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企业领袖

第四章企业领袖我们已经步入一个繁荣时代，对未来10年、20年的经济发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依然充满信心。但在繁荣背后，我们又有一些担心：今后，谁会主导中国的经济?据统计，在我们巨大的出口商品中，有50%是由外资、合资企业完成的。中国成为外国企业产业链中的生产基地。不错，由于制造，我们就业机会增加，我们也增加了财富。但在繁荣和财富的背后，应该思考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思考我们整个民族的自尊心问题。繁荣和财富的增长，是不是也增长了我们的国际地位?而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能不能建立起世界级的企业。所谓世界级的企业，是行业的龙头、是行业的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繁荣时代更需要企业领袖。这已不仅仅是管理的问题了。企业管理学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是管理实施者——企业家和企业领袖在管理中的角色。企业领袖是企业组织的构建者、指挥者。既然是领袖，那么他就不是“圣人”，更不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检验“圣人”的标准是学问和思想，检验道德楷模的标准是品德；检验企业家和企业领袖的标准只有一个——市场。并且，市场是惟一标准。与欧美、日本的企业不同，中国的企业家，企业领导人，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由原来国有企业脱胎出来的现代企业，实际上都是第一代，是属于企业型的企业。自然的，这些企业领导人，也就是创业型企业家。而对一个组织来讲，创业型的领导，是最可能成为“华盛顿”的：他们最有理由、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为这个企业制定好规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最可能成为领袖的一个群体。一个组织成熟的标志，是组织领袖的产生，这个领袖既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实际的。否则，这个组织依然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一盘散沙。很长时间我们似乎只承认“人民创造历史”，而忽视了领袖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记得“文革”后不久，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历史功绩时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少要推迟几十年。”他老人家公开承认了领袖的地位。其实，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角度历史地看待领袖，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是个需要领袖的社会。一个没有领袖(精神领袖、组织的实际领袖)的社会是混乱社会，一个没有领袖的组织，只能是“乌合之众”。在美国这样一个充分张扬个性，标榜“个人至上”、“民主”的国家，也承认领袖作用，并且有自己的领袖。如：开国领袖华盛顿、内战时期的领袖林肯、二战时期的领袖罗斯福。有位朋友专门研究美国历史，2003年2月，当全世界分成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和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两个阵营的时候，由于国内媒体对此态度暧昧、莫衷一是，我们总不大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打伊拉克。就这个问题我专门请教这位朋友：究竟美国对伊拉克动不动武？他回答：只要你了解美国几位国家领袖的历史，就基本了解了美国，而了解了美国，就不难理解美国历任总统在朝鲜问题、越南问题、海湾问题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自然就理解十年时间、两任父子总统为什么都要打伊拉克这个问题了。企业类似国家。一个想要长久生存的企业，必定有个属于自己企业的领袖。如同一百年来美国经济时代的福特、斯隆、小托马斯?沃森、比尔?盖茨和日本起飞时期的企业领袖松下、本田等一样，中国的经济起飞同样需要企业的领袖群体。对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来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通用(GE)、没有人不知道杰克?韦尔奇。但是，通用最伟大的领袖是查尔斯?科芬。许多人从没听说过查尔斯?科芬，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对任何一个CEO来说，从企业缔造者手中接过权力，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那位缔造者还拥有电灯、电话、电影、碱性电池、配电技术等一大堆发明专利。科芬在1892～1912年期间，领导通用电气公司完成了两项意义深远的创新：一是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研究实验室，二是提出了系统管理开发的设想。爱迪生在上千人的帮助下，成为个人天才，而科芬创造了一个并不依赖于他本人的天才体制。他创造的企业理念和机制，使他领导过的通用电气历久弥新，并成为他人竞相效仿的楷模。科芬的后继者杰克?韦尔奇改进了通用公司的体制，在用人和增加企业利润方面展现了杰出的智慧，但韦尔奇不是这些概念的发明者，他只是继承者，是查尔斯?科芬为他们搭建了可以尽情表演的舞台。查尔斯?科芬，是通用制度文化的奠基者、建设者。没有这样一个领袖就没有通用的今天，也不可能有杰克?韦尔奇以及后任者的辉煌——所有的障碍查尔斯?科芬都解决了，就如同美国政府，无论谁来当总统，这个国家核心的东西不会改变。2000年底，美国《财富》周刊为纪念一个世纪的结束和新千年的到来，专门策划组织了一次推举一位20世纪企业家的活动。这个活动吸引了众多美国人参与，最后，候选人集中在四个人身上。他们分别是：福特，美国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不是汽车的发明人，但福特先生发明了汽车生意，并由此开创了美国人把“生活架在四个轮子之上”的汽车时代。这个时代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文化甚至道德观念。斯隆，通用汽车的第二任总裁，世界上第一位职业经理人。他发明了大企业的管理艺术，由于他的这种作为，使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控制得以实现。小托马斯?沃森，IBM前总裁，老托马斯?沃森的儿子。他在父亲创业的基础之上打造出美国“蓝色巨人”——IBM。创造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时期最脍炙人口的成功故事。比尔?盖茨，他把今天的商业行为和生活构架在网络上。上述四位，分别代表了他们所生活的那四分之一世纪，是那个世纪中最具有代表的企业家。巧合的是，他们又都在汽车和计算机行业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是两个比其他行业更能使20世纪区别于过去世纪的行业。这些人正好一半是企业家，一半是经理人：其中两位创建了大型集团公司，而且善于经营；另外两位则是大师级的经理人，给他们的老板和公司带来了巨额财富。古典经济学家们着重论述了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生产的要素，因此在其微观经济学理论部分，生产函数中的各项要素包括了资本、劳动、土地，就是没有企业家位置。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集大成者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研究了众多经济现象后提出：在劳动、资本和土地之外，企业家构成了第四种生产要素。他认为：企业运转的诸多因素中，企业家是“1”，其他要素如厂房、贷款、技术管理等都是0，企业家不行，后面都是0，企业家行了，加一个0就是加了一个数量级。从中国经济本身来看，我们不仅需要企业的领袖，而且需要行业的领袖。未来的5~8年，在中国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2000家左右企业，他们是所在行为的领导者、主导者，其他企业则是聚集它们周围的追随者、供应商。换句话说，它们是社会的总承包商，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有能力做这个总“承包商”的毫无疑问是企业领袖、行业领袖。如果中国人不来当这个领袖，肯定有外国人来当：这是市场选择。今天，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应该站在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也是责任。一企业领袖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如果是组织的高层不稳呢，带来的后果则不仅是“地动山摇”，而是组织的“毁灭”了。在中国企业发展短短二十年的历史中，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北京中关村二十年的发展，是中国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20世纪90年代初，联想在中关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在这之前有京海、科海和四通，这之后有北大方正等很是风光的企业。但联想能在2003年成为事实上中关村的龙头和行业霸主，与联想在1995年开始到1998年止在企业内部解决了两个问题有着根本关系：第一，初步形成企业稳定的高层管理团队；第二，柳传志企业领袖地位的奠定，并且这种地位得到了企业上下的认可。我们再看北大方正。方正曾是中国北京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方正有核心技术、有几乎垄断的市场、有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有北大这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背景。可以说，方正具备了做企业所有有利要素。正是这个背景和有利条件，北大方正“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排版系统，引发了世界中文印刷的一场革命，方正企业本身也担当了中国信息技术革命的先锋。在这一切的背后，方正作为企业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回报——一个产品就完成了做大企业所需要的资本积累。1995年前的联想根本无法望方正项背。但北大文化为方正带来无尽好处的同时，北大的“民主”传统也为方正这个企业带来“灾难”——几乎谁都可以蔑视权威、几乎人人(理论上)都可挑战“领袖”，这种文化造成方正高层始终处于动荡之中。这种不稳定使方正在20世纪最后几年被联想甩在了后面。这样看，企业需要一个能够“控盘”的人物，这个人物担当着企业领袖的重任。牛根生：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五年内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你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企业领袖与企业管理者不同：领导者是去“做正确的事”(doingtherightthings)，管理者是去“正确地做事”(doingthingsright)。企业在生存成长中需要领袖，如同一个国家需要总统，也需要总理一样。一个是指导者，一个是执行者、操作者。这是因为，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企业竞争、产品竞争激烈残酷的市场环境中，我们企业的许多人实际上很茫然。这种茫然不仅仅来自于激烈竞争的市场，而且来自企业组织内部。企业人员时时面临市场机会的诱惑，也时时面临市场残酷的压力，企业前进中会经常遇到岔路口，企业和员工都需要有人指明方向，告诉我们，应该走哪条路。这是因为，企业是由“N”个单个人集合而成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创业者之间、投资者之间、员工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由于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我们需要有人把不同的目标集合成企业的共同目标，需要有人能够在解决和化解内部矛盾的同时带领企业前进。这是因为，综观世界企业成长史，没有哪个企业是靠自身扩张的方式成长起来的，也没有哪一个企业不是靠兼并而最后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的横向并购导致摩根、卡耐基、洛克菲勒等一大批企业巨人横空出世。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一种市场行为，这就决定了，整合社会资源需要能够驾驭这种资源配置的人、需要企业领袖。截止到2003年6月底，中国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已逾八百万家。从数量说，足以上世界吉尼斯纪录。从产品产量上说，中国的煤炭生产居世界第一，水泥世界第一，棉布世界第一，电视机世界第一，钢材世界第一，集装箱制造世界第一，微波炉制造世界第一，化纤世界第一……如此耀眼的成绩单可能使我们梦中发笑。但当我们醒来时，面对着站在自己眼前的国际巨人，我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平均1000万元还不到的企业经营性资产规模怎么也不能让人挺起腰杆。在一个资本吃遍天下的时代，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显得太渺小了。中国的资源需要整合，而整合社会资源，需要能驾驭资源的人。现代企业一百余年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考察研究那些由于企业产品而改变了人类生活、那些由于企业产品而影响了所在国家经济的企业和企业家时发现，带领这些企业的企业家就是世人公认的企业领袖，如，杜邦、摩根、福特、松下等等，可谓星汉灿烂。对中国企业来说，由于我们正处于成长阶段，我们更需要自己的企业领袖。我甚至以为，今天我们需要企业领袖，就如同一百年前中国需要革命领袖一样的迫切。领袖不是英雄，英雄代表的是个体，而领袖则代表了组织。我们这个民族是讲求尊重权威的(与日本相同)，所以我们需要领袖。如果问中国目前有没有企业领袖，答案是肯定的：有，并且是一个企业领袖群体。在研究所选择样本企业成功因素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这些企业基本都有一个企业内外认可的企业领袖。这个领袖，在联想是柳传志，在海尔是张瑞敏，在格兰仕是梁庆德，在万科是王石，在华为是任正非，在长虹是倪润峰，在力帆是尹明善，在万向是鲁冠球。只要认真考察这些企业的历史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奠定联想PC地位的是杨元庆，如果没有杨元庆，可能不会有联想PC业务今天在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地位。但是，你不能忽视的是，柳传志毫无疑问是联想的灵魂，没有柳传志，很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联想。格兰仕董事长、德叔梁庆德(他把班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我们说，格兰仕微波炉在中国市场的霸主地位，是由被业内人士称为“价格屠夫”、“玉面杀手”的职业经理人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奠定的。但是，格兰仕的精神领袖则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充满睿智与谋略、忧国忧民、虚怀若谷的长者(见格兰仕《企业文化手册》序言)”——梁庆德。企业领袖有两层含义：一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