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第一讲导论主讲人：寇清杰一、本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意义1.本课程设置的初衷2.本课程新的内容设计的理念3.学习本课程的要求二、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状况1.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实际境况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都有它的主流（主导）意识形态。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社会精神文化的中枢与灵魂。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占有主导地位，是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多方面挑战和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自200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高调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改革和创新（这被有人称为“意识形态回归”）。（“两个务必”、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史无前例的“生命工程”、思政课改革【2004年被称为是思政年】、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如下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尽管经济表现是政权合法性的至关重要的来源，但是它并不是政权合法性的充分条件；因而，要长期地维持党的合法性，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改革和现代化。【如现在有人提的宪政和民主问题】改革意识形态的自身合理性改革自身成为意识形态（替代性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具有了自证其合理性的理论结构和效用证明。邓小平将改革自身置于一个不证自明的位置上，并对改革的自明性、全面性和长期性进行了阐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已经自觉意识到改革本身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他尽力将改革自身的正当性作为推动改革的基本理由。为此他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由于改革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即改革以其自身合理性为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因此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就成为获得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执政党重新聚集政党认同资源的基本方式。改革意识形态的实用定位但改革意识形态并不是真正现代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完备哲学建构。改革在起点上的功利性决断，已经注定它是不可能建构起完备的哲学体系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功利态度，相应将改革置于一个意识形态上亟需建构的状态。由于改革的定位不确定，只是致力于经济增长，故而自成体系的原有意识形态，对于苍白的改革意识形态形成的话语优势不言而喻。在不得不借助原有意识形态为改革开放的实际政治举措辩护的情况下，就不能不使改革处于穷于应付意识形态的困境——改革意识形态对于意识形态争端的回避态度，就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完全实用主义的改革在自身进程中的进退维谷境况。改革意识形态的软弱无力中国改革起点上的意识形态是极左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就其本来的意味，在意识形态的界面上就是要促使这一革命意识形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退席。但革命意识形态的顽强性显然大大出于人们的意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限内，革命意识形态以传统的极左形式（“老左派”）和现代的新左形式（“新左派”）替换上场，不断地构成改革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阻碍，并成功地建构起当代中国转型最具有抵抗功能的“批判型”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形式、或称之为“老左派”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反弹最为强烈。——清除精神污染（198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1989）、公私之争（1996）、对改革开放的第三次清算（2004--2006）。但是，老左派拒斥改革的言论所具有的影响呈逐渐下降趋势。这与他们非常僵化地坚持极左立场的态度、以及脱离时代趣味的话语选择具有密切的关系。新左派的出现并发挥巨大影响，有其现实原因：一是他们选择了灵活的政治态度；二是他们的现实批判精神和以人们的怀旧情绪为依托勾起了社会心理普遍存在的眷恋文革的意识；【集体主义劳动满足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交往的需求，每个人的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回望历史评价不一。三是新左派以平等和公正为道义号召，以理想的笔触勾画完全平等的社会图景，使得它的可爱与可信在人们的心理需求界面上统一起来。在一种试图将前30年与后30年无缝对接起来的尝试下，新左派既以满足中国人的历史连续感获得一部分人的青睐、又以抵制西方价值和制度迎合了国人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以所谓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设计显示了他们抵制专制主义的善良意图，因此，新左派所具有的社会煽动力是不容质疑的。它成为对抗改革意识形态最具有底层影响力的思潮由此可以理解。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所谓深水区的时候，新老左派意识形态所有的群众基础不能不说是雄厚的。因此，改革的社会心理资源处于显见的流逝状态。这是近年中国社会很难形成改革共识的左派思想根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意识形态演变史表明，在国家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既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无法取代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只能在自身允许的流变范围内不断重新组合，重新树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确定性已经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对意识形态改革和创新进行评价，一方面要注意到他所继承的意识形态遗产；另一方面要看他的创新和发展。（继承性与创新性、灵活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主导意识形态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适应变化的社会规范、利益和预期，才能支持社会的平稳（“平滑”）转型。如果意识形态的改革能够调解人们对转型利弊的主观评价，那么它就能够增强社会对转型之痛的容忍，帮助政权合法性的持续再生产。同时，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可能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减少焦虑和抵制。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改革必须形成调整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完全不做调整和改变是不可能。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遭遇的结构改变难题鲜明地凸显出来。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三重挑战（经济有效发展问题、国家有效统治的挑战、意识形态纷争对于国家认同的挑战），使得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不得不不断变换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并逐渐放弃经典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方案，渐渐建立起起初并不是那么轮廓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这一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外特征凸显出来。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讲话中又从制度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作出界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其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式微。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没有放弃走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努力，它们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力图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影响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对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冲击。现实生活让人感到马克思主义似乎处于尴尬境地，存在很多困惑、误区，出现很多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理论与政策的矛盾。事实上，一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究竟要不要坚持、能不能坚持、如何才能坚持，存在着很多疑问；而漠视、边缘化甚至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也早已存在。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原有的感召力了。它的现实针对性、社会认同感都出了问题。因此，从改革开放伊始，马克思主义就陷入了“坚持”优先还是“发展”优先的困境，至今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这一矛盾定位之后，力图化解问题症结的一个新提法。在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完全统一的意识形态结构中，单一意识形态在中国独领风骚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于是，现代舞台上曾经出现过的诸种意识形态纷纷登上中国舞台，上演自己的意识形态活剧。今天，中国意识形态（除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大致形成了新左派、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分天下的局面。虽然说这三种意识形态形式远远没有达到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制约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民间意识形态形式，但它们各自已经获得了既定的接受群体、形成了自有源流的阐释共同体、并提出了自己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无疑这加剧了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危机感。由于意识到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急迫性，从2006年始，中国共产党明显加快了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建的步伐，努力为深度改革提供深层的观念依据。在200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命题。这一命题本身的新鲜性并不值得人们关注。但这一命题内涵的政治意图与可以阐释的现代内涵，使其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命题，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核心价值的缺席已经导致了国家统治危机，使国家认同的问题显得异常重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究竟哪些价值可以成为国家价值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曾经无比清晰的问题现在显得模糊朦胧了。2004－2006年的三年，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第三次重大争论，但这次争论不仅彻底瓦解了改革共识，而且尖锐地提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从而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彻底政治化了。因应于此，中国共产党只好以更为包容的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加以处理。中国共产党允诺以公正、民主、安定、有序等价值理念来重建国家。但转型时期的矛盾暴露与和谐目标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国家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重建之间明显存在错位的情形。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尝试走出这一困境，致力建构起适应中国结构化转轨需要的意识形态理念。一方面，对于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决定性地位的淡化处理，显示出它进一步放弃僵化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姿态。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替换暗示与对毛泽东思想的冷处理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再一方面，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界定内涵，强化了改革意识形态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其间蕴含的诸种可能性，仍然没有平息关乎国家意识形态的争端，以至于国家领导人不能亲自出面阐述国家价值，于是，在2007－2008两年，值得人们注目的普世价值争论出台了。【贾庆林等人并不认同普世价值，温家宝多次谈，可见中央领导层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莫衷一是的】为了给改革意识形态提供空间，也为了平息执政党内关于普世价值的争端，2008年12月19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对于三不原则（“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进行明确的强调。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都不清楚，可见问题的严重】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2.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从国内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出现了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回归的趋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发展创新决定了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回归基础理论研究的趋势。（2）研究重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倾斜。3、当代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特点（1）近20—30多年来，西方国家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可以用复杂化和泛化来加以概括。复杂化是指存在着各种各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泛化是指各种派别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解释。有的甚至摘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段话或一个观点就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