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

中国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本文摘自《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状元和科举取士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殿试产生。殿试是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被录取的士子分为三甲，一甲的第一名称之为状元。殿试理论上由皇帝在殿廷亲自主持，一般认为起自唐武则天时期(690年)，到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亲试制举，殿试开始成为相对稳定的制度，明清是它的完备期，清末随科举制度一起被废除。状元在殿试之中的答卷称为状元殿试卷。这些答卷内容博大精深，包罗宏富，对儒家修、齐、治、平之学的讲究，是它的主旋律。其文虽属立马造桥之作，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对历史兴衰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君主的殷殷期望与诤谏，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无情揭露，在国运维艰之际治国安邦的良策……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满腔豪情，也体现了状元们超群的才智、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人格。读其文，可想见其为人，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状元殿试卷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凝结着政治智慧与爱国爱民思想的历史教科书。但是，一百多年以来，人们对状元殿试卷的价值认识还很不够，而且有很深的误解。比如现存青州博物馆的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试卷，大家都以国宝视之，但我们在网上搜索时却发现，人们在谈到它时，几乎一律都把它看作是八股文，其中竟有教授、博导，真是令人大跌眼镜。由此可见，沉冤者何止科举制度，又何止八股文，更可冤者状元殿试卷是也！因此，我们下面将以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为文本，讨论状元殿试卷的价值。一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社会政治之作用1．对政治环境之反映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太祖粗定天下，约誓有三，其中一条即“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所以两宋士大夫虽多有贬谪，但是没有被杀的。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士大夫们动辄向皇帝上万言书，反映在状元的对策上，也多是洋洋上万言，痛斥时弊，少有忌讳。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金军灭亡北宋之后，再次大举南下，跨过淮河，饮马长江。全赖抗金将士的英勇奋战，金军暂被击退，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考，考生胡铨指责高宗的策问“听于天而不听于民”，文辞激越，剀切直陈，又说“臣而不言，是负陛下；使臣言不从，是陛下负臣”，最后也不用“昧死”等词，便以“臣谨对”结束了对策。这种把矛头直指当朝皇帝的，在殿试卷并不多见。而高宗不仅不恼怒，反视为奇文，欲擢胡为状元。这种对士大夫的极端宽容的态度，同样表现在状元殿试卷的策问中。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壬子科的策问，高宗便直言不讳：“屈己以和戎，而强敌内侵；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以食为急，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以兵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这种如此深刻反醒自己的策问，在后来的殿试卷中，是很少见的。明清两代的状元殿试卷，决不臧否本朝人物，而宋代却可以，这也是宋代政治环境宽松的表现之一。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王十朋在卷中是非王安石、司马光之长短，所论人物又兼及寇准、王曾、李迪、韩琦等名流，甚至仁宗皇帝。正是宋代皇帝多能谨守祖训，宽待士大夫，才能出现那么精彩的策文，才能出现那么多的忠直之士，才能使宋帝国又绵延150年之久。2．对政治状况的反映对现实政治揭露最多的当数宋代。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状元王十朋的对策，对现实政治的揭露最为深刻：“自权臣以身障天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民，其浊如泥。”如此等等，都与《宋史·秦桧传》中所描述的权臣秦桧为相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印证。南宋末年，政治更加黑暗，状元文天祥的对策，用语就极为沉痛，他质问理宗：“陛下以为今之民生如何？”接着描绘当时的黑暗现实：“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最后大声疾呼：“呜呼！东南民力竭矣。”从皇帝公卿到官僚徒吏的骄奢贪暴，暴露无疑。明清之际，又是一个政治巨变时期。明代末年，满洲铁骑虎视关外，农民义军风涌海内，而崇祯皇帝在崇祯四年(1631年)到崇祯十年(1637年)四次科考中，连续三次殿试策问“安攘”问题，也足见当时形势之万分危急，无奈只是落日黄昏、大势已定。清军刚刚人关，圈地剃发，汉人反抗剧烈。清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的策问，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满汉关系。状元傅以渐也无所隐讳，其称：“在汉固当遵满之廉洁，重其所以律己；在满亦当通汉之委绪，详其所以课人；在汉固当敦满之嵩朴，建真实之业于上；在满亦当辩汉之典则，判是非之介于心。”认为汉人固然应当学习满人的淳朴，满人也应该学习汉人的典则，只要政治清明，自能融合满汉，形成“早成混一，克垂永久”的政治局面。而策问也显示了一代新兴王朝礼贤下士、积极进取的精神。3．对政治事件的反映唐光宅二年(685年)乙酉科策士，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此前一年，新寡的武则天先是废掉了中宗李显，立幼子李旦为帝，但不到几个月，李旦又被废，武氏自掌大权。当年策士便是她执政后第一次策问，其中“三微递代”，“五运因循”，明王“革命”，自然为将要实施的以周代唐的计划寻找历史依据，但状元吴师道等人并没有重点论证“五德与三微递变”的合理性。因此，武则天评论此卷“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祗一人。意欲广收其才，通三者并许及第。”武氏虽有“革命”之心，但五年后才以周代唐，自立为皇帝，和这次殿试是不无关系的，因为状元及进士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他们代表了知识阶层，而且当时能够参加殿试的士人背后都有大官僚、权贵等重要政治势力的支持，他们的观点自然基本上相同，这更是武则天所顾虑的。二状元殿试卷对社会经济的反映1．对社会状况的反映准状元胡铨对南宋初年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生活进行了深刻揭露：“比年以来，丑虏横行，干戈烂漫不息，未尝一年间不战，生民日委顿，四夷日炽肆，天下不知有生之乐”，“士卒死边野之外，妇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妇弱子抱负轊车，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自然灾害也是十分严重，“两河淮甸赤地千里，飞蝗蔽天”，面对这种令人痛心的现实，胡铨已忍无可忍，他质问高宗皇帝：“呜呼！天下有善，则归诸己；天下有祸，则归诸天。此何圣人之用心也？”南宋初年的沉重赋税，也为张九成所揭露：“阳羡、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敛之名，种类闳大，秋苗之外，又有苗头；苗头之外，苗头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日大姓；大姓竭矣，又日湮实；湮实虚矣，又日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数也。”赋税名称多如牛毛，而造成的结果又是“前日桑麻沃润，鸡犬相闻，今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苍烟白露，弥望满野”。史载，南宋除“两税制”外，新增的税种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报账钱”、“和预买”、“科配”等等，不一而足，比北宋重好几倍，南宋国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在绍兴末年，全国总收入就接近一亿贯，而北宋最高额才六千多万，张九成言之不虚，南宋的赋税之重的确是惊人的。状元姚勉描述了南宋末年江南水灾状况：“有如去岁，叠见重灾，九郡生灵，为鱼鳖之墟，众大民居，为灰烬之地，不加赈恤，民命谓何！”据《浙江灾异简志》载：“(淳祐十二年六月，建宁府、严、衢、婺、信、台、处、南剑州、邵武军大水，冒城郭，漂室庐，死者万数。”两相印证，可见当时的社会状况。应当指出的是，天灾是和当时腐朽的政治相联系的，因此，与其说南宋灭亡于蒙古人的铁骑，毋宁说是亡于自己的政治腐败。2．治水工程在状元卷上的反映明末清初，黄河大堤年久失修，水患异常严重。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五十五年(1662-1716年)决口45次，灾难之重，尤倍于前代。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堰大堤因承受不了黄、淮二水的强大压力而决口30余处，运河大堤崩塌，淮扬地区几个县被水淹没，致使运道不通，漕运受阻。漕运又是清政府的生命线，每年都需要六七千漕船，从江南地区运载四百万石漕粮到京师，这样一来，官俸、兵饷以及居民生活等受到重大影响。据说康熙皇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亲自书写挂在宫中的柱子上。殿试策问有关治河的，也在康熙时期最多，共有5次，其中，第一次在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年)，后四次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之间，四次连考同一问题，实为罕见。状元们在策中也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如戴有祺一提出“有治人无治法”，“重其事权，专其职业，听其便宜，无俾有掣肘之虞，久其委任，弗循乎迁转之．格”，李蟠指出应“兼治上流而引之淮”；汪绎认为“今日河工之患，不在河而在淮，不在河之害于北，而在淮之害于南”，指斥某些治河官员“幸其工之不成，而旷日羁时，因之以一利。于是河堤之溃决日报，运道之梗塞日滋”。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黄河水患的严重情形，也可察见精英阶层对于治水方法等问题的见解。三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科举制度也有重要作用殿试是科举制度这座金字塔的塔顶。因为所有的读书人，从一开始就有进士、状元这样一个目标，而且可以一级一级的实现，所以殿试考试的内容必然对所有的读书人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单是和八股文相联系，在它的最高层次还和状元卷相联系。前者主要侧重于考生的基本的国学知识，而后者则侧重于考生对现实的了解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举制度最终究竟能够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殿试以及殿试卷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1．科举制度选拔的是高层次的通才自从宋代以来，策论所涉及的泛围很广，包括帝王之学、治世之道、天道人极、礼乐弄政、古今治道、当世急务、经学、史学、刑罚、吏治、教化、肆武，甚至天文、地理、祭祀等。而事实上，殿试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如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状元曾棨，在其试卷中对宇宙结构，天体运行，论述十分细密，运用了大量的精确的数字：“历法周天三百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于地，一昼夜，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如此等等。这种有关自然科学的策问和对策，在历代之状元卷中实属罕见。不仅如此，他同样运用了大量的精确数字对古代的音律作了论述。对于这种临时给定的题目，如果平时没有积累渊博的知识，恐怕是难以作答的。2．对状元性格的考察敢于批评时政的状元，大多为人刚直，做官也清廉，如王十朋、文天祥等。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果然如王所言，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从容就义于大都，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诗句。而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却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之人，在状元卷中，他对于行“仁政”的问题，半句不及现实，只是空泛的议论“贤才”，“礼乐”，“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如此云云。针对第二问之“恶人”(实指朱棣)，胡则引经据典，大加鞭挞，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也从他与解缙联姻，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3．状元对科举制度的评论状元卷揭露当时的科考现状，如宋代状元姚勉就指出“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并认为科举取士受世风的影响很大，宋不及唐，“唐之世虽日私，而犹有公议，今之世虽日公，而实用私情”。关于科举考试，清代的王以衔曾纵论明代科举之文的得失，认为“嘉靖以前讲理法，隆庆之时讲机法，天启以后讲议论。夫机法议论之文盛，恐纤巧肆恣之敝生。而尚理法之文，又恐貌似王、唐，为空疏枯寂者所藉口。要而论之，质与文不同偏废，苟立言得圣贤之本意，揭经史之精华，则其人亦归于正，而不愧为经术之士”，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研究科举所借鉴。4．科举制度并非培养纯粹的文官科举制度并非培养纯粹的文官，从其对考生军事知识的重视程度，可以得到某些答案。例如，清代庞大的帝国版图是以其八旗铁骑开拓的，因而有清一代，对于武备格外重视。据现有策论和对策完整的殿试卷资料显示，在110多次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