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中国养猪业的发展-王

《猪文化展示馆》（二）1第二部分中国养猪业的发展人类在新石器代前期（距今约八千到一万年前）开始驯化了野猪经考古发掘，继在旧石器代开始驯化羊、狗之后，到了新石器代前期（距今约八千到一万年前），已经饲养和驯化了野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贾尔木遗址中发掘的猪骨，距今约有8500年，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家猪中最原始的材料。就现有的历史资料看,我国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饲养家猪。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多年）中，发现了许多猪的头骨和骨胳，其中有许多是幼猪的骨胳。人类到新石器时代，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方式，这才有了圈养家畜的可能，猪和牛、羊或马不同，它在游牧时不容易被带走，因而不被游牧民所重视，而到了定居之后，由于其产仔多，生长期短，不会远离等特点，而很快被人们所重视，促使猪比其他家畜更为发展。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陶罐（公元前5000多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猪（公元前5000多年）《猪文化展示馆》（二）2我国家猪的起源，据研究一般可分两大类型，即华南猪与华北猪。这两个类型的猪，无论在体型、毛色、繁殖力等都迥然不同，华北地区的家猪与华北地区野猪（分布于华北、四川、安徽等地）相近，而华南地区的家猪与华南野猪相似。这是家猪来源不同的有力证明，说明在我国猪驯化不是一个中心，而是早在新石器时赛，居住在我国华北和华南的居民，各自驯化了当地的野猪。我国南、北各地所培育出的优良种猪，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作出的贡献。（华南猪、华北猪照片）在黑龙江宁安县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1963年在肃慎人原始社会遗址出土几件陶猪，经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025±90年、2985±12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陶猪体形丰满肥硕，已经脱却“狼奔豕突”的野猪体态，而与近代家猪十分相似。《猪文化展示馆》（二）3夏、商、周猪的人工选择在几千年就在我国用于生产之中了。商代有关叫韦（）的人相传是我国最早的猪的选种专家。《周礼》中，记载了有关各种猪的不同叫法。说明当时在生产上对不同的猪已有区分的要求。《诗经》《幽凤七月》章有句云：“言私其豵，献豜于公。”“豵”是一岁的小猪，“豜”是大猪，意思是：小猪归自己，大猪献给公家（领主）。猪的各种不同叫法母猪——（）公猪——（）小猪——（）一岁——豵，六个月——猔，二岁——豝三岁——特四岁——豜阉猪——豮“豕人”和“牧人”《周礼》一书还提到有叫“豕人”的官，专管猪的鉴别，选择良种和专营饲养的官——牧人。此外，《越绝书》中曾提到在越王勾践时（公元前500年左右），有“鸡山”和“猪山”，可见其养猪规模之大。阉猪技术的发明商、周时代养猪技术方面的另一项创新是阉猪技术的发明。据《易经》记载：“豶豕《猪文化展示馆》（二）4之牙吉”，意即阉割了的猪，性子就会变得驯顺，虽有犀利的牙，必不足为害。《礼记》上捉到：“豕曰刚鬣，豚日腯肥”，意即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叫“豕”；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圆，叫“豚”。而“腯肥”这个名词早在《左传》中已有提到，这是养猪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可见，古代对于睾丸的功能和它对动物生理，特别是内分泌上的作用，不仅描述了形态上所引起的变化，而且也叙述了生理上的转变，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把内分泌学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一个范例，几千年来这一阉割技术，广泛流传于我国民间，深受农民的欢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122-211年），已有了铁制农具，用牛耕田，生产力提高一步，人们对肥料已有相当的研究，对于猪粪肥的评价极高，由于肉食的需要，养猪业在畜牧业中居于主要地位。《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秦、汉我国的养猪业是伴随着农业生产而渐次发达起来的。我国养猪不仅为了食肉，而且还为《猪文化展示馆》（二）5了积肥。“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是相传已久的农谚。早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人们对肥料与土壤的关系已有相当的认识。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由于牛耕区域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水利事业的兴盛，封建社会中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高峰，养猪业也随之有相应的发展。养猪方式多以放牧为主，但由汉墓出土的陶猪圈各种类型的考证。说明在某些地区已出现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方式。到了西汉以后，为了积肥，又设计建造了各种形式的猪圈：有独立式的猪圈、各种与厕所相联的连茅圈和与住房或作坊相联的猪圈，式样各异，不一而足。汉代对猪种的选育汉代在猪种选育方面。继先秦时期的“六畜相法”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汉代《史记·日者列传》记载：“留长孺以相彘立名”。方以智所著《物理小识》中曾引留长孺的相彘法：“短项无柔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说明当时在鉴定技术上已掌握了机能与形态的关系，对汉代猪种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关于汉代猪种的优秀品质。可以从近年来出土的古代文物加以证实。根据它的外形来看，头短宽，耳小而直立，颈短阁，背腰宽广，《猪文化展示馆》（二）6臀部及大腿发育良好，四肢短小，这种优美的体态，说明我国古代华南猪种早就具有早熟、易肥的特性而为国外所重视，故在汉代即被古罗马帝国(大秦国)所引入，以改良他们的本地。猪，这样就育成了罗马猪(又名拿波利坦猪)，而罗马猪对于近代西方著名猪种的育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汉时代养猪出身的宰相和热爱养猪事业的人西汉时代（公元前202-公元9年），由于牛耕区域的扩大，水利事业的兴盛，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当时养猪的方式以放牧为主，出现了许多热爱养猪事业的人。《后汉书》《吴祐传》说：“祐年二十丧父，居无担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恒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守志如初。”又说：公孙弘（汉武帝的宰相）“家贫，牧豕海上（渤海群），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汉朝还有马氏兄弟五人，都善于养猪，人们赞美他们说：“苑中三公，巨下二卿，五门哦哦，但闻猪声。”《后汉书》说：“梁鸿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也就是说，梁鸿大学毕业后去养猪。《猪文化展示馆》（二）7汉代瓦砖上的猪刻饰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以后，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逐渐代替了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随着养猪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不断进步，群众中的养猪经验日益积累．并用文字记载下来。据晋张华撰的《博物志》(公元三世纪)载：“商邱子有《养猪法》。卜式有《养猪法》，”可惜的是均已佚失。仅存的祗有北魏(公元六世纪)的《齐民要术》，其中载有：“圈不厌小，圈小肥疾；处不厌秽，泥秽得避暑。亦须小厂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畜待穹冬春初”。说明当时人们已注意到放牧与舍饲两者的密切结合，藉以调节饲料的余缺。因季节而实行不同的饲养方式。利用放牧，节约饲料，而把有限的精料，使用在冬春的舍饲期间。该书还介绍了冬天严寒季节产下的初生仔猪的护理方法：“十一、十二月生者，一宿蒸之。蒸法：索笼盛豚，着甑中，微火蒸之，汗出便罢。豚不蒸则脑冻不合，出旬便死。所以然者。豚性脑少，寒盛则不能自暖，故以暖气助之。”还论述了仔猪辅料的方法：“宜埋车轮为食场，散粟豆柱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则肥速；”并实行仔猪断奶后的去势：“六十日后犍”；《猪文化展示馆》（二）8最后加以催肥：“麻盐肥豚豕”等一整套综合技术措施。后魏《齐民要术》的舍饲养猪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发展，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逐渐代替了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后魏《齐民要术》载：“圈不厌小，圈小肥疾，处不厌秽，泥秽得避暑。亦须小厂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畜待穷冬春初。”当时还有许多仔猪培育经验。《齐民要术》载：“供食豚，乳下者佳，简取别饲之。愁其不肥。共母同圈，粟豆难足，宜埋车轮为食场，散粟豆于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则肥速。”西晋墓的猪圈冥器就很有代表性。该猪圈的圈围作圆栏杆状，有长方形圈门，施青黄釉，圈径14.5厘米，高6.5厘米，圈内有两头猪，大猪体壮膘肥，其嘴紧靠长方形食槽，作进食状，体态稍瘦的小猪站立在一旁，从两猪的形象看，已不见吻部尖突的“原始性”，与今日的家猪并无两样。隋唐五代隋、唐(公元581—906年)以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养猪已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朝野佥载》中载：“唐洪州(今江西省南昌)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这是古代养猪的专业户。又据《新唐书·卢杞传》：“大历末(公元776—779年)卢杞为虢州(河南灵宝)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猪文化展示馆》（二）9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他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说明那时官办养猪场规模有数千头以上者，可见唐代我国养猪业曾有过大规模的经营。宋元朝的栽培饲料养猪唐、宋以后，在强调利用各种野生植物养猪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栽培饲料来养猪。元代王祯《农书》指出：“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近水诸物，可以饲之。养猪几占山皆用橡实或食药苗，谓之山猪，其肉为上。江北陆地，可种马齿苋，约量多寡，……用之割切，以泔糟等水浸于大槛中，令酸黄，或拌麸糠杂饲之，特为省力，易得肥猪。”到了宋代(公元960—1279年)，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科学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有关养猪业的发展情况，散见于各诗文和笔记小说之中．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对猪肉的质量提出较高的要求。据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苏轼)性喜嗜猪肉，在黄冈时，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湖北黄冈)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才不解煮，熳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说的是黄州猪肉价贱，表明当时当地产猪很多，吃法必很考究，正是多吃常吃猪肉而又肉质味美的反映。苏东坡以善于品味而闻名，他原是四川眉山人，但官游所至，又到卞京、杭州、黄州、扬州、惠州、德耳(今海南岛儋县)、宝鸡、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徐州、镇江等地。因此各地的猪肉，他品尝得多，他对我国猪肉的评价是高的。又据宋释惠洪撰《冷斋夜话》记载：“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馀寇，与部队相远。饥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斩之，僧应《猪文化展示馆》（二）10对不惧，公奇而赦之。问求蔬食。僧曰：‘有肉无蔬’。公益奇之。馈之以蒸猪头，食之甚美。公喜，问僧止能饮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为诗，公令赋食蒸豚诗，操笔立成。曰：‘嘴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荐，软熟真堪玉箸挑，共把膻根(即羊)来比并，膻根只合吃藤条’。公大喜，与紫衣师号。东坡元祐初(公元1086年)见公之元孙讷，夜话及此，为之记。”诗中讲述了猪的喂法和猪肉烹调方法，也赞叹了猪肉的鲜美，只有长期养猪食肉者才能道出。记载中还谈及王中令向主僧索食，僧道：“有肉无蔬”。说明当时四川吃猪肉比吃蔬菜方便，产猪之多，可以想见。在《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京都开封每天从南薰门赶进猪只的情况说：“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头，止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说明当时城市发展对猪肉的需求程度和宋代养猪业发展的情况。元代(公元1271—1368年)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强调“以农桑为急务”，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农学著作很多，如王桢编著的《农书》(1313年完成)是我国第一部对全国范围的农业技术进行综合的农书。在养猪技术方面，记载了一些创造发明和可贵的经验。就江南水乡多湖泊的情况。提到：“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以饲之。”宋、元时代，对萍的繁殖特点已有认识，如宋代陆佃《埤雅》卷十六，提到萍，曾有：“旧说，萍滋生，一夜七子，一日萍浮于流水则不生，于止水则一夕生九子”。把滋生很快的水草用来喂猪，扩大了饲料来源。山区养猪。也要考虑其具体特点：“养猪凡占山皆用橡实，或食药苗，谓之山猪，其肉为上。”另外还有用发酵饲料喂猪的经验出现。书中载有：“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