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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4《孟子》编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选自《孟子·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一是大书揭之殿两庑壁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濬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邠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儒家思想简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仁爱;孟子:仁政“仁”: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悌、忠、信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孟子(一)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但同时又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董仲舒: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战国时期,魏国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经学的熏陶。他把魏国打好基础,变成战国初期的一个文化强国。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历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起,他用了历史上名将吴起,同时与韩,赵灭掉宗主国的晋国,而三分其地。魏武侯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干脆直接称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历史上的名将孙武子的孙子——孙膑,打垮他同学庞涓的一场著名战争,那个庞涓,便是魏惠王亲信的大将。在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过赫赫的战功,打败过韩国,赵国,宋国。而且还能威胁到鲁,卫,宋,郑等国来朝,和他建交。同时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可是魏惠王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商鞅投奔到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奠下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过了两三年以后,商鞅又说动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魏公子印,打了胜仗,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当初的决定。孟子见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愤难受的阶段。他与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同时太子申被掳。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了公子印,割让了河西之地,迁都大梁。实在是他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所以他想网罗礼聘外国的人才,例如在齐国闻名的客卿驺衍,淳于髡等人,也都受过他的邀请。尤其他对驺衍的莅临,曾经亲自到郊外去欢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宾之礼。他是受到商鞅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他父祖的光荣局面,甚至能进而窥图霸业。(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至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观念,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一个人得到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战国时期,战争
本文标题: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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