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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两汉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第一节概述第二节《乐记》与《毛诗序》第三节司马迁、班固的文学思想第四节扬雄的文学思想第五节汉人对屈原的评价问题第六节王充的文学思想第一节概述儒学在汉代由一种百家之说上升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选官制度成为统一知识阶层思想的主要手段。文学观念也受到时代文化精神的直接制约。汉武帝尊崇儒学,设五博士,常与学者讨论治理国家的方略一、汉代的政治文化结构汉初:休养生息,以黄老之术治国。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编订的五经,立王官之学,置经师以统一全国言论,加强中央集权。汉末:社会分崩离析,出现对儒学独尊的信仰危机,两汉的经学走到尽头。二、士人阶层的处世策略在汉朝统一天下之后,士人阶级面临一种崭新的政治局面,这便是大一统的君主官僚政治体制。汉初:尊黄老之学和申商之术,儒家仅在社会下层流行。汉武帝时:儒学之士创造性地改造先秦儒家思想。西汉末年:越来越迎合政治的需要,从而谶纬之学与黑暗政治。东汉中后期:开始关注个人的情趣与爱好。三、经学语境中的文论思想带有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汉代经学神圣化,儒家文学批评标准流行。由天道的一些属性推出文学艺术的属性封建帝王迷信: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经学家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在此经学思想影响下,文论家表现出一种封建帝王迷信并为之歌功颂德。四、两汉文论概况1.西汉初到汉武帝前后,是两汉文论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是道家文艺思想比较活跃。刘安《淮南子》,承继先秦道家积极方面,同时,吸收儒、墨、法等思想。司马迁西汉道家文艺思想发展中的新特点启示了魏晋玄学的文艺观和美学,成为庄学文艺美学向玄学文艺美学过渡的中介。四、两汉文论概况2.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到东汉章帝亲自召集的白虎会议是汉代文论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儒家文艺思想发展的极盛与高潮时期。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成为指导创作的唯一原则。这一阶段出现了代表儒家文艺思想的纲领性著作:《礼记·乐记》和《毛诗序》。这一时期的文论主要代表人物是刘向和扬雄,东汉初的桓谭、王充和班固。此期的儒家文艺思想与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相比,有三个特点:首先,保守性增强了,批判性减弱了。其次,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认识更加深化了。再次,迷信化倾向增强了。四、两汉文论概况3.从东汉中期白虎会议到王朝灭亡是两汉文论发展的第三时期。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官方儒学呈式微之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代表人物:王逸、郑玄。班固第二节《乐记》与《毛诗序》《乐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乐”的思想,特别是体现了正统儒家学派的音乐美学观点;《毛诗序》谈的是对《诗经》的看法,是汉代学者综合先秦儒家和当时经师关于诗乐理论而写成的。《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一、《乐记》的主要贡献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乐记》的内容和传承来看,它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儒家各派的文艺思想,特别是受到了《荀子乐论》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其中很多篇章如《乐香》《乐化》《乐施》《乐情》的内容就直接来自《乐论》。一、《乐记》的主要贡献1.首先,《乐记》对音乐的产生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坚持音乐艺术的表情性“乐”产生于人的情感情感的真诚与否影响和决定艺术的生命情感类型决定音乐形象的个性特征“情”的产生:人的“六情”感于外物而动此“物”包括自然与人事两方面一、《乐记》的主要贡献2.其次,提出了音乐的社会作用:致乐治心,寓礼于乐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接受者在接受作为情感表现的音乐时也会感之而后动,通过对音乐类型和内容的规定便可以引导人们的思想感情,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一、《乐记》的主要贡献3.最后,把本属于政治伦理道德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质”概念,正式引入文艺美学领域。故钟鼓管磐,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奠定了“质”决定和派生“文”、“文”表现和依附“质”的这样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质”观。《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二、《毛诗序》的诗学思想第一,确立了中国古代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第一次将“情”与“志”联系起来。“志”主要指人的经过一定伦理道德规范过滤后表现出来的志向、思想,它强调的是秩序、法则优先于个人;情主要指未经太多伦理道德思考和社会意见就流露出来的个人的感情、情绪。抒情言志,都必须受到“礼义”的约束二、《毛诗序》的诗学思想第二,系统论述了文艺的社会作用。“刺”:诗的讽谏作用。讽谏以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为前提,表达时不能直刺过失,要“主文而谲谏”。“美”: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二、《毛诗序》的诗学思想第三,总结了诗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赋、比、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周礼注疏》)二、《毛诗序》的诗学思想表明诗歌创作的特殊性:赋比兴手法表明诗歌创作不同于其他创作,通过具体物象(物、事、人)来表现生活、抒发情志。赋比兴手法与中国的抒情言志传统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节司马迁、班固的文学思想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班固(32-92)司马迁(前145-?)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一)实录精神与春秋笔法“实录”精神:创作上要如实地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扬雄《法言·重黎》)春秋笔法司马迁评价《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总结出“《春秋》义法”(“《春秋》笔法”)的写作规律。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二)“发愤著书”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探讨了“立言”的动机、目的和写作激情的重要性。文学的“怨愤”不是一己之私怨,而是合乎正义、坚持良知、伸张凛然正气的“公正发愤”。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坚持正直、关心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优秀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二、班固的文论观点《汉书》——文学家立传和对作家作品评论。主要贡献:1.“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的真正实践把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环境之间有机联系起来,注意从作家经历和社会环境中去寻求作品的解释和答案。把西汉一系列作家纳入《汉书》人物列传,按照作家生平介绍—作品载录—褒贬评价的公式进行批评,表现出非凡的历史眼光。二、班固的文论观点2.其次是对作品的选录和评价继承了孔子以来的选本批评,以“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来选录汉代作家。有助于指导读者阅读,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文坛对作品的评价标准。3.再次是品第批评。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序》中对历史人物品第的划分,影响和启发了后代文学品评方法。二、班固的文论观点4.除了文学批评的贡献外,还归纳出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5.另外,班固对辞赋的性质、创作特点也作了十分重要的论述。《汉书·艺文志》专门设有《诗赋略》,以区别于六经诸子学术著作。班固已能自觉地区分文学与学术班固对诗赋的重视第四节扬雄的文学思想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著名的哲学家和辞赋家。为人谨慎自守,淡泊名利,好深湛之思,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外戚佞臣专权以及王莽篡政都有清醒认识。文学思想主要见于《法言》。另著有《太玄》和《扬子云集》等。一、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明道、征圣、宗经,创作要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扬雄的明道、征圣、宗经思想比战国时代孟、荀尤其荀子的明道、征圣思想更加系统化,明显受到了西汉中期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二、扬雄论辞赋扬雄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得出结论,批判汉大赋:“靡丽多夸”,不适合对帝王起讽谏作用。切中了当时汉赋创作中仅关注靡丽形式而不重思想内容的不良倾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还对言语与书籍的联系与区别,以及言语、书籍与人的思想活动的关系作了深入思考。扬雄还谈到了言与书的区别与联系。第五节汉人对屈原的评价问题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臧否与当时经学的地位关系密切。从对屈原的评价中,也可以窥见汉代文学批评的走势。屈原一、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迁的评价刘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全面吸收了刘安的观点,并把对屈原的作品评价由道德领域拓展到诗学领域。一、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迁的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二、扬雄与班固的评价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汉书·扬雄传》)扬雄评价屈原的赋是“诗人之赋”,痛惜屈原的悲剧结局。认为屈原不该自沉泯罗,其思想里缺少道家的全身远害,和儒家的进可治国平天下、退可独善其身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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