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与图书馆第一章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谢灼华主编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商周史官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尤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商周时期学在王官，文化学术掌握在王侯卿士大夫手中，他们既是政治领袖，又是文化学术的创造主体。作为上层集团的成员，史官既要向王侯卿士大夫解释天道，又要将他们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载之简册，同时还要从史官职业角度发表自己的文化学术思想。史官文化•所有商周春秋时期的文化学术创造、记录、保存、传播，都依赖于史官文化这一文化载体，像《尚书》、《国语》这些商周时代的散文都应放在史官文化背景之下予以阐释。商周史官文化•商周史官文化就是以史官为创造主体、以从事宗教文化阐释和历史记载为主要创造形式、以沟通天人古今为职志、以传承学术提供历史借鉴为目标的一种文化形态。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机制•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气候和土壤。商周史官文化赖以生存的条件有三大机制：•一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二是以礼乐征伐为形式标志的王官政治宗法系统;•三是得到统治阶层普遍认同的史鉴信念。『礼乐征伐』•出自《论语》，《论语·季氏》记载:『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商朝靠宗教鬼神的力量维护统治•据《礼记·表记》记载，殷商王朝率民敬天事神，试图依靠宗教鬼神的力量维护统治。•《尚书·盘庚》载商王盘庚动员民众迁都，所提出的最根本理由就是“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先秦史官•史官在先秦时代又称天官，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史官是皇家天文学家，他们的重要职责是向王侯卿士大夫解释天道，举凡制历、颁朔、祭祀、卜筮、占梦、占星、解释祥瑞灾异、禳灾、预言等与天道有关的事务，都在史官所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史官们就是以神职身份，从宗教神学角度沟通天人古今，为王侯卿士大夫的重要决策提供神学参考，对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先秦•指秦朝以前的历史时代，起自远古人类产生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这一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经济等领域。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从分散逐步走向统一。史官在西周的职责•史官是为王官政治宗法体系服务的，他们对西周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政治宗法制度最为谙熟，《周礼·春官》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在祭礼中“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在丧礼中“执法以莅劝防”，在会同朝觐礼中“以书协礼事”，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而所有关于文秘管理、档案管理、文献典藏、户籍管理、文字管理、氏族管理的事务，都属史官所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可以说没有人比史官更能深入理解西周政治体系的亲疏尊卑的精髓，也没有人比史官更能深刻地体验到礼坏乐崩的黍离之悲。史官记载历史的目的•史官记载历史的目的是通过历史兴衰给君主提供政治借鉴，史鉴信念是史官实现人生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就是所谓“掌官书以赞治”。•这里所说的史鉴，不是后代那种所谓盛世修史，不是借前代王朝历史经验来为本朝垂鉴，而主要是记载本朝发生的政治事件。商周史官的重要职能——作册•郭沫若在《金文丛考·周官质疑》一文中说：“作册乃左史、右史之通名。”这说明执简册记载是商周史官的重要职能。•《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临终之前命令元老重臣辅佐嗣子：“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周室顾命一代之大典，就是通过太史执笔记载而流传下来。•《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说，天子听政应该让“史献书”。商周史官的贡献•商周史官们不仅以自己的深沉睿智及时地捕捉了王公大臣那些闪光的思想言论，而且用手中的刀笔刻下了政治的兴衰和历史的善恶，他们为古代政治提供了一面面镜子。就是在记载历史、批判历史的过程中，商周史官揭示了人类社会应有的惩恶扬善的正义价值，肯定并巩固了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成果，上古社会的良知主要是通过史官的历史记载而体现的。商周史官所履行的职责甚多，其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历史记载，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学术的命脉，关系到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承。史鉴崩溃——春秋战国的诸侯们销毁历史记载•《孟子·万章下》载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在这里所讲的“籍”指的是周室班爵禄的文献，其实它也适用于所有历史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语曰：“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放绝”是从孔子作《春秋》之后算起，而这四百多年正是中国历史文化发生深刻巨变的战国秦汉时代。本来史学最为发达的中华民族，为何唯独这四百多年没有史书?史官之审时度势•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治发生重大变革之际，史官总是因其谙熟历史而最先审时度势，在事变发生之前就对自己的去留做出选择。•《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乃出奔如商。殷之将亡，内史向挚见纣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淮南子·汜论训》说：“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这是传说中的夏王朝史官弃夏奔商。史官之审时度势•《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礼贤下士，于是“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其中的辛甲大夫是殷商王朝的史官，归周后任太史之职。《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语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在推翻殷商王朝和东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周初年另一重要史官尹佚，其尹氏家族最初可能也是在殷商王朝任职，后来转投周朝。这是商王朝史官弃商奔周。东周王朝史官不断上演弃周逃奔的故事•《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周景王曰：“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辛有是辛甲大夫的后人，是周平王时期的史官，他的儿子由周奔晋，应该是在平王前后，晋文公时期董因，晋灵公时期董狐，晋平公时期董叔，都是董史一系之中的知名人物。东周王朝史官不断上演弃周逃奔的故事•太史公司马迁的先人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主动放弃延续了数千年的太史官守，《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其中的尹氏固就是西周初年著名史官尹佚的后代，尹固等人带去了周王室的典籍，这对提升南楚文化学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商周史官的思想•商周史官具备了独立思考、善于抽象概括的思想家品质，他们一直在真诚地探讨宇宙、历史、人生等人类精神文明的真理，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人们点燃思想的火炬。西周史佚就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有关历史、社会、人生的精辟格言。商周史官的精辟格言•《国语·周语下》引史佚之言：“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左传·成公四年》载《史佚之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史佚之言：“因重而抚之。”•《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史佚之言：“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左传·昭公元年》载史佚之言：“非羁何忌。”史伯•西周末年的史伯也是一位优秀的思想家，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代表了公元前8世纪中国人思辨力所达到的水平。•《国语·郑语》载史伯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什么叫做“和”呢?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达，所谓“和”指的即是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史伯指出，仅凭单一元素是无法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就是要求王侯应该广纳多方面的人才，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揭示了事物矛盾的统一性。史墨-从自然和社会现象当中揭示事物存在着矛盾的对立及转化•《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史墨讨论鲁昭公被权臣季氏驱逐的现象：“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季氏就是作为鲁昭公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从哲理高度解释了春秋时期社稷绝祀、君臣易位的现象。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东周王室柱下史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春秋末年的老聃更是一位由周室史官出身的大思想家，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既是商周史官的殿军，又是战国诸子百家的先驱。史官文化的转变•孔子在政治失意之后从史官文化中吸取智慧，作《春秋》当一王之法，将政治学说寄寓在史书著述之中。老、孔二人，或垂空文以自见，或寓微言大义于历史行事，从两位巨星与史官文化的联系之中，我们可以寻绎商周史官将思想接力棒交给战国诸子的轨迹。史官文化向士文化转变•就在春秋末年史官文化难以为继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战国士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潜滋暗长，很快替代商周史官文化而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潮。它是以战国士林为创造主体、以重建一统天下为目标、以思想解放锐意创新为标志的一种文化形态。•战国士林是一个品流复杂的群体，它的主体是作为思想家的战国诸子。战国士文化的精神，就是战国诸子百家以自己的思想学说平治天下的主体精神。老子、孔子、七十子就是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的杰出代表。殷商的典籍收藏•首先，由从事王室记事的史官，或是从事宗教事务的巫师，收集各种甲骨，然后进行磨制加工，成为可以进行占卜用的甲骨。•其次，每逢王事、征伐、祭祀和农作等活动，人们进行占卜，然后把卜辞刻写在甲骨上，再把这刻写有卜辞的甲骨收藏起来，待有灵验征候时补写卜辞。•最后把这些有刻辞的卜骨收藏起来。殷商保存典籍的真实性•现存古代典籍的记载．也证明了段商典籍保存的真实性。《尚书·多士》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商夏命。”•册甲骨文的形制•“吾人既知商人贞卜所用之龟，其大小长短曾无两甲以上之相同者，又知其必有装订成册之事，则此龟板之一长一短，参差不齐，又有孔以贯韦编，似册字之形状，而册当然为其象形字也。”•册象参差不齐的龟甲片叠在一块，再用绳子捆扎，犹如现在的书页的装联，典象双手捧着册，或者象把册放在几上，犹如现在把书插放在桌子上，典、册两字的象形是十分明显的。文字的象形主要是形象地描绘实物图形，如果那时没有装联成像书册样的甲骨，或者是使用竹木薄片联结成册的样子，那是很难凭空创造出典、册两字的。周代典籍的收藏•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我国历史上高度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周武王伐纣得天下后，全而建立奴隶制的新秩序，采取分封诸侯的办法，加强了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国家机器完备，宗法制度严密。农业生产规模更大，生产工具也更为先进。所以，周代文化发展超越前代。武王伐纣•商朝最后一个国王是商代的第三十二位帝王子辛，也叫帝辛，，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据正史所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殷商末年，它有两个主要的敌手：西部的周方国及东部的夷人部族（甲骨文里被称作人方）。武王伐纣•这个时候，活动在渭河流域的姬姓周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首领周武王姬发正在积极策划灭商。他继承父亲文王遗志，重用姜尚等人，使国力增强。当商的军队主力远在东方作战，国内军事力量空虚之时，周武王联合各个部落，率领兵车300辆，虎贲（卫军）3000人，士卒4.5万人，进军到距离商纣王所居的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举行了誓师大会，列数纣王罪状，鼓励军队同纣王决战。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正确看待商纣王•由于周方国在西部行征伐之权，国势迅速强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不过文王曾与纣王在山西黎城恶战一场，被打得大败，周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