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摩尔：中国的崛起与非洲的环境

阿瑟摩尔：中国的崛起与非洲的环境核心提示：作者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关于崛起的世界大国与边缘经济体之间“环境不平等交换”的概念，并不适合于描述中国。作者试图证明，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行为是有约束的，也是受环境规范引导的；不过，中国要成为让世界仿效的“绿色”楷模，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1年3月，荷兰《全球环境变化》杂志(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刊登了该国瓦格宁根大学社会科学系环境社会学教授阿瑟·摩尔的这篇文章。文章探讨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环境影响，作者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关于崛起的世界大国与边缘经济体之间“环境不平等交换”的概念，并不适合于描述中国。作者试图证明，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行为是有约束的，也是受环境规范引导的；不过，中国要成为让世界仿效的“绿色”楷模，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一、导言所有信号都显示，中国是一个在当前世界体系下崛起中的经济和政治强国。中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其经济绩效，过去20年来其增长率稳定在8%与12%之间，并且通过国际贸易与对外和对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当中。在第二个千年的第二个10年之初，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现在也在渗透到世界政治层面。当然，世界体系中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演进过程，其中将有起落，伴随着国内和全球的权力摩擦与冲突及其全球性后果，伴随着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的任务与责任的争辩。在一个全球体系中的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这并无新意，正如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对荷兰、不列颠、美国和日本等经济体和国家崛起的历史研究中所展现的那样。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增加了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增加了对当地、本国乃至全球环境的污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外的学者们大量研究和记录了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木材、金属矿石等的消耗情况，以及向环境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有机水污染物、氮化物和有毒物质等日益增加的情况。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这些环境后果中的一个重要(而且日益增长)的部分，已被中国之外的人们所感知，包括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边缘经济体。这与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和其他学者们在分析17世纪兴起的荷兰共和国、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以及随后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时所记载的情况，又一次地相一致。这些崛起的国家在其国内自然资源面临短缺时，都向全球索取其经济扩张所需的自然资源；这导致了严重的当地和全球性环境后果。但是，当下主要崛起的经济体遭遇和必须面对的情况与历史上大国崛起面对的情况存在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于，快速扩张的各经济体的环境后果目前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内容。虽然在早先对即将来临的全球性大国造成的环境后果也有关注，但是关于中国对非洲(及其他地区)自然资源的掠夺，以及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当前及未来影响等两个重要方面的全球性争论与恐惧，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切当然与如下事实相关：与之前相比，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高居全球公共议程和政治议程之上。而在历史上，主要的崛起国家都能够自由发展而没有受到有关从其他国家进口自然资源及破坏环境的大规模争议的阻碍。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区域性崛起首次遭遇了关于其“对东南亚环境的殖民化”或者其“生态阴影”(EcologicalShad-ow)的全球性讨论，尽管日本对海外资源的这种攫取可追溯到二战以前。今天，发展中的国家和经济体在(国内和国外)环境后果方面都面临国内外的重要质疑和批评。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因而环境挑战与重点发生转移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两个问题：(1)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如何应对新的环境与可持续挑战？(2)世界体系理论中没有考虑对边缘国家造成环境成本的国家崛起模型，是否能充分地描述与理解当前的崛起大国？本文随后分为五个部分，下一节介绍世界体系理论并联系到中国的崛起。第三部分分析中国在自然资源方面的政策与实践，作为中国从边缘地区获取自然资源的一个例子。第四节介绍了中国政府和商业行为体在非洲开展业务时的环境约束。随后，总结了中国国内的相关政策行动，因为它们对全球环境也有影响。最后一节总结了当前的崛起大国(如世界体系理论所反映的)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必须)如何将环境考虑在内的。二、世界体系理论与环境尽管有所争议，但是我认为世界体系理论是当前分析和理解世界上崛起经济体和国家的主导理论和框架之一。建立在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开创性著作基础之上，世界体系理论思想学派对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的相互依存问题发起了一大量(往往是历史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关于崛起经济体和国家(比如荷兰共和国、大英帝国、美国和日本)如何通过与边缘地区及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及剥削而最终成为了霸权的认识。大约近10年来，世界体系理论学者已经在日益关注中国，因为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快速崛起。关于如何理解、阐述和解释中国的崛起，在世界体系理论学者们之间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辩。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美国霸权地位在下降，但是很少有人认为中国正在或者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成为新的霸权。世界体系理论家们转而建构一种存在不稳定性和冲突的多极化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受阿瑞吉2007年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强烈激发，关于中国的经济体系是否以及如何区别于(过去的)霸权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比如英国、美国和日本，而且是否如阿瑞吉所言，中国在较低的不平等经济交换、劳动剥削和环境退化方面有不同于上述经济体之处，也都还有相当的争议。在此，我们相对不关注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崛起引起的一般争论，而是主要关注其在环境方面引起的反响。(一)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一直感兴趣的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如何从边缘或发展中国家通过不合理的贸易条件被攫取，从而为领先的、霸权的国家和阶级的增长及扩张服务。起初，世界体系理论家们主要关注随这些不公平的交换关系而来的社会、政治及经济不公。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环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研究更加核心的主题。其中两种研究路径是较为突出的。第一种路径是历史的、经常是定性的或解释性的研究，分析在长期的时间框架内有限的几个崛起经济体，以理解这些经济体是如何通过攫取世界体系中的一些边缘国家的资源而残酷对待自然和环境的。第二种路径是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很多经济体进行跨国分析，结果显示世界体系中处于核心或主导或霸权地位的经济体比边缘国家对(全球)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更为严重。研究使用定量和统计分析，侧重短期的时间框架并且特别关注毁林和气候变化。这两种路径都是侧重于通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主导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来解释环境破坏。这两种路径都被称为“环境不平等交换理论”。不过，自90年代以来两个重要的进展向这些研究自然资源及环境的世界体系理论解释框架提出了挑战。首先，世界在全球环境问题方面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90年代加速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污染再也不能作为全球交换和相互依存的无关紧要的附带效应来看待了。通过各国的环境制度、各种多边环境协议、国际可持续发展大会、本地及全球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以及在全球商品网络及跨国公司中对环境要求的标示，一种全球性的环境意识和规范性得以建构起来：跨境和全球性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必须进行合法化，并承担责任。这种新的环境规范不断地质疑世界体系中全球性的惯例、制度和活动的环境影响，要求和推动环境改革。并没有陪审团来判别在何处、何种实际的惯例、制度和活动在何种程度上适应了这种新规范。但是，非常关键的是，对于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情况，世界体系理论似乎在强调造成环境破坏的结构性权力方面显得过于片面了。对于阐释和理解全球环境制度的构建和改革而言，其中缺乏了概念空间。第二个进展在于，随着世界体系内这些新的环境制度建立起来，其他解释框架也开始探讨现有和崛起中大国的全球环境及自然资源维度的问题。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反，这其中的一些新概念框架旨在解释环境理性与利益是如何及以何种程度纳入到国家之间的国际或全球关系之中，纳入到跨国经济交换和全球文化互动及制度之中的。需要解释的变量不仅是缺乏权力的行为体和边缘化国家的不平等环境负担，还包括环境约束和环境理性纳入到这些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交换及关系之中的过程本身。全球环境治理、生态现代化以及世界社会/政体等理论都是替代性的解释框架。它们不大可能会替代世界体系理论框架，但是至少声称会弥补其中的片面性。(二)中国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是如何评价中国崛起的环境影响呢？和对崛起大国的早期研究一样，近年世界体系理论家们也对中国、中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及银行在边缘经济体中的环境绩效持批评态度。比如，有学者将日本在东南亚破坏性的获取资源行为与中国日益从边缘经济体中攫取资源和制造污染相提并论。这种“评估”也是西方媒体和政治中能发现的主流观点和故事情节。其他世界体系理论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更为谨慎，更少断论。少数世界体系论学者强调崛起中的中国“市场社会”与之前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结果导致一种更少破坏环境的国际形象。主要是因为中国被认为本质上不是“资本家”，中国没有(或者更少)采用一种(环境)不平等交换的模式，因此对边缘国家的破坏性更少。中国相比于之前的霸权国家在不同的(环境)时间框架内崛起这一观察结论，如前文所述，尚未被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所考虑。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本文考察中国在其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崛起过程中是如何解决环境及自然资源问题的。在结论中还讨论了这对于当下世界体系理论的阐释力和解释力意味着什么。三、中国对非洲自然资源的探求为了满足巨大而迅速扩张的制造业基础的需要，中国需要大量的能源、矿产、金属、木材、农产品及其他自然资源。比如，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占全球铜使用量的30%，是世界上最大的铝矿和铁矿石消费国(在2008年分别占全球消费的30%和60%)。自1993年以来，这些自然资源的国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虽然中国的石油出口在1990年到2009年间保持稳定(每年大约200—300亿吨)，进口却大幅增长到2009年的2000亿吨。因此，进口石油占中国国内消费的比例在这些年里急剧增长。在其他资源领域也存在类似的趋势。在90年代后期限制国内毁林之后，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进口国。而且中国也进口大量的农业原材料，比如大豆、棕榈油、棉花、橡胶、羊毛和皮革，同时主要出口制成的农业和木材制品。(一)中国与非洲的投资和贸易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全球性搜寻并不仅限于非洲。但是作为最欠发达的大陆，非洲在中国进行全球性资源获取的讨论中是非常突出的。中国对非洲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60和70年代，当时主导性的利益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国对非洲的新兴趣显然是经济方面的，侧重投资与贸易，尤其是自然资源方面的。来自非洲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仍然很低，但是正在迅速增长而且方向明确，包括能源、矿石、金属和农业原材料。对于非洲来说，中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突出，是出口大国，也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来源，而且日益成为一个市场。贸易与投资数据清晰地表明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口是多么的重要，以及这与世界体系理论多么接近。中国现在与该地区存在明显的贸易赤字。2008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1070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4%，占非洲外贸总额的14%。2006年，石油在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口中占到62%(特别来自安哥拉、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矿石和金属占17%(比如来自南非的钴和锰)，农业原材料占7%(比如来自加蓬、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和喀麦隆的木材以及棉花、烟草和油籽等)。非洲从中国的进口超过85%的产品是制成品，比如机械、纺织品、服饰和消费用品，经常都是低标准的产品。对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估计不大可靠。新千年第一个10年的后半部分里，若干机构(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中国进出口银行)报告大约有700—1000家大型的中国企业在撒哈拉以南投资。在2003—2007年，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平均有4%流向非洲，其中30%进入与资源有关的行业。油气是主要的FDI流向的部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海油是主要的中国跨国公司)，但是在2008年，来自中国的私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