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简介)

武昌起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黄花岗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清统宣三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革命前夜，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使晚清政府愈加衰败，尤其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末的最后10年，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有学者称它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之一。这种社会背景的准现代性，正是酝酿辛亥革命所需的温床。从1895年因泄密而夭折的第一次广州起义算起，至1911年，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辈们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10次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保路运动成了导火索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4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4省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尤以四川最为强烈。一脑子糨糊的清政府，终于亲手点燃了引爆火药库的导火索，为自己的葬礼拉开了序幕。革命党在四川的起义牵制了清廷大量兵力，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提供了有力支援。可以说，没有保路运动，就没有辛亥革命。起义的直接触因起义计划已定1911年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起义新军恐被调入川当时清廷正在调遣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武汉的防务就相对空虚了。但是，革命党人原本在新军中各层级的人事安排被打乱了，不少党人士兵担心被调往外地。如果再延搁下去，机会将可能丧失。孙武弄响了炸弹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不幸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后因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遭清军突袭而没有成功。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10日凌晨就义。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革命军大队长熊秉坤等人筹备当晚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自己为参谋长。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苦撑多年的大清帝国轰然倒塌。武昌起义的发生多少带有一些偶然性，然而它的迅速成功却有一定的必然性。武昌起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湖北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革命士兵们在起义中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参加武昌起义的一群新军准备奔赴战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政府已空前孤立，时机完全成熟。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没有多年间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仆后继的斗争，就不会有武昌起义。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的骗局被揭穿之后，也开始分化。部分立宪党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前面提到过，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为武昌起义的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鄂军西调，武汉空虚，又给武汉的革命党人造成了一个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这是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湖北有较好的社会基础。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张之洞，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在湖北创办了汉阳铁厂，还创办了两湖书院。近代工商业和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新的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湖北新军”，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此时的清政府气数已尽，无法成功镇压起义。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