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

文学流派乡土文学兴起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与反帝反封建的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同步,在现代台湾文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派的作家主张,文学应该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的语言来描写现实,反映社会人生,这样才会有生命力.(上图为阿里山风光)现代派文学是在50年代初期兴起,以现代诗的出现为标志,60年代在台湾达到顶峰,以现代小说的流行为象征.现代派作家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精神,抛弃传统,进行横的移植,就是要向西方文学学习,以描写人性,探索心灵为主,寻找自我.在创作手法上讲究技巧,不拘一格,达到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它所表现出的全盘西化,虚无主义和艺术至上的倾向,一开始就受到了批评,70年代后影响力逐渐减弱.流行派文学是指内容能通俗易懂,情节引人入胜,表现手法简单,具有休息娱乐性的文学作品,包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言情小说主要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武侠小说则主要描写充满神奇色彩的武林豪杰的故事,琼瑶,金庸和古龙者是流行派有代表人物.戏剧和影视台湾的戏剧基本上源于中国大陆,大致可分成三大类:囝仔戏,仔戏.大戏主要有北方的京戏,闽南的乱弹,歌仔戏,高甲戏,以及日本传入的新剧(话剧),歌舞剧,播音剧等.囝仔戏由儿童演出,又称七角戏或小梨园,是本世纪妆由福建泉州人传入的.仔戏又称偶人戏,由大陆传入台湾,如北方的皮影戏,闽南的布袋戏和傀儡戏等.台湾电影奠基于日本统治时期,50年代国民党当局退据台湾之后,台湾电影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六七十年代,出现了长足擀步,表现在摄制水平提高,影片市场扩大,影片题材广泛,国际获奖影片增多等方面.如反映抗日题材的电影《英烈千秋》,《八百壮士》,《梅花》,在第21届,22届亚洲影展和哥伦比亚第16届卡特赫纳国际影展上相继获奖.80年代,台湾出现了以小成本,新人为制片方针的新浪潮电影和则小说改编成剧本的文学电影热,1989年,由朱天文编剧,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中获得最佳影片金狮奖.这是台湾电影首次猁国际大奖.为了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从1959年起,台湾每年举办一次评选国语影片金马奖的活动,至今已举办了30多届.台湾电视长期以来主要控制在台湾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中华电视台三家机构手中.它们虽然资金来源不同,但经营方式和节目内容大同小异,各台都拥有一批各具风格,精明能干,反应敏捷的节目主持人和电视记者,以及戏路极宽的多面手演员.但受工商社会的影响,台湾电视的经营带有极强的商业色彩,在节目演播过程中,大量插播商业广告是一大特点.台湾民谣台湾民谣大约在16世纪初随闽南移民传入台湾.大致可以分为童谣,情歌,劳动歌,生活歌,故事传说歌,习俗歌,劝善歌和乞食歌等.童谣的流传极为广泛,几乎所有的闽南人都会哼几句儿时学的月娘月光光,起厝田中央,或是一的请你葱,二的请你菜,三的锵锵流通(水开锅,喻热闹),四的妙米粉等等,其中充满了儿童的想象力和东趣.较为有代表性的童谣有《耶罗耶》,《摇仔摇》,《草蜢公》,《人插花你插草》,《打铁歌,演铜锣》,《龙眼干》,《天上一块铜》等.情歌在民谣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少,而且欢乐的少,悲凉的多,著名的有《偷寻哥》,《丢丢铜》,《看牛歌》,《长工歌》,《作田歌》,《行船歌》,《过番歌》,《九月秋风来》等.传唱较多的民间传说故事歌有《陈三五娘》,《山伯英台》,《孟姜女》等.日本统治时,有名的民谣作品有《天黑黑》,《望春风》,《丢丢铜仔》,《白牡丹》,《心酸酸》,《雨夜花》,《补破网》等,它们都是台湾同胞苦难心声的表达.现在,民谣仍是台湾民间所喜爱的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校园歌曲70年代中期,台湾一些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崇洋媚外现象和流行的靡靡之音,在校园掀起校园歌曲热.李双泽被称为校园歌曲的开拓者.他为台湾女诗人陈秀喜的《美丽岛》等歌曲,以完全不同于流行歌曲的面貌出现,很快在校园中流行开来,与此同时,侯德建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捉泥鳅》等,轰动了各大专院校,被看做是校园歌曲的代表作.接着,叶佳修创造了《流浪汉的独白》,《乡间的小路》,《小村的故事》等,亦在校园中广泛传唱.除此,吴楚楚,邱晨等,也是校园歌曲创作的代表.较有名的校园歌曲还有《好了歌》,《风,告诉我》,《外婆的澎湖湾》等.校园歌曲以技巧趋于现代,精神走向中国为创作原则,因而也被称为现代的民歌.它不论写景物,写风月还是写爱情,在文字意境方面都给人以美感,散发出纯朴的乡土气息,是台湾青年学生求新,求变和热爱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生动表现.美术的多元化早在明清时代,台湾就有少数文人习画,称为文人画时代.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以东洋画占领台湾美术阵地,并由日本画家把持了台湾的美术教育,使中国画派的发展受到压抑.台湾光复后,台湾籍的画家们积极进行创作实践,并吸收大陆画派之长,使美术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五六十年代,台湾画坛上一批年轻人受西方影响,致力于现代绘画的创作,一度掀起了现代画的热潮,画坛因而出现传统派与西化派两极对峙的局面.到了70年代,受乡土文学的影响,美术界又掀起回归乡土的热潮.如重视对民间工艺美术,古建筑雕刻等的整理,研究,专门创办杂志进行介绍.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台湾商业画廊崛起,主要出售易为大众接受的传统绘画,从而使一度衰落的中国水墨画重新复兴.80年代,台湾绘画艺术的发展呈现了多元性,新一代的现代主义画家们表现活跃,先后成立了许多绘画团体,举办画展,将新抽象手法,新构成材料,新表演艺术,新装置艺术,自囚艺术等,引进台湾,丰富了台湾画坛.(下图为台南孔庙)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网|时间：2003-11-22|文章来源：台湾和大陆同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中国人的地方。当人们走下飞机，踏上台湾的土地，看到的是中国字，听到的是汉语，吃的是中餐，喝的是乌龙茶，唱的是中国戏。两岸相同的文化，相同的习俗，台湾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生存、劳动的地方，两岸人民血脉相连。汉文化的传播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汉文化进入台湾有二种途径，一是官方所为，以维护统治秩序、宣扬儒学等统治伦理、主办官学和科举考试为主；一是移民的到来，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间技艺，加快台湾的开发。来台的男性汉人因为移民女性奇缺，逐渐冲开官方禁婚的限制，与当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高山族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与移民和睦相处。从友好相处到共同合作，加快了闽粤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化过程，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汉文化有组织、系统的进入台湾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集团在台湾建立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的政治统治体制；郑成功病故后，郑经把天兴、万年二县升格为二府，并设南路、北路、澎湖三个安抚司。在政权建设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些文化教育建设，建孔庙设学校，教育分为“学院”、“府学”、“州学”和“社学”四类。与教育一致的是开办科举。社学为初级教育，三年两试，州试上榜者送府学，府试上榜者送学院，院试上榜者则进太学。这种完整的教育、科举体系在台湾是第一次出现，很快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在汉文化在台湾流行过程中，儒学也得到传播。台南市的孔庙，和它门额上所书的“全台首学”一样，是在台湾最早建立的孔庙。1665年，郑成功儿子郑经采纳咨议参军陈永华的建议，在宁南坊修建儒学讲学所“明伦堂”，第二年正月第一座孔庙落成。陈永华出任“学院”，也就是郑氏政权的“教育部长”；叶亨为“国学助教”，在孔庙设立“太学”。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自此开始全面、系统进入台湾。陈永华在郑氏政权推行汉文化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因此流传着“郑成功开之，陈永华营之”的说法，可见两人在推行汉文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随着郑氏在台湾推广汉文化的进行，明末清初，一批明朝遗臣也流亡到台湾，在致力于“文化拓垦”的同时，吟诗唱和，著书立说，写出具有台湾特色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并且成立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社团──“福台新咏”诗社。大陆名儒、贤士的到来和从事的文化拓垦活动，使得台湾文风渐开，提高了台湾社会崇尚文化的风气和台湾地区的文化水准，缩短了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的差距。康熙统一台湾后，为巩固、完善清朝的统治，对台湾的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视。到清代，已经在台湾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机构，形成现代行政区划。在清朝时期，在民间流行着“三年官，两年满”的说法，说的是许多清朝驻台官吏三年一换，他们无心问政，只知官兵勾结、官匪勾结，欺压百姓，捞取民脂民膏，把任职台湾当作搜刮饱囊的过境之处，台湾成为贪官污吏的集散地。在民间还流行着“一只牛两层皮”的说法，说的是农民既要受“小租户”的剥削，又要受“大租户”和当局的剥削，田赋丁税十分繁重，因此在台湾形成“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说法，在清朝统治台湾的212年，大大小小民变事件发生116次。其中发生于康熙60年（1721年）的朱一贵起义、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起义、同治元年（1862年）的戴潮春起义，则是规模较大的起义。但是，也正是在清代时期，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在台湾的统治和开发全台湾，在台湾开始完整、系统地实施文化、伦理教育，宣传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意识，推广文化知识。清治台湾期间，为移植汉文化、宣传汉文化作过巨大努力，也取得相当成功，为中华传统文化广植台湾人民中间起到历史性的作用。阿里山里有一座“吴凤庙”，记载的是一位清政府的下层官吏、“阿里山通事”吴凤，因为力戒当地盛行的猎取人头的残忍风俗，革除旧弊，倡导先进文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而唤醒当地民众的良知而取消猎头恶习。从中可以看出，大陆带来的先进文化思想对改变台湾民间的落后风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清朝统治台湾的200余年，也成为台湾汉文化的发展期和成熟期，为以后的历史演变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清朝统治台湾期间，台湾的教育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自郑经在台南建立第一座孔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为纪念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宣扬四书五经，在台湾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均建有孔庙。清代开办的官办最高学府－－“儒学”就设在各府、州的孔庙内。清朝台湾知府蒋毓英于1684年，在台南府城东安坊、高雄左营等地，创办官办学校“社学”，后来成为文人结社集会的场所。台湾还有另外一类像台北士林文昌祠、台北板桥的枋桥大观“义学”那样的学校。义学专收贫寒家庭的儿童、少年入学，不收学费，初为官办，后由民间捐资主办。文昌祠、大观义学则是台北当时小有名气的义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的民间学校也兴办起来，在台被称为“民学”。民学纯属私立，也就是“私塾”、“书房”、“学堂”，大多招收富家儿童入学，学习时间不固定，由各人需要而定。岛内“书院“也很盛行。在台南市，1683年（康熙22年）施琅开办第一所书院－－“西定坊书院”；1704年又出现规模完善的“崇文书院”。此类学校为公有私办，到光绪年间台湾共创办了44所规模不等的书院。当时还有一类特殊的学校，即“土番义学”，这是专门设立在平埔族（熟番）地区的“社学”，专收平埔族和高山族儿童入学，由汉人执教。土番义学在雍正年间多达50多所，汉字、汉语、汉文化在高山族中广泛流行，有力地促进高山族各族群文化的发展，也推动汉人和高山族的融合。同样，汉文化的推行和学校相对增加，对平埔族的“汉化”产生很大的作用。台湾汉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增加了对大陆治学人士的吸引力，大陆的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也传入台湾，广泛传播。台湾本身也出现一批艺苑群星。如主修方志出名的高拱乾、刘良璧、周钟瑄等；以诗文著称的陈鹏南、陈维英、郑用锡、吴德功、吴子光等；大陆来台的季麒光、郁永河、蓝鼎元、姚莹、林鹤年等。他们既成为台湾文化的创导者，也丰富了中华文化。台湾设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铭传较为重视教育。于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办台湾第一座西学堂。他在任内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创办现代化的学校，聘请西方人教授外语、数理化、史地、测绘、制造等现代科技理论和知识，由此台湾教育迈入现代化时期。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台湾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先进的省区之一。特别是在大陆很多较难实行的洋务，在台湾得以实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和文化较为发达，民众文化素质较高，思想、观念也较大陆开明，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