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史书对李建成的曲笔

简析史书对李建成的曲笔内容摘要：李建成，隋末唐初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但今天我们在诸多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上所看到的李建成却是一庸碌无为、失德败伦之辈，为何会如此呢？本文将简要分析史书上如何歪曲、篡改李建成的事迹，如何使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淹没于史书。关键词：李建成两《唐书》《资治通鉴》曲笔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大唐开国的第一位皇太子，在隋末唐初的政治生活中，理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纵观记载唐史的主要文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却发现对其记载极少，甚或一笔带过。在零星记载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这样一个形象的李建成：“骄恣纵横，兼并田宅，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日夜阴与元吉连接后宫，谮诉愈切”[1]“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2]“呢近小人，信谗佞，疏骨肉。”[3]这真的是大唐第一皇太子李建成的真实形象吗，这是历史真相吗？笔者翻阅其他史料，发现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对李建成的描述很值得商榷。不但对李建成加以诸多不实之辞，更甚者，将李建成在建唐过程中及大唐统一过程中的诸多作为隐而不言。相反，却将太宗李世民的功绩夸大，将原本属于李建成及高祖李渊的诸多事迹加诸太宗身上。这样一来，李建成在后人眼中就成了一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甚至失德败伦之人，就连高祖的形象亦随之失色。“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4]更毋论李建成了。那么诸史料中李建成的形象为何如此不堪，问题到底出在何处？下面主要就这个问题予以分析。首先是诸书的取材上，五代修撰《旧唐书》时，唐时所修自高祖至代宗朝的《国史》和包括高祖、太宗朝在内的实录皆存于世，故修《旧唐书》时，主要引用的皆是这些材料。根据赵翼考证“今细阅《旧文》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传抄《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却，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5]而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国史》俱修于太宗在位期间，其回护之多，则可想而知。欧阳修编《新唐书》，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亦多引用这些资料，其不实之处，自然多矣。事实上，在这些《实录》、《国史》修撰过程中，唐太宗多次加以干涉。第一次，“唐太宗尝欲观起居注，朱子奢曰：‘恐开后世史官之祸。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尚有闻乎！’”[6]第二次，又为禇遂良所止；第三次，修史的换了自己心腹房玄龄，再次提出观起居注，“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7]房玄龄当然明白自己主子的心意，于是“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8]但李世民还不满意，“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辞，直书其事。”[9]表面上说是“直书其事”，但无疑是给“六月四日事”下了定论，与：“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类同。这样一来，就将其杀兄屠弟之丑事沉于史书，而代之为安国定邦之正义之举。然天道彰彰，后世学者多对此提出质疑。范祖禹曰：“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为唐史者书曰：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为皇太子。然则太宗之罪矣。”[10]王夫之亦言：“周公诛管、蔡，不夺管蔡之封也；季友鸩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与己争位，而未尝有刘劭之逆，贻唐室以危亡，而杀之以图存，安忍无亲，古人岂其口实哉！”[11]范祖禹和王夫之一针见血的指出，李世民干涉修史的根本目的在于掩盖自己杀兄屠弟的罪行，一方面光大自己形象，一方面抹煞李建成、李元吉的事迹，同时也为二人蒙上千古奇冤。做了这么多，唐太宗却认为还不够，这从后来他让许敬宗担任修史工作这一作法可以看出。而太宗朝的实录、国史不实，主要就是许敬宗从中加以纂改。从唐高宗、刘知几到刘煦、欧阳修、司马光，都持这种观点，且可以在许敬宗纂改实录、国史问题上列上一长串罪证。例如：“敬宗自掌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乃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12]“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昔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12]史载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13]以唐太宗的识人之明，又怎会让许敬宗这一小人来执掌国史。结论显而易见，许敬宗正因其人品低劣，故易控制，更可让其在修史过程中禀承自己心意，将自己的过失加以掩盖。因此许敬宗刚一去世，便出现了要求删改实录中不实之处的呼声，并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李治本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实录》、《国史》为材的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对李建成诸多曲笔之辞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在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中出现了许多可笑而又漏洞百出的记载，此处只举二例说明之。其一，《资治通鉴》中有记载“武德七年（624），上（唐高祖）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骑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乐：‘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骑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14]试想，世民征战多年，弓马娴熟，“世民自起兵以来，前后数十载。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15]此记载虽有所夸大，但亦说明李世民武艺高强，精于战阵，又怎会不识马之优劣。更何况摔第一次后，定会有所警惕，即使碍于情面摔第二次，又怎会有第三次呢？别说是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了，就是一常人，亦不会呆至如此。再者，李建成又怎会当着父亲的面做这些事呢，不是徒惹父亲厌恶吗？所以，这段记载恐怕是贞观史臣为了给李世民应天顺命找佐证而妄写的，实不足为信也。其二，《新唐书》记载“（武德）九年（626）夏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暴疾，吐血数升。”[2]此事先不论其真假。假若真有，李建成又怎会笨到下使李世民“暴疾”的毒药，而不去选那些可使李世民在不知不觉中死去的慢性毒药，作法如此明目张胆，就真的没有顾忌吗，难道不怕李渊怪罪，不怕引起朝野动荡吗？再者，李世民“吐血数升”，可两三天后却又生龙活虎的在玄武门力挽强弓射杀兄长，这恢复速度也太快了吧。我们先不论唐时的一升是个什么概念，但数升却决不是少量。纵使李世民体质健壮、武艺高强，仅凭当时的中药恢复速度，决不可能两三天内就恢复得生龙活虎。这段记载可谓可笑之极，常人一眼即可看出其荒谬之处。所以，这段记载可能亦是贞观史臣为了突出李世民杀兄屠弟的不得已，为李世民的暴行合法性所捏造的证据，亦不足为信。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李建成的形象才被一再歪曲，将真实的李建成埋没于历史长河当中。陈寅恪先生亦评论到“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然高祖起兵太原，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魏徵、王圭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之名臣，可知建成亦为才智之人。至于元吉者，更以用武著闻，故太宗当日相与竞争之人决非庸懦无能者，又况建成以嫡长之名位，而内得高祖宫闱之助乎？太宗终能于玄武门一击，而建成、元吉仓卒败亡，似此二人曾绝无计虑及准备者，颇为不近情理，疑其间必有未发之覆，而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也。”[16]综论全文，历史上真实的李建成绝不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庸碌无为，失德败伦，其作为因史官曲笔、篡改而多被史书所淹没。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若非横死于宫门之变而能顺利登基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作为决不会比其弟的“贞观之治”逊色。注释：[1]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2]新唐书:卷79·隐太子建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3]资治通鉴:卷187·唐纪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6.[4][14]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6.[5]（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M].北京:中华书局[6]（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天子不观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7][8][9]通鉴纪事本末:卷29·贞观君臣论治[M],北京:中华书局.[10]（宋）范祖禹.唐鉴·唐一[M],北京:中华书局.[1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0·太宗[M].北京:中华书局,1957.[12]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8·记住[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15]通鉴纪事本末:卷27·唐平山东[M].北京:中华书局[16]陈寅恪.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A].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