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的高坡(第一二三四部分)

东边的高坡---跟苏东坡学做真人深圳江开凌大家都知道孔子被称为“万世师表”，意思是永世学习的表率，这个评价当然一点不虚。一千多年后苏轼被人赞为“百世之师”，意思为百代学习的榜样，这个评价一点也不算高。虽然孔苏不能相提并论，但对苏轼的评价多少显得有些目光短浅，“百世之师”针对南宋人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但苏轼对后世的影响却是绵延近千年的事实，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苏东坡的精神注定在下辈子，在未来，可成为天空的星，可成为地上的河，照彻天宇，滋养众生。（台湾学者李一冰语）苏轼如此让人钦重，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苏轼的美源于一开口、一落笔就浪花四溅的智慧。这等智慧于茶余饭后，游山玩水，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一碰就满纸都是（林语堂语）。苏轼诗文绝少怨天尢人，无论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都能保持快乐的心态，这是天之秉性，也是自修觉悟。庄子说：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而不能入也。能“安时处顺”这才是苏轼智慧所在，才是苏轼的魅力所在。苏轼自己也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这就是苏轼的过人之处。他一生三谪九迁，患难来临，总是服从的忍受，一笑置之，充满诗意和酒气。他一直处在政治的旋涡之中，却总是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他朋友遍天下，“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语）他可以从“佛教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的观念中整合出中国人的文人气质。我们到底喜欢怎样的苏东坡？千百年来很多人都想把它说清楚，但事后都是显得有些徒劳，而本文就是想从东坡多姿多彩的人生之中分享那么一点真人的智慧，把情之深处的一瓣心香献给坡公，但我知道也许这也是徒劳的。一、雨洗后的东坡说东坡，道东坡，中国出了个苏东坡。我们还是从东坡之名说起吧。东坡是什么？其实就是黄州城东约200米的一块废弃的官地，占地约十亩。这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荒地了，在黄州不说是比比皆是，随便再找一块类似的土地应该是一点也不难的。那苏轼是怎样与这块荒地结缘并成就一段中国文化奇迹的呢（余秋雨语）？在他的《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的就很明白了。他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看来选择东坡这块地不仅偶然而且出于无奈。苏轼大难不死（乌台诗案历时130天，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获释，苏轼带着长子苏迈一老一少在吏卒的看管下，奔边远的黄州而来），一到黄州，不多的积蓄很快用完了，在面临生计问题时，那就应该想办法活下去，苏轼到黄州名虽“团练副使”其实是犯人，是囚徒，不仅没有俸禄，更没有人生自由。幸而有这个故人马正卿（当年二十六岁的苏轼，意气风发，以“凤翔通判”之职离京赴任之时，这个四川老乡就随同前往，追随苏轼近二十年），也幸而有那个郡中太守的同情（时任黄州太守徐大受是马正卿的朋友，当然太守仰慕苏轼才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慨然将这一荒芜的官地送给苏轼。苏轼在这块地上经营得有声有色，不仅年有余粮，还在这荒坡上盖起了房子，这个房子不大，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除了有几间卧室之外，还专门隔了个客厅，名为“雪堂”，苏轼在这里会见了不少被后世称作文化巨擘的名人，如著名书画家米芾，高僧参寥子。《宋史.东坡先生本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轼贬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这段正史写得极为简单，甚至有些轻描淡写，将一段沧桑巨变的历史一笔带过，但我们还是可以读出几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苏轼耕于斯，二是舍于斯，三是名于斯。元丰四年，也就是苏轼四十六岁时“东坡”之名诞生了。以“东坡”命名，不仅是为了记载一段生命的历程，更是一块对生命的幡然省悟的里程碑。苏轼在得到这块荒地后，在一个雨后月夜独自视察这块荒地，而后写了一首名叫《东坡》的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诗写得很清朗，很平静。雨洗东坡，双关之意很明确，自然之雨，人生之雨，这应该是苏轼得名“东坡”的真正契机或寄托。有人说“东坡”之名是受白居易的影响。白居易在忠州做刺史时写下了《步东坡》：朝上东坡步，昔上东坡步，东坡何所受，爱此东坡树。因为他的命运和白居易命运相似，心心相印，是出于敬慕白居易的缘故，所以用“东坡”两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我以为这不足为信，理由有二，一是苏轼境况与白居易的境况区别很大，虽然都是被贬但苏轼是死里逃生，劫后余生，是拣回的一条命，苏轼对“东坡”的体验是从生命深处得出的感悟，换句话说，他是真的热爱这月夜东坡的宁静和自由，他体会到了也只有他能体会到这荒芜的“东坡”与自己何其相似；二是这“东坡”后面还带有“居士”二字，理解“居士”一词的含义，有助于更准确理解苏轼以“东坡”为号的良苦用心。“居士”一词原出自《礼记．玉藻》：“居士锦带，弟子缟带。”郑玄注曰“居士，道艺处士也”。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云》：“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人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可知在家不求仕宦，而怡然自得于道艺者即称为“居士”，苏轼不“在家”而在远离京城的黄州，也不是“不求仕宦”，此时由不得苏轼自己求不求官，至于说“自得于道艺者”，苏轼这个时候更不敢以才艺自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就是吃了嘴巴的亏，他初到黄州时就反省了，“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显然苏轼不是取这个意思。“居士”另一个出处便是古西国佛典《维摩诘经》，释心田所著《图解维摩诘经》说：居士有二：（1）广积资产，居财之士为居士；（2）在家修道，居家道士为居士。人们对居土的看法是：一要广积财富，家业兴；二要在家修行佛道，赋予居士为“学佛人士”之意。守道自悟是居士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由此可见，不出家的佛信徒都是居士。事实上苏轼的家乡就是佛教圣地，前有乐山大佛，后有峨眉普贤大师，从小就有熏陶，少有佛缘。另处苏轼到黄州一年多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城中定惠禅院，与僧侣们一起吃斋饭，一起散步，还隔三差五往安国寺跑，对佛道自然耳濡目染，身为罪官，有心理佛，居士就可以做到。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佛本身的“安心”契合苏轼当时的心境。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人生起落之后，苏轼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要寻找心灵的归宿，他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让心情真正安宁。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说：“余二月至黄舍（其实就是定惠寺院）。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惊魂未定）。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皆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这段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苏轼是怎样在深刻反省自己，求自新之方。他认识到自己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最好的选择就是归诚佛僧，焚香默坐，以期达到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这时我们才看明白了，苏轼是想守道自悟，身为官身，却用心事佛。这完全符合《维摩诘经》所说的“居士”的标准。理解了这些，我们才真正明白苏轼号为“东坡居士”的真正用意了。雨洗后的东坡，生活真的是月色清朗，也就是这段东坡生活(近五年的黄州经历)成就了一个文人典范，成就了一块文化丰碑。没有黄州就没有真正的苏轼(余秋雨语)，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评价，没有黄州的经历，充其量中国又多了一个才华横溢的李太白，多了一个闲适恬淡的陶渊明，当然这样的类比其实并不是高看了苏轼。黄州生活，东坡过得平静、朴真，确乎是一个人生的高坡。黄州生活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作些概括，一是快乐种地，享受劳动。去年东坡拾瓦砾，自重黄麻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这时的东坡一副农夫打扮，头戴蓑笠，有时赤着脚，穿着草鞋风里来雨里去，水稻麦子，枣栗柑橘，黄麻大豆，只要他能种的他都想办法种下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身耕妻蚕，聊以足岁。”一般的士大夫如欲学老农，问题实在太多，不是不懂，就是怨气太重，抑或过于凄苦。东坡的心情却是异常放松平静，有时甚至还有些享受。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苏家的耕牛害了重病，几乎要死了，苏太太识得这种病，用一味单方，治好了牛病，苏轼大喜，作书告诉友人章惇(这个章惇就是后来在元祐党祸中疯狂迫害苏轼的那个章子厚)，“发公千里一笑”，与友人分享这农耕的快乐。二是好饮喜食，美味人生。苏轼一向讲究饮馔，甚至不辞以老饕自居。黄州生活空虚，独多闲遐，因此于饮食之道就更有兴趣了。元丰三年正月，策马而来，初到黄州，首先看到的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苏轼留有很多谈烹调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著名的《猪肉颂》这样写到：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是在讲正宗的东坡肉的烧法,我们不仿多说几句,看看苏轼对吃的投入程度,首先他用的不是小火,更不是大火,也不用明火,用得是暗火,膛火,不能有火焰,你看这个“罨”字的意思就是把烟也盖住，要无烟、要无焰，又要有火，这是何等的讲究。这绝不是“东坡在黄州时穷极无聊之际的苟且之计（莫砺锋《漫话东坡》）”，而是在享受烹饪。苏轼不但写了《猪肉颂》，还写了《东坡羹颂》，还有东坡野菜，东坡汤，他几乎可以编整整一本烹调书。他还特别爱喝酒，所写饮酒之诗文超过李白，他在《饮酒说》里讲：“予虽饮酒不多，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自酝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三是吟咏风月，如果说劳作是一个农人享受，吃喝是一个男人的快乐的话，那么吟咏风月则是一个文化人的自省了。苏轼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是在黄州时被创作出来的，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和文化意蕴，是精神瑰宝也是智慧模范。二、君子的纷争苏轼的命运与欧阳修关系很大，当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擢为进士时，已奠定了他在士林中的特殊地位，又有欧阳修“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此人”“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的揄扬，更是使他名声大震，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亲自介绍他去见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这样的元老重臣，大家都以国士相待，对他印象非常好，感叹苏轼“恨不能一识范文正公”（范仲淹已于距此五年前的皇祐四年逝世），意为这个二十一岁的后生有文正公之风。梅尧臣写诗称赞说“家有雏凤凰，出为盛世翔”（《老翁泉诗》）。苏轼的父亲苏老泉也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意思是说不要说考试很难，我儿子就像是从地上捡一根草起来一样容易。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横空出世，光彩照人，灼得个北宋王朝老的少的眼伤。四十二岁以前的苏轼生活在一帮泰斗老臣的呵护和欣赏之中，养成“性不忍事”“使某不言，谁当言者”的自负率性的性格。如果说欧阳修对苏轼的影响是正相关的话，那么王安石对他的影响就可以算作是负相关的了，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相成，四十二岁以后苏轼的命运因王安石而变得崎岖和丰富。苏王之战历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都饶有意味，虽然是火药味十足，但都是明刀明枪。君子的纷争，有君子的风范。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本身是没有错的，顺君意，强社稷，富万民。年青的神宗皇帝好学深思，意欲奋发有为，在这时遇到了几次拒绝入朝时已四十多岁却又怀抱利器、耿介自重的王安石，当然如干柴烈火，一碰即着，王安石的信心与宋神宗的雄心一拍即合，如胶似漆。应该说变革不是一件坏事，就连当时一些国之大老如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视之为“圣人复出”，非常钦重王安石，非常看好这场变革。王安石变法的基本理念就是变风俗，立法度；他认为现状却是小人蔽贤；他推进改革的措施是挡道者诛；他的口号是“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王安石《百年无事札子》)。正因为自己对改革有了这样一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