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华文化生成的背景

第一章中华文化生成的背景主讲人:盛海英第一节中华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一、中华文化生成的内部地理环境二、中华文化生成的边缘地理环境三、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生成的影响(一)、使中华文化得以独立发展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绵绵数千年，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发生断层，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始终呈放射状影响周边的各族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既使是周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往往被同化(二)、使中国人形成了狭隘的文化世界观由于长期生活在狭隘、封闭的环境中，直到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极其狭隘。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天朝上国自诩，认为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并以自我为圆心，将外部世界划分为两个同心圆：一个是朝鲜、越南、尼泊尔等朝贡国家；一个是更为荒远难稽、偏处化外的夷狄。这种浅陋的地理知识，强化了“中国中心论”的文化世界观，形成了民族畸形的对外心态。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的。但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则与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密切相关。人类对自然提供的可能性有自己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经济形态、社会政治制度、人类本身科技水平的高低等的影响和制约。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今天，我们的民族却能以宽广博大的胸襟冲破封闭的攀篱，致力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第二节中华文化生成的经济环境一、以农为本的经济土壤二、中国农业自然经济的主要形态在古代，我国农业自然经济主要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土地国有或村社所有的、集体劳动的自然经济，这一形态的自然经济，在商周时代盛行，秦汉以降(尤其是东汉和魏晋南北朝)还部分存在；其二为土地由地主和自耕农占有、个体劳作的自然经济，这一形态的自然经济在战国以后十分盛行。(一)井田制理想——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形态(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三、经济环境对中华文化生成的影响(一)使中国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将天与人、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系统加以思考。在维持生态平衡问题上，中国古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主张人为参与的人化自然生态平衡反对人为参与的纯自然生态平衡。(二)使中国人产生了重实际的民族性格“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我们的祖先在辛勤的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的一条朴实的真理。这种重实际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始终没有对追求来世的宗教陷入全民族性的痴迷程度，而相反却恰恰注重今生，注重当世。(三)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为了防御外族侵袭，对内维护社会的安定，建立一个权威巨大的集权帝国，是全民的需要。正是因为有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壤，才培育出了“东方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君主专制主义与民本主义思想是相反相成的，他们一同构成中国农业社会政治思想的主体。此外，中国人的安土乐天、崇尚中庸、求统一、求和平的民族心理，也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土壤密切相关。第三节中华文化生成的社会制度环境一、宗法社会制度的确立宗法制度源于原始社会父权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之间的牢固的亲族血缘联系。它的确立是在西周时期。宗法制度构成了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等级阶梯，成为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种宗法制度，在西周末年已开始瓦解。秦汉以后，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之外，官员的选拔、任用，则实行荐举、考试制。但宗法制度留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一)父系单系世系广泛实行所谓父系单系世系，是指在血缘集团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这一原则，在西周以后的历史中得以广泛实行。就政权继承而言，绝不允许母系成员染指，而且绝不传给女性后裔。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也没有女性的份。由于没有权力和财产，致使女性的地位越来越低。(二)家族制度不绝如缕家族——作为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自从周代以来，一直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家族制度得以维系，主要依靠祠堂、家谱、族田三个要素。祠堂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每逢春秋祭祀，全族成员在此隆重祭祀先祖；家谱是家族的档案、经典、法规，家谱详细记载全族的世系源流、子嗣系统、婚配关系、祖宗墓地、族产公田、族规家法；族田是家族的公共田产，又分为祭田、义田、学田几类，族田主要用于招佃收租。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显著标志，是族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影响，它与政权、神权、夫权共同构成维系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四大力量，它支配着或者说弥散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教育、家教、习俗等等，都打上了其烙印。(三)““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最鲜明的结构特征。“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无论家与国，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浓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制。这种“家国同构”的特征，就要求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同一，即忠孝相通。二、专制政体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君主专制政体便得以确立。直至封建社会晚期，这一专制政体长盛不衰，这种专制政体具有如下特点：(一)具有绝对意义的权力顶峰，即最高权力这种最高权力最终会归属一个人，即专制君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的权力越来越绝对化。这种专制制度的权力机构层层叠叠，由中央而省、由省而府、由府而州县，形成一个上头尖、下面大的庞大的金字塔结构。(二)这种专制政体不仅源远流长，且与宗法制度密切相联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于秦代，比西方要早2000多年，早熟的农耕文明及血缘社会组织是专制集权制度得以滋生的土壤。中国在奴隶制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君临一切、高高在上的集权政体。封建专制制度形成后，虽然曾对宗法制度有过冲击，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摇撼。一方面，小农经济需要宗法制度来维系，而这种散沙一般的小农经济又是封建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宗法制度派生出来的伦理文化又十分有利于专制政权。因而，宗法制度及其派生的伦理文化又得到了巩固和弘扬，逐渐演化为‘三纲五常’等一整套体系，成为巩固专制皇权的得力工具。在五伦之中，君臣一伦被放在首位，‘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皇帝集天、地、君、亲、师为一身，既是最高的行政首脑，也是最大的家长。三、社会制度环境对中华文化生成的影响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的文化。它以道德代替宗教信仰，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形成伦理政治型的文化，最重要的根源，在于它依存于宗法——专制社会的社会背景。(一)宗法制度导致中华文化形成伦理型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制。这种宗法结构，长久地左右着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首先，使中国人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其次，使中国人非常注重“孝”。此外，还使中国人在社会心理上极端尊重传统。宗法社会结构不仅影响中国人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而且对中华文化的生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伦理特质。伦理学的同义词是道德哲学。伦理道德范畴，是指那些反映和概括人类伦理道德的现象与本质，体现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并对人们行为发生影响的基本概念。重德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所谓“德”就是德行和品格，所谓理想的道德就是善良的德行和高尚的品格。所谓理想的道德追求就是重视善良的德行和高尚的品格。中国传统社会所尊崇的美德基本上是儒家的仁义礼信、克己正身等内涵，它以道德为核心，强调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并以道德的力量去规范个人的行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想通过实行“仁德”来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并以道德的力量去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孔子之后的儒家理论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修身、(二)封建专制政体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而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使中华文化的生成自然而然地带上政治的色彩，形成文化政治型范式。其表现如下：首先，为了与“万世一系”的君主专制政体相适应，迫切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再次，使中国的知识阶层产生了经世思想。上面我们从地理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华文化生成的背景，而文化的生成又不是任何单个因素单线影响的结果，而是它们组成的“生态综合体”，共同提供文化发展的基础，而片面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经济环境的作用、社会制度环境的作用都是错误的。人是文化的活的载体，文化是人类的创造，人类在创造文化时，虽然受地理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并非环境的奴隶，人类具有广阔的自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