几点最重要的变化。首先是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观念的变化。在古人的心目中，最深刻、最神秘、最使人敬畏的就是生育和性了，而对祖先的崇拜又集中在担负繁衍后代职能的生殖器官上。在母系社会，人们崇拜的是直接孕育后代的阴部，次之是哺乳后代的乳房。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生殖器开始被当做家庭创造者的父亲的权威和力量象征，最终被当做造物者本身的象征，这方面比女性崇拜更为显著、持久和普遍。其次，改变了以往按母系血统继承财产的习惯，确立了以男系计算世系的方法和男人的继承权，这是与新的婚姻型态密切联系、并借助新的婚姻型态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男性取代女性成为姓氏始祖，而父子间血缘关系的确立，必然以夫妻关系为前题，就是要保障子女确凿无疑地出自一定的父母。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中国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妇女就以屈辱的形象俯首听命于生活和家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妇，服也。从女持扫帚洒水也。”意思是说，妇女应屈从于男子，手持箕帚，洒扫庭室。这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对妇女形象及其地位的高度概括。女人一出世，她就被社会意识决定了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而阴位，即“坤位”，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卜筮之书《易经》里，这种位置的属性便已被规定好了：“坤，顺也。”顺，即顺从。之所以要“顺从”，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卑”，阳为天处上而尊，阴为地处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观念确立并不断强化。大约在旧石器时代，随着狩猎范围的逐步扩大，人们有机会接触部落之外的其他人，由于近亲繁衍的恶果及“杂种优势”的发现，人类普遍地产生了性方面的第一个禁忌一乱伦禁忌。禁止血亲之间发生性行为，禁忌范围由母子父女到同一血缘的兄弟姐妹间的性行为。这种禁忌是全球性的，从埃及、印度、中国到秘鲁，各民族都在不同时间内先后完成这一过程。随后，又产生了对婚姻之外的自由性行为的禁忌，又称第二性禁忌，这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随私有制及父系氏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各种禁忌，体现了社会对性的种种制约和调节。没有太阳不行，太阳多了也不行。夸父逐日和后羿射日的神话，既反映了原始初民征服自然力的渴望，也反映了他们最单纯的辩证思想。2、春秋战国松散的性控制孔子野合之生在列为经典的《易》中，居然有直接言及男女性交的条目，似乎不可思议这点，也正是后世儒者不愿正视的，所以他们总是将这个咸卦作他种解释），然而，如果把《易》当作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反映，而性生活又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社会对性义采取自然而开放的态度，那么，在《易经》中出现这样的条目，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孔子也不因此见怪。同样，从孔于对《诗经》的态度，也可看出当时社会性控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宽泛。《诗经》中有不少篇目直接反映男女爱情及性爱的活动，《国风》是最富有性爱情绪的一部文献“。“三百篇”之首《关睢》就是以赞美青年男女的爱情来拉开整个《诗经》的序幕：“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窃窕淑女，君子好逑。《野有死麇》中描写青年男女在野外的幽会：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子衿》（写情人相思的焦灼与埋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蒹葭》以极优美的笔调描绘出相思的情怀和意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百六十篇国风中，有相当篇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爱生活和男女性爱活动，诗歌情感诚挚而热烈，笔触坦率而大胆，往往直接描写热恋中男女的心情及行为，不像后世有些爱情诗含蓄委婉。《诗经》是经孔子整理而最后定形的，孔子木仅把这些炽烈的爱情诗保留下来，而且，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评论—“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思无邪”。所谓正邪，主要是针对社会道德、风尚、习俗而言。“无邪”二字，集中反映了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对《诗经》中男女性爱诗歌的肯定，其中也就包含了孔子及那个时代的性观念。儒家尚且如此宽容，其他各家就不用说了。既是理论家又是实干家的管仲，不仅在行为上比较自由（多妻妾），而且在理论上认为、‘好色“是人之常情。当齐桓公问他“好色”是否有害于霸业时，他说这不是毛病，成霸业的关键是任用贤才。《战国策》载：楚围雍氏，韩令尚靳求救于秦。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时，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焉。尽置其身于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嫣。”这位执掌国政的宣太后，在庙堂之上对前来求援的外国使节讲起利弊之事，竟然用自己与丈夫的性生活来打比方。史官也毫不忌讳地照录不误，足可说明一点：从春秋到战国这一时期，社会对性爱的看法，是自然而肯定的。这种开放使后来的中国社会难以理解，并感到难堪，清代儒者王土帧对上述一段史话的反应是：“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同样，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也使后儒们为难，他们认为“三百篇中也有淫诗”；而他们的宗师居然认为淫诗“无邪”，并列为经典，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他们当然没想到，春秋战国时候社会的性控制与性观念，与他们所处的明、清时代有多大的差异。“春秋”历时二百多年，“战国”历时二百六十年左右，加上自黄帝到周初的约两千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对性的控制在这两千五百多年中逐渐走上一条自由松散的、多元形式并存的轨道，以〈礼记〉为代表的典籍提出了性制约的种种规范，但这些规范不可能在一个婚姻关系松弛，婚外性关系自由的土地上得以实施。尽管如此，中国的性文化已经逐渐摆脱野蛮蒙昧的状态，先后形成以城邦结构（春秋战国）为代表的文明形态。这种形态，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协调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一个最辉煌灿烂的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处充满了活泼的灵气和蓬勃的生机。这一时期，写下了中国性文化史上最耀眼的一页。3、汉朝-魏晋六朝刘邦对儒教态度的改变。在一个相对稳定平和的社会中，法律保障的性关系——婚姻首先向儒家制定的礼法制度看齐，聘娶婚姻成为主要形态，其主要程序是通过媒的之言，由男女双方的父母亲商议后，男方出具聘礼，双方立下婚约，再举行一定的仪式成婚，这种通过礼聘的、经过一系列繁琐程序的婚姻制度，成为两汉及以后各封建王朝的主要婚姻制度，这种制度无疑使青年男女的自由结合变得困难起来。结合过程中，各种外力的干预远远超过当事男女的个人意志。春秋时代那种自由恋爱及“合独”之风似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抢掠婚姻、交换婚姻都大大减少了，但买卖婚姻依然盛行。连年战乱，使中原地区人口锐减，为了恢复生产，增加人口，汉代各朝政府一般都采取婚姻促进政策，到一定年龄而不成婚的，将以犯法论处。汉惠帝六年令：“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处于罪罚。到了西晋，这方面的律令更为严酷，晋武帝九年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长吏配之”。十七岁的女孩子还不嫁人，便要由”官府强行婚配，这种残酷的政令迫使有女子的人家都及早为婚嫁而操心，整个社会早婚成风。民间如此，朝廷亦如此。汉昭帝八岁即位，皇后上官氏六岁；汉平帝九岁即位，皇后也是九岁，结婚后生了孩子，十八岁时成为太后……这种早婚的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婚前性关系，使婚姻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非常明确的社会功利性一传宗接代，繁衍人口。婚姻的另一方面—男女性爱成分则日趋减弱以至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儒家强调以礼教治国，强调通过道德伦理来实现对社会和人们行为的控制，在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对性爱进行道德控制的思想及礼教也相继出台，除进一步强化《礼记》中提出的种种道德规范外，西汉还出现了两部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著作，一是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另一是班昭撰写的《女诫》。《列女传》共七卷七篇，分母代、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娶等七个门类，记叙了一百零五名妇女的事迹。全书依据儒学准则褒扬了这些妇女的德行，是后世“女学的蓝本，但这本《列女传》与后世所出的无数“烈女传”不同，它并非一味地表彰什么“贞操”，而是记叙了作者认可的各种妇德，其中还保存了若干反映社会风俗，妇女生活方面的材料，为了与明清时代各种毫无价值的“烈女传”区别开来，刘向的《列女传》被称为《古列女传》。班昭一家在汉代颇有名气，班固是著名史学家，作《汉书》；班超投笔从戎，打通西域之路，封定远侯。班昭聪明美貌，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建树。班固和班昭都笃信儒家礼教，为兄的在《汉书》中宣扬这些礼教，为妹的则专著一书宣传妇女的“三从四德”。《女诫》全书仅二千多字，涉及面却较广，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等七篇，书的主旨是：“夫者天也，天固不可以逃，夫不可以违也；行违神祉，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另一方面，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魏晋南北朝，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战乱频繁，异族入侵，经济调弊，权力斗争惨烈。再加之体现自由思想的魏晋风度及玄学、佛学的影响，社会对性的整个控制比两汉松弛得多。由于王朝更迭频繁，一种“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颓丧情绪笼罩朝野，朝廷（皇帝、大臣）的暴虐，市野的放荡都大大超过两汉，很多地方又重现春秋战国遗风，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赵皇帝石虎在位期间，几乎不停地征集美女。有一次一下子就征集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