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叙中文版

ToniMorrisonRetaticif中文完整版我母亲总是整晚地跳舞，而罗贝塔的母亲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被送去圣伯尼。你若告诉别人自己曾呆过收容所，他们就想拥抱你以示同情；不过圣伯尼确实还不错。在圣伯尼，四个人住一间房；不像贝佛来，一百张床都在一大间屋子里。我和罗贝塔到那儿时，州里的孩子并不多，于是我们单独享用了406房间，四张床随便换，而且我们也愿意那样。我们整四个月都没有固定的床位，每晚都能换床睡觉。然而刚开始事情并非那样轻松。当我走进房间，老波佐介绍我们认识时，我感到一阵反胃。一大早就从家里床上被叫起来是一回事，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孩共住陌生的房间是另一回事。我的母亲玛丽是对的。偶尔她不跳舞了，就会告诉我一些事情，她曾说，那些人从不洗头，身上气味很怪。罗贝塔就是这个样子——我指她身上的气味。老波佐——没人管她叫伊特金女士，就好像没人叫这地方圣伯纳温特——她说：“特怀拉，这是罗贝塔。罗贝塔，这是特怀拉。互相认识下吧。”我回答她：“你让我住在这儿，我妈妈不会高兴的。“很好，”波佐说道，“那么让她带你回家吧。”这话是什么意思？要是罗贝塔胆敢笑一声，我肯定会教训她。但是她没有笑，而是背对我们站到了窗户前。“转过来，”波佐说，“不要那么没礼貌。特怀拉，罗贝塔，如果你们听到铃声，说明该开饭了。到一楼去。要是打打闹闹就没得看电影。”她又向我们强调，以确信我们知道要是捣蛋就不能看《绿野仙踪》。我想罗贝塔是误会了，她并没意识到我不想和她住，而是以为，如果我母亲知道我在收容所一定会发狂。波佐一走，她就过来问我：“你妈妈也病了吗？”“没有，”我回答，“她就是喜欢整夜跳舞。”“哦。”她点点头。这么快就能听懂，我很欣赏。后来别的小孩说我们站在一块儿就像“盐巴和胡椒”，而那一刻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我们那年八岁，考试总得“F”。我得“F”是因为我记不住课本和老师讲的课，而罗贝塔则是读不懂，而且根本不听老师上课。除了杀手21点她几乎没有其他长处。她爱当杀手，玩牌时口中念念有词。一开始我们并不太喜欢对方。但毕竟我们不是真正的孤儿，父母不住在天堂，和其他孩子不同，所以没人愿意和我们玩。我们是被父母丢到这里来的。哪怕是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和北方印第安人也不肯搭理我们。收容所住着各种孩子：黑人，白人，甚至有两个韩国人。我认为伙食还算不错，而罗贝塔却不喜欢，盘子里的东西经常碰都不碰：香火腿，索尔兹伯里牛排，连果酒果冻都不要。她也不在乎把这些让给我吃。而在玛丽眼中，爆米花和罐头肉就可以当正餐，能吃上土豆泥和热狗简直与过感恩节无异。圣伯尼确实不错。最坏的也就是二楼那些大一点的女孩对我们推推搡搡。她们大多十五岁，有的已经十六了；画眉毛涂口红，看电视时脚抖个不停。她们被家里赶出来无家可归，大多数出来前都受过惊吓。那些可怜的女孩好容易才摆脱了叔叔，却对我们这样不客气。老天，她们真是小心眼。看护人员设法让她们和小点的孩子保持距离，但我们有时会跑去看她们在果园里放着收音机跳舞，要是让她们发现，会追着我们拉头发、扭手臂。我和罗贝塔很怕她们，但都不想让对方知道。所以我们准备了一大串脏话，以便从果园里跑开时能对她们吼上几声。我老爱做梦，总梦见果园。两英亩、或者四英亩地，种着矮矮的苹果树。我刚到圣伯尼那会儿，苹果树不结果子，歪歪斜斜活像讨饭的老妇人；而当我离开时，花朵盛开。我不明白为什么老梦见果园。其实那里没发生过什么事，我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大一点的女孩子放着收音机跳舞罢了。麦吉的两条腿活像一对括弧，那个女厨曾在果园摔倒过。大女孩们取笑她，我们本该扶她起来，但是怕极了那些涂着口红画着眉毛的女孩子。麦吉不能说话。小孩们说那是因为她的舌头被割掉了，但我认为她天生是个哑巴。她年纪很大，皮肤泛黄，在厨房干活。我不知道她为人怎样，只记得她两条腿像一对括弧，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她一大早起来干活直到两点钟，如果起得晚了或者洗洗刷刷活儿太多，就得干到两点一刻，她得从果园穿过以免错过一小时一班的公车。麦吉没比我们高多少，戴着一顶笨拙的、带帽瓣的小孩帽子。帽子难看极了。即便对于哑巴也太难看：她打扮得就像小孩，并且从来不说话。“如果有人要杀她会怎样？”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她想哭？她能哭吗？”“当然，”罗贝塔回答，“但是只有眼泪，没有声音。”“她不能尖叫？”“不能。”“她能听到声音吗？”“大概吧。”“那我们叫她试试。”然后我们真叫了。“笨蛋！笨蛋！”她头也不回。“罗圈腿！罗圈腿！”还是没反应。她继续摇摇晃晃地走着，那顶小孩帽子的颚带晃来晃去。我觉得我们想错了。她只是装着没听见而已。现在，一想到那时候如果有人听到我们那样喊叫却没法跟她说，我更加羞愧难当。我和罗贝塔相处得不错。我们每天晚上换床睡觉，市政学、交际能力和体育都得了“F”。波佐对我们很失望。130个孩子当中有90个不到12岁。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孤儿。只有我们是被父母丢到这里来的，而且只有我们在包括体育在内的三门课上都得了“F”。所以我们很合得来——她既不碰盘子里的食物，又不刨根问底。我们的母亲在同一个星期天来探望我们，那大概是麦吉摔倒的前一天。28天以来（对罗贝塔来说是28天半），她们第一次来看我们。我们的母亲会在10点钟做礼拜时赶到，然后一起在教师休息室吃午餐。我想，让我那个爱跳舞的母亲见见罗贝塔生病的妈妈会有好处；而罗贝塔则认为，我的母亲会让她妈妈大开眼界。我们高兴坏了，互相用手指卷着对方的头发玩。吃过早饭，我们坐在床上，透过窗子望着门前的路。罗贝塔前天晚上洗了袜子晾在暖气机上，还没有干；但她还是穿上了，因为那双袜子有着粉红的袜口，非常好看。我们在手工课上各自做了一个紫色的纸篮子，我的篮子上用蜡笔画着一只兔子，罗贝塔的篮子则画着一些涂有线条的彩蛋。我已经把分到的两只甜味蛋（译注：一种蛋形糖果）吃掉了，只好在篮子里铺些玻璃纸做的绿草，放入剩下的果冻豆。老波佐过来笑着让我们下楼。我们从来没见过她那样子微笑，觉得很奇怪，都一动不动。“你们不想见妈妈？”我先站了起来，果冻豆洒了一地。我们赶紧弯下腰把豆捡回篮子，而老波佐已经收起了笑容。她送我们下楼，其他女孩子正排着队走进礼拜堂。不少大人站在边上，多数是来看孩子的。有些老婆娘想找仆人，有些老家伙想找个伴，他们过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小孩可以领养。偶尔也有孩子的祖母。看过那些人的脸，晚上难免做噩梦。几乎见不着年轻人，因为如果这儿的孤儿有年轻的亲戚，就不是真正的孤儿了。我一下子认出了玛丽。她穿着那条让我厌恶的绿色裤子，而我现在更加厌恶，她难道不知道自己要去做礼拜么？她穿着一件皮夹克，口袋衬里都破了，很用力才能抽出手来。玛丽微笑着的脸蛋倒还是那样漂亮。她微微晃着身体，好像一个小女孩寻找着母亲——而不是在找我。我缓缓走下去，小心地不让豆子洒出来，心想着纸做的把手可不要断掉。手工课上，等我做完纸篮，艾玛巧克力已经没有了，我只好把剩下的奇克立口香糖装进去。我是个左撇子，剪刀很不好用。不过没关系。至少我还有口香糖。玛丽跪下来一把抓住我，压扁了纸篮子和豆子，草粘到了她那恶心的皮夹克上。“哦，特怀拉，特怀拉，我的小宝贝！”我真想杀了她。下次我一定会听到那些大女孩在果园里冲我喊：“特~怀~拉~我的小宝贝！”但我很快就不那么生气了，玛丽正微笑着抱着我呢。她身上散发着扑粉好闻的气味，我真想整天都拥在她的怀里。老实说，那时我已经忘了罗贝塔。我和玛丽跟着队伍缓缓走进礼拜堂。她非常漂亮，这让我很自豪，尽管那条松垮而难看的绿裤子使她的臀部突了出来。虽然她把我扔在这儿自己去跳舞，但一个活生生的漂亮母亲总比在天堂的漂亮母亲好得多。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转过身，罗贝塔正冲着我笑。我只是微微对她笑了笑，以免让人察觉这次探访对我是如此重要。罗贝塔说：“妈妈，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室友特怀拉。这就是特怀拉的妈妈。”我吃力地抬头看。她很高大，比男人都高大。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长宽该有六英寸了，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她还夹着一本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圣经。玛丽还是和往常那样头脑单纯，冲她笑笑，同时努力想把手从破口袋里抽出来，大概准备和她握手。罗贝塔的母亲低头看看我，又低头看看玛丽，一言不发，用空出来的手抓住罗贝塔，静静地走到队伍最后去了。玛丽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是微微笑着；然后她突然开窍，骂了声“贱女人”。我们就快走到安静的礼拜堂，这一骂格外突兀。管风琴呜呜奏响，唱诗班的孩子唱着甜美的歌曲。人们都转过来看，要不是我用尽力气抓着她的手，玛丽准会骂得更响更难听。虽然冷静了一些，但整个仪式上，她两条腿依旧定不住，还低声咕哝了几次。之前我居然认为她会在礼拜上表现得体。她穿着便装女裤，跟老奶奶和看热闹那群人一样不戴帽子，不时嘀咕几声。我们站起来唱赞美诗，她却紧闭双唇，甚至不看手中的乐谱。她还摸出钱包里的镜子来看口红有没有擦掉。我满脑子都在想她真是该死。讲道很冗长，而那些真正的孤儿听着又该开心了。我们本打算在教师休息室吃午饭，但是玛丽什么都没带。我们只好把压扁的果冻豆从篮子里的玻璃纸和大衣的毛当中拣出来，将就着吃了。我真想杀了她。我偷偷看了罗贝塔一眼。她的母亲带来了鸡腿、火腿三文治、橘子，还有一大盒巧克力的饼干。罗贝塔捧着保温瓶喝牛奶，她母亲读着圣经给她听。不公平。美味的食物总找错了人。或许这就是后来我当服务员的原因吧——为了让每个人吃到他们该吃的东西。罗贝塔没动鸡腿，不过探望结束后给我送来一些饼干。她可能在为母亲不肯握手而感到抱歉。这让我很欣慰，而且她对玛丽在礼拜上的嘀嘀咕咕只字不提，也没有讲她不带午餐。罗贝塔是在五月份走的。白色的苹果花压满枝头。她走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去果园看那群大女孩抽着烟、开着收音机跳舞。我不在乎她们叫我“特~怀~拉~我的小宝贝”。我和罗贝塔席地而坐，静静地呼吸。扑粉的味道。苹果花香。不论闻到哪种气味，我都感到一种温软。罗贝塔要回家了。她就快回到大十字架和巨大的圣经那里了。她看上去若有所喜，若有所失。要我一个人住那四人间还不如让我去死，而且我知道，波佐会让别的被父母扔到收养所的孩子跟我住到一块儿。罗贝塔向我保证每天都跟我写信，这话说得很讨巧，毕竟她连读都不会，更何况写信呢？要是知道她的地址，我会给她画一些画寄过去。渐渐地，她从我的记忆中远去。我努力回想她的形象，只记得那双有着粉红袜口的好看的湿袜子，那对大眼睛，还有她眼中严肃的神情。?我在霍华德.约翰逊饭店做收银员。饭店开在高速公路金士顿的出口。这份差事还凑活。虽然离纽堡挺远，不过上起班来还不错。我晚上11点至早上7点上班。工作很闲，直到大约6点30分才有一辆灰狗公车开进来用早餐。那时，太阳已经从饭店后面的山丘升上来。这地方晚上看起来更好——更像收容所——但是我很喜欢阳光洒进来的时光——尽管阳光会把塑料上的裂缝和斑驳的地面照得格外清晰。不论怎样拖地板，它总显得脏。正是八月份。从公车上下来一群人。他们会呆很久：解个手，随处看看小礼品和等待处理的废机器，不甘心这么快就坐下来，更别说用餐了。我正要把咖啡壶放到电炉上。突然，我看到了她。她坐在一个餐饮摊上，抽着烟，身边有两个毛发浓密的男人。她的头发长而蓬乱，以至于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但我认出了那双眼睛。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她身穿一件浅蓝灰色的露背装，配一条短裤，戴着一对手镯那么大的耳环。她涂着的口红和画过的眉毛，让当初的大女孩们黯然失色。我不能在7点之前离开柜台，但我一直注意着那边，以防他们提前离开。替班的来了，我赶紧清点整理收据，签名换班。我微笑着走到她旁边，心里想着她还记不记得我。或者愿不愿意记得我。她甚至可能不愿让人提起“圣伯尼”，不愿让人知道她曾呆在那里。我把手插到围裙口袋里，靠着摊柜，面对着他们。“罗贝塔？你是罗贝塔.费斯科？”“恩。”她抬起头。“我是特怀拉。”她眯眼看了一会，然后哇的叫了一声。“还记得我吗？”“哇！当然了！你好啊！”“好久不见了。”我说道，朝那两个男人笑笑。“哇！是啊！你在这儿工作？”“恩。我住在纽堡。”“纽堡？不是开玩笑吧？”她对着她的伙伴大笑，他们也笑了起来。除了跟着笑，我别无它法。我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穿着及膝的工作服站在这里。不用照镜子我就能知道自己那副窘像：蓝白相间的头巾，发罩里乱蓬蓬的头发，厚厚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