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非传统安全

中亚五国非传统安全（一）非传统安全界定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security）又称“新的安全威胁”，（new-securitythreats），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一、非传统安全•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如三股势力问题,毒品问题及武器走私等问题广泛存在于中亚各国,并得到地区外的国家或势力的支持与帮助。当年乌伊运的基地就设在阿富汗;为贩运毒品,在中亚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跨国网络,特别是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非法组织的存在及活动,往往得到境外某些势力的舆论声援和财力支持。（二）非传统安全的特点•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来自某个主权国家，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传统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安全，主要表现为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军事活动和政治、外交斗争。非传统安全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的范畴。首先，大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非军事领域，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金融危机、非法洗钱等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传染性疾病等主要与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主要与自然领域相关，都不是传统安全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虽具有暴力性特征，但也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活动、武装走私等虽然也属于暴力行为，并可能需要采取一定的军事手段应对，但它们与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战争、武装冲突仍有很大不同，而且单凭军事手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使其较传统安全威胁更为复杂，靠单一手段难以根治。•突发性传统安全威胁从萌芽、酝酿、激化到导致武装冲突，往往会通过一个矛盾不断积聚、性质逐渐演变的渐进过程，往往会表现出许多征兆，人们可据此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然而，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却经常会以突如其来的形式迅速爆发出来。首先，不少非传统安全威胁缺少明显的征兆。据有关资料，1990年以来全球有100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到近年来的“疯牛病”、口蹄疫、“非典”、禽流感等，当人们意识到其严重性时，已经造成很大危害。其次，人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有局限。如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其发生前并非全无征兆，但由于人类在探索自然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而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灾害的早期预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源于某个确定的行为主体，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防范的难度明显增大。•转化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矛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动态性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而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反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引发的后果。如战争造成的难民问题、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等。其次，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的形成，就与霸权主义所引发的抗争心态，领土、主权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历史积怨等传统安全问题有着密切关联。再次，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组织谋求获取核生化等高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互动性，使看似相对孤立的事物，却常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不能简单地对待和处理。•主权性国家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自主决定权。•协作性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旨在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二、中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今日中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始于前苏联时期,在苏联70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存在如毒品问题、民族分裂问题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但由于苏联国内政治局势较为稳定和经济发展较快,因此,当时这类问题没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国家独立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滋生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一）政局动荡独立之初中亚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各种思潮泛滥,包括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等,由此影响了处于政治狂热中的民众,而当时忙于权力之争的各国政府与议会,也无暇顾及三股势力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就为其滋长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二）经济危机中亚国家独立后,传统经济联系中断、各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生活遇到很大困难。这导致人们对当局不满、信仰出现真空...,同时也为包括三股势力和毒品问题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繁衍的土壤;另外各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贫富加剧的情况,使一部分人心态严重失衡,这一点也容易为极端势力所利用。（三）对宗教的扶持中亚国家独立后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使伊斯兰教得到复兴,宗教影响明显扩大,但同时也为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90年代以来以追求政权为目标、或公开或隐蔽、打着宗教旗号的组织在中亚各国纷纷出现,它们除在塔挑起内战外,还对乌世俗政权发动武力攻击和搞恐怖活动,得到外国支持的乌伊运就属于这类组织。（四）非法移民这是九十年代后新出现的问题,苏联时期为解决国内某些地区劳动力不足,曾有组织地向中亚或西伯利亚等地移民。当时属于国内移民问题,但是独立后各国间及向俄等独联体国家的移民就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中间有通过办理正当手续实行的合法移民,也有没有办理正当手续实现的非法移民。在各国的移民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非法移民。其中又不乏不安定分子,甚至极端分子,对本国和所在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五）水资源和领土争端、环境污染等问题这类问题在苏联时期就有,那时可以用行政命令来解决。苏联解体后,这类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加以解决。如果各国不能妥善解决这类问题,采取极端化的做法,就可能引发国家冲突,使非传统安全问题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三、中亚五国非传统安全局势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衍进，国际安全正发生着悄然转变，传统的军事安全地位下降，经济安全地位上升，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能源短缺、毒品走私等安全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如何维护国际安全，是事关国际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事。归根结底，只有加强国家和地区间的安全合作，才能根本缓解国际间的矛盾和纷争，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结合部，战略地位重要。独立以来，中亚五国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为此，中亚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构建经济安全合作圈层结构，加强在反毒、反恐、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安全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合作，中亚非传统安全格局明显改观，但从长远看仍面临挑战。（一）中亚毒品问题1.贩毒数量Drugseizures（毒品查获）Heroin（海洛因）Opium（鸦片）Cannabis(大麻)Crime（与毒品相关的犯罪）HIV/AIDSstatisticsinCentralAsia毒品给中亚国家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是犯罪率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毒品问题对中亚国家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中亚国家为此都感到忧心忡忡。不仅如此，中亚国家多年来也受到国际社会对其反毒不力的指责。在各种压力之下，中亚国家意识到，积极采取因应措施，坚决开展禁毒斗争已刻不容缓2.中亚毒品问题原因分析第一，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毒品的生产和运从经济学供求关系的角度看，市场决定生产。中亚本土的毒品以及经中亚转运的阿富汗的毒品主要流向欧洲、独联体和亚太地区，由于毒品用途的扩大和吸毒人数的增长（包括中亚本土居民），使得市场对毒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了中亚的毒品生产和贩运。第二，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中亚新独立国家原有的计划经济被彻底打破，各国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巩固政权和建设城市当中，而忽略了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各国的经济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人均收入也在不断上升，但各国实际的发展和分配严重不平衡，2004年各国基尼系数都在30以上，乌兹别克斯坦更高达44．7。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在当地部落长老的组织下大面积的种植鸦片和其他毒品以摆脱贫穷。第三，种植毒品的传统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中亚地区鸦片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从18世纪开始，鸦片的产量不断增加。在前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是其重要鸦片产区，为苏联提供了80%的鸦片，1974年苏联政府才禁止了吉尔吉斯斯坦鸦片种植的合法性。苏联解体后，处在混乱中的缺乏经济来源的中亚各国居民习惯性地种起了他们熟悉的毒品。而且，中亚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产地“(金三角”地带和“金新月”地带)和最有利可图的毒品销售市场(俄罗斯和西欧及中国和亚太地区)之间，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势必成为毒品流向世界各地的桥头堡。第四，各国间边界控管不严苏联时期对各加盟国边界的频繁变动，使得独立后的中亚各国之间存在边界问题，为毒品在边界地区的贩运提供了场所。由于实力有限，缺乏对边境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资源，加之当地复杂的地形，使得中亚国家之间及其与阿富汗漫长的共同边界长期缺乏有效的控管，有的甚至完全处于失控状态，给毒品生产和走私以可乘之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转移了国际社会对中亚禁毒的关注和援助，使一度中亚的边界毒品控管缺乏资金支持和有效的国际监督。第五，贪污腐败盛行中亚国家独立后进入艰难的转轨时期，原先的制度荡然无存，新的制度尚待确立，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在此背景下，毒贩趁机向一些政府机构如海关、边防和安全执法部门的官员大肆行贿，而后者亦来者不拒，有的甚至直接参与毒品贸易，从中牟取暴利。多年来，中亚国家政府官员涉毒案件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政府高层。这不仅破坏了中亚国家政府应对毒品贸易挑战的信心和能力，还使得中亚国家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努力落空。第六，极端势力介入控制了中亚的贩毒通道就意味着控制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财源。因此，中亚的各种力量，特别是极端势力对这条通道有着浓厚的兴趣。1999年和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先后两次在塔、吉、乌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发动大规模越境袭击行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制造边界地区的不稳定，分散安全执法部门的注意力，进而确保大宗毒品安全过境。目前，经中亚的70%的阿富汗毒品已处于“乌伊运”的控制之下。最后，毒品走私团体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先进技术的运用传统的毒品走私团体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清晰的团体领导中心。而现在的毒品走私团体组织比较分散，由核心和外围组成，核心里是团体的中坚分子，被灵活多变的外围各个小分队包围和保护着，执法部门对外围的渗透工作都会很轻易地被识破而被阻断。此外，互联网的使用、运毒工具的创新以及先进武器的运用使禁毒工作的成本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