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什么是纪录片

对于什么是纪录片，各国纪录片创作者给出了各不相同的定义。最早在电影领域里使用“纪录片”这个词来进行理论性表述的是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他在1932—1934年间发表的长文《纪录片的第一原则》中认为，纪录片是“对真实素材作有创意的处理”，这个定义的突出价值就是定义了纪录片的真实原则和现实基础①。而《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则认为：“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图像和音响素材，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以及创作者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的纪实性电视片②。虽然上述定义对纪录片有不同的诠释，但基本上都没有放弃对真实性问题的探索与关注，同时,认为对纪录片要进行必要的主观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处理加工。纪录片的“非虚构”就是在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内，发生在真实人物身上的真实事件③。可见，纪录片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性是纪录片的创作原则，是纪录片的灵魂。从客观上来看,真实性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浓缩，折射和反映，是纪录片最高的美学追求。因为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是视听形象的记录性和纪实性,所以首先它必须提供给观众的是一个真实的外观，一种真实的感觉④。而作为纪录片创作者，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观众提供真实的信息。显然，纪录片强调创作者必须反映生活的真实，这是因为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灵魂。从内容题材上看，真实性纪录片所体现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第一、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灵魂，是创作者的追求目标。采用纪实手法拍摄的纪录片，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人文主义”的印记。“人正在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人的内心世界正在成为纪录片探索的重要内容”⑤这也就是说人的命运，人的思想，人际关系，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社会意识以及人的真善美、假丑恶，都是纪录片关注的内容。纪录片是人类用来沟通、交流、理解的艺术媒介，是创作者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这是纪录片创作者尊重自然原生态，准确把握纪录片真实性重要之所在，更是真实性的纪录片的人文价值意义之所在。只有充分给予人们情感上的慰籍，获得人们心理上的认同和共鸣，才会受广大观众欢迎。世界上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真实讲述了一个爱斯基摩人纳努克一家的生活场景，它是一部通过个人命运展现特定环境下，爱斯基摩人现实生活面貌的纪录片。在我国，1991年的系列片《望长城》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录片，烙上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龙脊》真实地再现了广西龙脊山区少数民族孩子艰难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热切的求学渴望。创作者除了运用自身过硬的影视语言系统外，更体现出了对少数民族孩子的关怀与关注。这才使得这部纪录片具有了浓烈人文价值和人文意义。《小小读书郎》以时间流程方式客观叙述了福建闽侯县众多被弃女婴的生活遭遇和学习困难，从而深刻揭露了时下老百姓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体现了创作者的人文态度和理性思考,这也正是其人文价值之所在。《冬天不再流浪》一片中，特写了流浪儿童渴望回家的眼睛，泪水的滴落，无助的眼神传达给观众以复杂的心情。创作者对流浪儿童的关注也就是对人的尊重，体现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远在北京的家》中，讲述了从乡下到北京谋生的几个小保姆，她们在面对生活变化中，表现出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充满了纪实色彩和人文气息。编导张以庆的《舟舟的世界》真实纪录了残障指挥家舟舟的生活、工作，留给观众思考的是今后如何去尊重残障人同时也强化了我们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片子具有一定的人文教育意义和感化作用。第二、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在于它是建立在对真人、真事、真实生活状态的客观叙述上，它体现的是一种“纪实美”。“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不能脱离历史，弄虚作假，不能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⑥从以上对“纪实美”的阐述中，可得出这样的审美理念：对于纪录片来说纪实美学的创作风格是赢得观众眼球的重要因素，而弄虚作假就是欺骗观众的行为，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美了。一般来说，“纪实美”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纪实美”主要体现在“以事信人”上，即“用事实说话”以“还原事情真相”。在审美取向上，纪录片强调的是客观再现生活的创作手法，通过创作者对素材的选择，镜头的运用，编辑的取舍，又经过个人主观艺术思想的整合之后，直接阐发出对生活的体悟，进而让观众进行情感、思想、认识等心理活动而做出对作品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虽说创作者有主观的思想，但却是来自客观现实的存在。可以说，客观的现实是他们创作的肥沃土壤。《梯田边的孩子》的创作者为了强调生活的气息和在现场的感觉，于是采用了“跟踪拍摄”和“对话采访”的方式，客观地记录了梯田边两位少年和乡人对带路及金钱的态度与做法，从中折射出他们或俗气或单纯的内心世界。由于他们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影响，以及经济市场的耳濡目染，他们或多或少都染上了大山外的“付小费”的习气。从编导记者与两位少年的对话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主观情感的流露。这也就是从客观生活的纪录汇总必然导出的结论，从而创作者也就能在更高层面上真实反映社会人文生活的明确意图。其次，“纪实美”是对纪录片事件的过程交代。纪录片创作者要在真实的创作原则下发挥影视语言系统的优势，拓展纪录片的表现空间，给观众以直观的、逼真形象的视听享受。这就是说纪录片没有“过程”就没有事件。而纪录完整的“过程”，“长镜头”这样一种纪实性强的叙事手法则是再合适不过的“镜头语言”。当然，纪录片创作只运用“长镜头”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具有“组接”技巧特征的“蒙太奇”，虽说纪录片表现的是生活流程，但也不能不加以选择，而“蒙太奇”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它也是一种可依照生活的流程而做出的艺术处理手段。《北方纳努克》运用大量的长镜头，真实地纪录了纳努克一家聚居地的生活场景。他们猎取海豹、一家人在水边下筏上岸等场景的长镜头，都是长镜头理论运用的最早范例。当然，弗拉哈迪也注重蒙太奇技巧的运用，如造冰屋的情景等，其编辑组接得自然流畅，张弛得当，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显现了高超的“蒙太奇”技巧。再次，“纪实美”在于既尊重现实，忠实于生活，又要进行“创造性的处理”。20世纪的英国著名纪录片导演约翰·格里尔逊曾主张纪录片具有文献资料的性质，同时又要有创造性地对真实生活场面作出处理。他所说的“创造性处理”主要就是指采取“戏剧化的结构方式、故事化的叙事特征”⑦对现实生活事件进行“搬演”等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创作。这也就是说，在纪录片真实性创作原则下，必要的对纪录作品进行故事化的叙述能够烘托气氛，渲染情绪，使真实的生活更加生动、典型，从而产生较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同时，故事化的叙述也是吸引观众解读纪录作品，解决纪录片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方式。如果纪录片没有了“创造性的处理”那也就没有了“故事”。虽然纪录片不能用故事片的戏剧性和荒诞性来塑造纪录片的血肉，但纪录片故事的真实性能够产生于创作者对生活真实事件的故事化叙述和营造。当然有人会认为，纪录片是非虚构的艺术，来不得半点故事化的“创造性处理”。其实，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只要故事本身和人物是具有真实性的，具备动人的故事以及强烈的故事性（矛盾冲突）的，能够掀起观众情感的波澜，引起观众的共鸣的，都称得上是成功的作品。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便成功地运用了故事化的叙述手法。他让纳努克用已经死了的海豹进行重演，甚至让他们一家人在冰天雪地里模仿起床，造成了故事事件过程的戏剧和悬念，具有故事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中国，以“讲故事”为主体的电视纪录片渐渐占据荧屏空间。从《望长城》到《广东行》再到《生活空间》，无一不是在满腔热情地讲述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新月异的故事。从审美观和价值观来看，人们需要通过“故事化”的处理方式来看待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而矛盾冲突在故事化纪录片中的体现有时是突出明显的，如《沙与海》、《龙脊》、《最后的山神》、《我们的留学生活》等均是体现人物与环境矛盾抗争的典型作品，他们一样具备“故事”，具备矛盾冲突，这些作品也就能够带给观众以更深层次的思考。纪录片以其独特的“纪实美”而成为电视屏幕的新热点。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迎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使其精神和情操得以净化和升华的结果。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保持纪录片真实性价值的存在是首要的。而纪录片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境界，而“真实”则包括着创作者的真诚，原生态的生活真实，选择性真实，艺术真实也可以说，这些是保持纪录片真实性价值存在的创作原则。其中，创作者的真诚则是纪录片创作的根本前提。选择性真实是对原生态的生活真实的超越，即选择性真实是创作者对原生态生活的进行提炼、加工过的真实，要比原生态生活更集中、更典型和更鲜明。而艺术真实则是对选择性真实的超越，即艺术真实是对创作者对原生态生活的主观意图和主观情感进行甄别选择后的真实，它要比选择性真实更具形象性和丰富性。创作者的真诚，原生态真实，选择性真实，艺术真实四者紧密相连，互相作用，循环上升。最终，四位一体，达到高度统一。这也许就是对当代电视纪录片真实性的定位！首先，纪录片创作者的真诚（道德良心）是纪录片创作的根本前提。他们的真诚，立场是开启观众心灵世界的一把钥匙，在纪录片中是唯一能够保证其真实性和权威性的东西。倘若放弃对真实的追求，就等于放弃了观众对自己的信任，那又从何谈什么纪录片作品的意义呢？《北方的纳努克》的成功就是弗拉哈迪与纳努克一家长期交友共处，深入观察，取得其高度信任，以便拍摄时，他们在镜头前能自然流露出日常生活行为习惯。《迁徙的鸟》⑧的创作者为了让鸟类与拍摄人员相处和谐，自然，真实些，他们便让鸟类整天跟自己呆在一起。此外，还聘请了多名世界鸟类专家和两个科考队来协助拍摄。这样才让世界的观众鸟瞰了我们美丽的地球，实现了一次奢侈的视听盛宴。《小小读书郎》的编导也正是凭自己的良知，真诚才得以用细腻的拍摄叙述手法，对那些不同年龄层女童进行心灵世界的沟通。李京红的纪录片《姐妹》真实地记录了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亲姐妹的真实故事。她们因坚持正规营业、拒绝色情服务而惨淡经营；感情生活也同样饱受痛苦；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们苦苦与命运搏斗。这正是编导的真诚才取得了章桦姐妹的信任，从而使拍摄成功进行。其次，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即纪录片表现出的是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和事，是客观现实。生活真实纪录片真实性体现的基础。它要求创作者发挥本身的专业优势，纪录生活，贴近生活。只有符合生活真实才能创造出具有生活逻辑的生活情节，才能产生具有客观生活规律的纪录片作品。《龙脊》中考试的那一段长镜头，老爷爷从门外走进考场看外孙考试，并在考场转悠，结果被监考老师劝出。这段画面是生活中的突发事件，编导没有进行事先情节的设计或摆拍，因而让观众感受到了具有戏剧性情节的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再次，选择性真实就是纪录片创作者从生活事件中对创作素材的选择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对创作客体活动场景事件进行了不断的甄别和筛选，从而呈现出真实的一面。从题材内容看，选择性真实是创作者对真实人物，真实时空，真实事件进行了宏观把握与选择，他们选择摄取的镜头画面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生活事件。编导在《梯田边的孩子》中，选择用偷拍的创作手段对故事主人公进行了跟踪拍摄，偷偷给他别上麦克风，从而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与乡亲关于租牛的对话，与伙伴之间关于“多吃点”的对话，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从技术层面看，经过从生活事件的原生态到摄像机、编辑机的处理，也是创作者的主观意图的表现。根据对影视专业要求的理解和价值观判断，创作者对纪录片作品的成形要素也进行专业层次上的选择。即便是纯客观的纪实性作品《北京的风真大》也存在着创作人员的主观选择意图。摄影机和安奇的提问声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出现，有街头、学校、商场、广场、餐馆，甚至还有公共厕所，被采访的对象有老人、孩子、军人、警察、游客和情侣等各色人等。安奇甚至还敲开一些居民人家的房门，进行随机采访，或者进入正在就餐的人群，询问：“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吃饭吗？”并且闯入人家的婚礼，来问他们这个问题。虽然所问的问题显得突兀，但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回答了他的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觉得北京的风很大。这样的即兴采访，没有事先安排的刻意性，却具有强烈的纪实美感和真实意味。最后，艺术真实是是创作者建立在选择性真实基础之上的，是对选择性真实的一种超越。“艺术真实是艺术作品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