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知识工作者的任务分析

知识工作者的任务分析在20世纪，管理所做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贡献，就是把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了50倍；在21世纪，管理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使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得到同样的提高。——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在分析知识工作者的任务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泰勒关于体力劳动者的理论。人类文明史存在有七八千年，但人类第一次真正深入了解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并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仅仅只有一百零几年的历史。第一个对体力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的人是泰勒。我们今天称之为“生产率”的东西（这个术语仅仅有50年的历史），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长河中曾数次有过平稳增长的经历。但是，这些增长的经历都是采用新工具、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结果；它们的增长体现的是经济学家今天称之为“资本”的东西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中，经济学家今天称之为“劳动力”的东西（即工人的生产率）出现增长大的情况却乏善可陈。工人只有通过更努力地工作或延长劳动时间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在泰勒之前，人们认为工人在技能上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泰勒在深入了解体力劳动者的任务和分析构成任务的动作后指出，体力劳动根本就不存在技能，只有简单和重复性的动作。能够提高体力劳动生产率的是知识，即按照一定的方法将简单和无技能的动作合并在一起，对它们加以组织，并执行这些动作。泰勒的理论听起来最简单不过了——有效的方法总是简单的方法。但是，泰勒用了20年的时间才取得这样的成果。它的名称在20世纪里也发生了更迭。泰勒自己一开始称之为“任务分析”或“任务管理”。20年后，它变为“科学管理”。这就是科学管理的来历。自泰勒以后，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以每年3.5%的复合增长率稳步提高，总共增加了50倍。在最近100年中，许多人尝试采用各种方法提升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尽管许多人强调他们的方法不同于泰勒的方法，但即使是效果最小的方法也是以泰勒的理论为基础的。在亨利.福特的流水生产线中，泰勒的任务分析和工业工程理论延伸到体力劳动的整个流程当中。日本人提出的“质量圈”、“持续改善”和“准时生产”等概念也是一样。但“泰勒制”的名声并不好，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泰勒视工人如机器。“泰勒制”当时是为制造业的体力劳动者设计的，而且一开始只适用于制造业。“泰勒制”仅解决了个别具体工作的作业效率问题，而没有解决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不再是提高体力劳动的生产率，而是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我们必须先研究和分析知识工作者的任务特点。体力劳动者与知识工作者的任务比较：项目体力劳动者知识工作者任务确定不确定（自主决定）任务产生顺序并发同时任务数单一任务多任务任务之间关系一维多维任务内容简单手工操作复杂脑力活动自由度小大创新空间小大需要知识和信息否是考核标准量化不容易量化由上表可看出，知识工作者的任务比体力劳动者的任务在复杂度上提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可以把体力劳动者的任务看成是知识工作者的任务的一个子集。让“科学管理”回归到“任务管理”由上面的分析可见，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不能套用泰勒的理论。一些公司试图用“科学管理”方法来管理知识员工，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对知识工作者进行“科学管理”的方法。现在一些人（甚至包括软件公司的人）鼓吹软件开发工业化，根本就是无视软件开发规律的空想，是对自身工作的一种讽刺！因为软件开发最难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软件的设计，如果连详细设计都做好了，只是简单编码已经没有多少价值提升空间了。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在他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这部巨著中，以其简洁而浓缩的书名道出了管理学的真谛。据此，我们可以把管理诠释为：管理任务、承担责任、勇于实践。笔者的意见是，在出现对知识工作者进行管理的“科学管理”方法之前，还不如让“科学管理”回归到“任务管理”的本真。“科学管理”的提法让普通人感到神秘和高深，遥不可及。容易成为某些人的专利，造成脱离人民群众、曲高和寡的局面，甚至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压制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管理活动，扼杀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泰勒的理论借助流水生产线，极大地提高了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那么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呢？答案当然是“任务管理系统”。任务管理系统是一套适用于任何协作型组织（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实施任务过程化、规范化、信息化的管理软件产品。以金字塔和扁平化管理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任务（项目、活动、事宜）过程化管理为核心。德鲁克论21世纪管理挑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彼得·德鲁克在新著《论21世纪管理挑战》中对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作了考察，并指出个人与组织方面的基本态度上的变化以及工作本身的结构变化皆为增进生产率之必需。德鲁克强调，知识工作者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的最大挑战。在发达国家，这是它们的第一生存需要。现在人们普遍地认同，新型的“知识经济”正在形成，这是本世纪的希望所在。在探索知识经济制度基础的众多著作中，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是最早的一位，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引人注目，曾是美国1993年的最佳畅销书。德鲁克更常用比“知识经济”更广义的“知识社会”（KnowledgeSociety）一词，在他看来“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Root-CapitalistSociety），因为正是知识的运用与产生，才是经济增长的启动力，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德鲁克提出，西方社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推进，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开始的。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曾为两个社会阶段所左右：资本家——他们拥有并控制生产手段，和工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异化、受剥削、依赖于人。”但由于“生产率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变成了“富裕的”中等阶层，这个革命于1883年开始，二战后不久在每个发达国家达到了高潮。1950年前后，产业工人——不再是“无产阶级”但仍是“劳动者”——看来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在政治上与社会上占了优势。但此后随着“管理革命”的开始，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在人数上开始迅速地下降。在力量与地位上更是这样。德鲁克估计，“到2000年，制造与运输商品的传统工人占到工人队伍1/6或1/8以上的发达国家将不复存在。”“资本家可能更早些时候就已达到它的预算——世纪之交，肯定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那以后，资本家在权力与显要程度上，再没有人能与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或福特之辈，德国的西门子、蒂森、克虏伯之辈等相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都被管理革命的最初成果——“专业经理人员”所取代。在发达国家，日益控制了资财的供应与分配的是养老基金而非历史悠久的大家族资本家。在美国，这类基金1992年拥有全国各种大企业股本的一半，并持有同样多的公司固定债务。养老基金的所有权受益人当然是美国的雇员。养老基金乃是由新的一类资本家，没有个性的匿名领薪雇员、养老基金投资分析员与证券经理人员来经营的。同样重要的是，“真正具有控制力的资源与绝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现在既不是资本，不是土地，也不是劳动，它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主要活动将不是资本也不是劳动（19世纪与20世纪经济学的两极）在生产用途上的分配。价值现在是由“生产率”与“创新”来创造的，两者皆是知识运用于工作。在知识社会中领头的社会集团将是知识工作者，包括懂得怎样把知识分配于生产用途的知识主管人员（正如资本家懂得怎样把资本分配于生产用途一样）、知识专业人员、知识雇员。实际上，这些知识人员都将受雇于组织。但与资本主义下的员工不同，他们既有“生产手段”又有“生产工具”——前者是通过他们的养老基金，后者是由于知识工作者拥有自己可以把它带到任何地方的知识。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挑战将是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挑战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服务工作者的尊严；服务工作者通常缺乏知识，在每个国家甚至最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构成大多数。德鲁克的这些观点，通过他的著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似乎已成了美国思想界的共识。现在，德鲁克在新著《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一书中的“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一章的引言中醒目地指出：“在20世纪，管理最重要的、事实上真正独特的贡献是制造业手工工人生产率50倍的提高。在21世纪，管理需要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同样地是增进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20世纪一个公司最宝贵的资产是它的生产设备。21世纪不论是企业机构还是非企业机构，它的最宝贵的资产是它的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生产率。”下面是他在新著中的阐述：一、手工工人的生产率德鲁克概括了历史上受过教育的人是怎样重视手工劳动与手工工人的：古代大诗人如希腊的赫·西奥德（Hesiod）与罗马的维吉尔（Virgil）歌唱农人的劳动但不曾拿过镰刀、放过牧，更没有对农人的劳动作过研究；1900年后，马克思开始写关于手工劳动与手工工人，但也未曾接触过一台机器或对工人的机器操作作过研究。第一个开始这样做，从事过手工劳动，并研究了手工劳动生产率的人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WinslowFaylor，1856-1915）。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生产率（productivity）一词只有50年的历史。在历史上，工人生产率有过增长，但那些增长主要是新工具、新方法、新技术的成果，它们是经济学家所谓“资本”的增长所带来，极少有经济学家称谓“劳动”即工人生产率的增长。工人要生产更多些只能通过更艰苦的劳动或更长的劳动时间；工人之间技能不同，而在生产率方面并无不同，只是勤懒有别、体力强弱有别。这在经济学家从李嘉图到马克思都是这样一致认为的。至今在大部分经济学中生产率仍是一个“外生的”因素。但是，经泰罗对工人与工作的研究后，手工工人生产率空前地提高，自那时以来，每年以3%-4%的速率上升——意味着至今已上升50倍。这个成就乃是20世纪所有的经济与社会获益的基础。手工工人生产率创造了现今“发达国家”的经济。泰罗的手工劳动生产率原理说来很简单，为使手工工人有生产力，第一步是考察工作任务，分析其动作构成，第二步是记录每个动作，其花费的体力与耗用的时间，然后清除无益的动作，将获取完成品所必不可少的动作确定下来，以最简便的方式（操作者负担最轻、要求时间最少的方式）去完成。再把这些动作放到一起成为一个合乎逻辑顺序的工作。最后重新设计动作所需的工具。这一原理的创立花去了泰罗20年的试验时间。在以后的100年中，曾有无数进一步的修改与提炼，名称亦有改变。泰罗本人先称自己的方法是“工作分析”或“工作管理”，20年后重新命名为“科学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开始称为“工业工程”，在德国称为“合理化”。泰罗证明，在手工劳动中并无人们赞美的“技能”，只有简单、重复的动作，使它们具有生产力的是知识，即把简单的、无技能的动作放到一边，加以组织与实施。事实上，泰罗是把知识运用于工作（Work）的第一个人。德鲁克认为，过去100年来在提高手工工人生产率方面的任何成就皆以泰罗原理为依据——为“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工作轮换”等都是用泰罗的方法以减少工人疲劳从而增进生产率，福特装配线和日本人的“质量圈”与“及时定货”则是把泰罗的工作任务分析与工业工程原理扩大到整个手工工作过程。“不管泰罗的局限与不足，……没有哪个美国人具有他那样的影响力，”“科学管理是席卷世界、甚至胜过美国宪法及联邦文献的一种美国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管理与福特装配线席卷全美，20世纪20年代科学管理席卷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美国的成就皆以泰罗原理及其在培训中的应用为依据，它使希特勒在上台后6年内设计完成了极度的战争机器，最后则给了美国在战场上打败德国与日本军队的实力。1950年后，西方世界以外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仿效美国在二战中的做法。从日本开始，然后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它们避开了技术创新，而输入美国发展起来的、以泰罗原理为基础的培训，使一批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