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环境友好社会(潘岳)[1]

.1页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07-10潘岳一、什么是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和谐，指事物发展处于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和谐社会，指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和谐社会作为人类永恒的生命主题和价值追求，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理论，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实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和谐社会有着不同的诠释。(一)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和”即是“谐”，“谐”即是“和”，引申表示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即《中庸》里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周礼》中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2页“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快乐。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儒、佛、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完全一致。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还落实到制度上。中国历朝历代，从夏商周起，就对环保有明确法律与禁令。可以说，中国古代在伦理哲学、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社会结构上都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难能可贵的是，古人还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用于“王道政治”的需要。如孟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身和谐。儒家虽不提倡禁欲主义，但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3页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锢蔽，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执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佛家讲修来世，力图以事事无碍的超然态度进入一种彻悟的心灵境界，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人和谐。孔子提出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环境。并以“仁爱”为原则，实施途径有两条: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大文化与宗教中都有相同表述，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孔子还特别强调“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便是“礼之用，和为贵”。道家也极力反对人与人的冲突。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要求人们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4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社会和谐。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政治和谐。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于孟子所说的以民为本。其二，经济和谐。儒家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儒家尤其反对“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其三，文化和谐。发扬中国文化的一统多元性。一统性在于大中华需要一个能兼容并蓄的主导意识形态，多元性在于各种思想能在此基础上相互揉合。从先秦诸子百家始，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至清代朴学，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各种学派与民间信仰交流激荡成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治国、以道养身、以佛养心”，正是“和而不同”内在精神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和谐。儒家的理想就是“天下”。《礼记》中“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说的就是以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论语》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以文德感化外邦，诚所谓“仁者无敌”。古代中国是“文化中国”，是.5页“文明共同体”，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各派都有自己向往的和谐社会模式。道家以“小国寡民”为梦想，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以“爱无差等”为梦想，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梦想，倡法治，图实效；佛教以“善地净土”为梦想，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比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却早了2000年。《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经数千年来各种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和谐共生理想，已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伦理体系。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和谐社会观，虽然有着历史局限，但“大同社会”理想，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6页个伟大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不懈奋斗。当社会主义思潮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为使民众响应，都把西方社会主义比作是中国的“大同思想”。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因此说，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基本特性，在今天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中，仍具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二)资本主义的和谐社会观和谐也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西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认为，联系世界万事万物的标准就是和谐。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说:“自然追求对立，对立产生和谐”，“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而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柏拉图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会从“无秩序变成有秩序”，在他的理想王国中，人们各守其德，各司其责，秩序井然。亚里士多德提出“混合政体”，认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各阶级力量能够合作与平衡，从而减少冲突实现和谐。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中间层”的作用，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社会上下层冲突的天然缓冲带，是和.7页谐社会的基础。西方早期的和谐思想还体现在民主的进程上。古希腊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几百年后的罗马也创造了比较发达的民主共和制。民主是社会各阶级的调和品，是人们渴望平等追求和谐的产物。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主流思想对社会和谐的认识，就是强制人们的理性服从信仰，社会的和谐与否由上帝掌握，只有皈依上帝，人类才能找到内心与社会的和谐。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使人们对社会和谐有了新的认识。开普勒写成了《宇宙和谐论》，探讨了宇宙之所以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的原因。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运动，用“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对基督教义进行了重大改造，把社会和谐奠基在人与神的和谐之上，使基督教成为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即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理性、克己、勤俭、救赎、节制”等新教伦理能够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也确使得疯狂的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完善，修正补充，得以延续。伦理、人性与理性一直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斯宾诺莎认为只要在理性指导下，遵从自然必然性，使人的身心和谐，进而“人人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以实现国家内部的.8页和谐。康德却以德国人那套纯粹理性和绝对命令为核心的自律伦理，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规律的统一和谐。黑格尔用辩证法进一步完善了康德的思想，认为“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的本质就是对立统一。正是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哲学探索，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奠定了三个重要基础。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洛克和孟德斯鸠设计的三权分立机制，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平衡和谐；约翰·密尔对私权和公权的界定，设计了公民和政府和谐相处的制度框架。最后，发展成为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自由社会”理念。然而，根据“自由社会”自私的“自由选择”原则，其对财产主权的过分肯定，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对力量的过分崇拜，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过度迷信，加上资本主义无限消费观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使其反而加重了人与人的不公平、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亚当·斯密洞悉了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自由经济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后，也同时对这种“利己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所必然带来的贫富不均、社会失序、阶级矛盾、片面追求财富而导致的道德问题，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在构思《国富论》之前，就预感到自己所要描述的“看不见的手”，是怎样一只没有羁绊的欲望之手。为此，他先写了一本《道德.9页情操论》，试图构筑一个“利他主义”的道德屏障来促进社会和谐。他认为经济过度发展必然带来阶级分化，而阶级分化必引起阶级斗争。多年来，我总听到人们津津称道《国富论》而却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同一作者写的《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表达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即“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但在崇尚个人主义和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主义”的经济思想与“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天然矛盾。如何协调统一，始终是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被称作是“斯密难题”。为了解决它，西方各派学者行动起来研究社会和谐，其中“社会均衡论”认为社会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分工论”认为分工造就统一进而带来社会和谐；“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系统现存结构的均衡稳定可以造就社会和谐；“社会融突论”认为社会冲突与社会均衡的互动平衡可以促成社会和谐；“社会解压论”认为将潜在的社会冲突及时转移释放可以实现社会和谐。他们都失败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还引发了频繁而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初，面对经济大萧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思路，采取.10页了一种“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人物是凯恩斯。他认为市场并不能保证资源有效配置和达到充分就业，国家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干预政策，这造就了罗斯福“新政”。“新政”是西方经济思潮从自由放任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这也只是一国内部的调节。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使得各大列强因对资源和市场的不断竞争而加剧了内部矛盾，激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终极和谐社会”的信念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没有死亡。许多思想家对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