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40年代的文学思潮

第十七章40年代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第一节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思潮与论争40年代文学（第三个十年）是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文学。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全国实际上分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三大部分。与此相对应，文学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孤岛文学”。尽管就其主流来说，每一种文学都自觉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反对外族侵略，歌颂爱国主义是其主旋律，但由于具体存在的环境不同，每一种文学还是具有鲜明的特点的。国统区文学延续了30年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要特征，又特别融入了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讽刺和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假团结真分裂的现实内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如茅盾的《腐蚀》、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宋之的的话剧《雾重庆》、巴金的《第四病室》、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除此之外，继续关注知识分子生活，表现他们对于人生的困惑和探索，也是抗战深入发展后国统区文学的一个主要主题和题材。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钱钟书的《围城》等。解放区文学在继承“五四”“为人生”的文学、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基础上，着重反映和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在坚持“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的基础上，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浓郁的大众化、民族化风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等的《白毛女》等，为建国后的文艺发展探索了道路。沦陷区的“孤岛文学”由于地处特殊的环境，各方政治势力统治较弱，主体上呈自由发展趋势，各种文学思潮都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但由于进步的爱国的文艺人士居多，进步文艺活动相当活跃，出现了于伶的《夜上海》、阿英的《明末遗恨》等优秀剧作。尽管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武汉成立，标志着第二个十年中的各种成分的文艺运动会合了起来，形成了广泛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但由于40年代的民族解放战争带来的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文艺思潮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文学论争比以往表现得更为频繁和激烈。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残酷激烈，文艺论争少了二三十年代的平和，多了四十年代特有的火药味、血腥味。有些文艺论争，甚至流露出了超越文学范畴的不良倾向。一、“与抗战无关论”1938年12月，梁实秋面对抗战以来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依然坚持“新月”时期的文艺思想，坚持认为文艺仍然是超阶级的、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的立场，提出了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主张。他的主张得到了坚持文艺应远离政治的“京派”作家沈从文的应和。对此文艺界许多作家、批评家提出了批评意见。如罗荪指出，梁实秋的言论“抹杀了今日全国文艺界的一个共同目标：抗战的文艺。”张天翼指出，文艺创作中的“差不多”、“八股”要反对，因为生活并非如此。但目的不是使文艺脱离政治、脱离现实，恰恰是为了更紧、更深入地把握时代和现实。梁实秋：《“与抗战无关”》，1938、12、6《中央日报》；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罗荪：《再论“与抗战无关”》；张天翼：《论“无关”抗战的题材》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战国策”派是指抗战时期在西南一带以昆明为主心，形成的一个由教授、学者、作家组成的融政治、哲学、历史、文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团。它不是一个纯文学或以文学为主的社团。代表人物是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在重庆创办《大公报·战国》副刊，以此得名。“战国策”派崇尚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标举“战果”历史观，声称当时是“‘争于力’的战国时代的重复”。在文学上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作为创作的“三道母题”，着重宣扬以反理性为基础的主观唯心论，鼓吹“自我”中心，强调“心灵”表现，提倡超阶级的民族文学运动。这一派中只有陈铨是个作家，写有《野玫瑰》等剧作。“战国策”派的理论和创作受到了来自进步文化界的批判。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等三、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1940年左右展开，焦点问题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中认为，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并偏狭地认为新文学是“以欧化东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畸形发展形式”。反对一方是葛一虹，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民间形式”吗？》中认为，全盘肯定新文学，完全否定民间形式中有可继承的合理成分。郭沫若、胡风等人也参与其中。郭沫若的文章是《“民族形式”商兑》，胡风的文章是《论民族形式》。其中，郭沫若的观点比较中肯，他认为中国新文艺是各种形式的“综合统一”。这一问题的讨论，直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才渐趋明朗。四、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这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论争，也是一场没有把问题搞清楚、甚至是越搞越复杂的论争。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国统区后，从而引发了这场论争。论争的焦点人物和中心问题是胡风和他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诗人、编辑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加入“左联”，开始崭露头角。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写了一系列的文艺理论文章和著作，阐述自己对于文艺问题的认识。他针对3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公式主义概念化倾向，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的客观主义是导致出现这些缺陷的重要原因。他们扼杀了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创造精神，忽略了创作中主体性因素的发扬，致使作家本人不能用真实的爱憎感情去观察并反映生活，对生活只是做机械式地反映。为此，他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强调并提倡重体验的现实主义。应该说，尽管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理论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还不是很系统很成熟，但毕竟为深化现实主义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由于在客观上，它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提法相悖，从而导致了何其芳、林默涵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胡风将“主观”提到了文艺创作中的决定性位置，背离了辨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唯心论的陷阱。他们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因素，是作家的思想认识，是理性分析，不应当把体验、感觉之类的感性的作用夸大到比思想认识还重要的地步，更不能离开阶级分析谈主观精神问题。论争一方面促使胡风更加系统地深入思考，并且吸收某些对立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写出了《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等专著，对现实主义进行了独创性的理论阐释。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误解，为建国后全面清算他的思想打下了不良基础。第二节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开始于1936年。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从此拉开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序幕。解放区文学又以1942年5月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虽然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文艺运动，但由于党当时的主要精力在于领导全民族抗战，无暇顾及文艺领域，所以文艺界的民主气氛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1942年5月以后，由于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了大一统的文艺思想，致使文艺的民主空气空前紧张起来。虽然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许多个方面有独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表现，对许多重大文艺问题有深刻精辟的论述，但由于成了唯一的指导思想，而且逐渐被僵固化、神圣化，致使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日趋单调起来，影响了文学的繁荣发展。1、1942年5月之前，以延安为主的解放区文艺界主要做了如下工作：1）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艺工作。1936年11月，刚到陕北的丁玲组建了解放区第一个文学团体——中国文艺协会，领导起了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1937年底，以成仿吾、周扬等为负责人，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担负起了组织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迅速投入到抗日文艺运动方面的重任。1938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面发展革命文艺，毛泽东为“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38年9月，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正式成立，1939年5月，改名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2）出版文艺刊物，扩大文艺影响。解放区出版了许多刊物，如《文艺突击》、《大众文艺》、《谷雨》、《草叶》、《诗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其中，鲁艺的《草叶》和延安“文协”的《谷雨》最为出名。但它们之间有宗派现象，像两个“堡垒”，互不往来。3）贯彻“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精神，街头诗、秧歌剧比较红火。2、前期延安文艺界的民主气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思想比较自由。一部分作家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察世界，探索社会，从而发现了延安、根据地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或者说黑暗的现象。2）创作比较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基本上没有约束，写出后还能发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笔》文艺副刊是主要阵地。1942年，延安由此爆发了一场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论争由1942年春天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一系列杂文展开，主要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硬骨头与软骨病》，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由于这些杂文写的都是延安的黑暗现象，所以时称以“暴露”为主的“杂文运动”。“杂文运动”出现后，引起了延安文艺界一些左翼人士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著文或发表讲话批判这些文章，由此引发了文学创作中“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以及上述杂文，成了众矢之的，1942年之所以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文艺界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说与这场论争有密切的关系。在这场论争（斗争）中，王实味、丁玲比较惹人注目。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在翻译马列著作经典方面卓有成就。在《野百合花》中，他把整个延安夸大成“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世界，有着“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从“首长”、“大人物”、“重要负责者”到“小头子”、“科长”和“主任”“到处乌鸦一般黑”，显然不符合事实。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事件是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在座谈会期间毛泽东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延安文艺界的整风。1941年6月，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法西斯阵线在全世界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与此相适应，日本为了把中国变为它支援和扩大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则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对解放区连续“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而蒋介石反动政权为了消灭共产党，竟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采取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从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连续派遣大军进攻、包围和封锁解放区，致使解放区的经济、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因难的地位。”(毛泽东：《学习和时局》）同时在思想上，由于王明思想在党内影响很深，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有很强的实力，如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致使我们党在思想上还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因此，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统一思想，保护党的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我们党于1941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成立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