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国外著名汉学家

高本汉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瑞典，1889—1978），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一生著述达百部之多，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他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生平简历家族历史1907年，高本汉进入乌普萨拉大学，主修俄语。他的恩师是斯拉夫语语言学家、方言学家伦德尔教授（J．A．Lundell），曾研制过一套拼写方言的语符，对历史语音学有过贡献，其人格和学术思想，后来对高本汉的影响很大。高本汉著1908年，高本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用方言记录的特韦塔和穆村民间故事》。于1910年3月起程来华。高本汉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在奖学金已经用完的情况下，他靠在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教授法语和英语谋生。中国游学在中国期间，高本汉先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迅速掌握汉语口语和常用汉字，达到可以独立外出的程度，随后，他就列出详细的调查问题表，开始进行方言资料的收集与考证。1911年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帝制崩溃、社会混乱的时期，他打扮成读书人的样子，带着仆人访问了北京、太原周围的许多地方，不仅收集到丰富的方言资料，还写了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生活状况的一系列报道，寄回瑞典，刊登在《新闻日报》上。高本汉努力收集材料，他竟能在中国进行二十四种方言的记录考察，这二十四种方言是：北京话、山西八种、甘肃三种、陕西三种、河南三种、南京方言（以上十九种属北方官话系统），还有代表吴方言的上海话、代表闽方言的福州话、代表粤方言的广州话以及汉语借字的日语、越南语读音。另外，他还根据已发表的材料，收集了其他九种方言的发音。深入研究1912年1月，高本汉返回欧洲之后，在伦敦学习了几个月；他研究了斯坦因从敦煌弄到的文物资料，随后到巴黎研读了两年（1912年9月—1914年4月），跟随著名的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从事比较语言学研究。其间，他结识了伯希和教授(PaulPelliot)和马伯乐教授（HenriMaspero），并经常与他们探讨、争论一些问题。争论促进了他对古汉语音韵系统的思考。高本汉还到莱比锡拜访过孔好古（AugustConrady，1864—1926），到柏林拜访过缪勒(F·W·K·Mǜller，1863—1930）。研究成就1915年5月20日，二十五岁的高本汉获文学硕士学位。次日，也就是5月21日，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就任乌普萨拉大学汉学讲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surlaphonologiechinoise）中的一部分，即1—338页，发表在伦德尔主编的《东方研究文集》（Archivesd’?tudesOrientales）第15卷上。因他的学位论文出色，铭文与美文学研究院1916年授予他斯坦尼斯拉斯·朱丽安奖金。担任教授1916年到1918年，高本汉在利丁厄（Lidinq?）的传教士学校中教授现代汉语。1918年，他被任命为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学和文化教授，这是为他特别设立的职位，通过私人捐款资助的。他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39年。1922年3月到12月，高本汉第二次到中国旅行，其间还访问了日本，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中国逗留。1931年到1936年，高本汉任哥德堡大学校长。1939年，高本汉任远东文物博物馆馆长兼东亚考古学教授，他任馆长兼教授直到1959年，达二十年之久。1945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他向斯堪的纳维亚汉学家讲课的时候，他宣布愿意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汉学，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65年。此外，他还担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瑞典皇家学院和丹麦皇家学院院士等职。生平概括高本汉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汉学家的工作。学术研究主要涉及汉语言学和考古学领域。他写了许多介绍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著作，这些书成了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大学汉语专业的教材。他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汉学研究者，在挪威、荷兰、丹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各大学任教。研究领域及成果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但汉学家们的兴趣大都集中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和宗教方面，因为在语言学方面，表面的干燥，缺少引人的地方，所以没有鼓励起同样的兴趣，而他本人则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情有独钟，因为不能否认，汉学比任何别的科学需要语言学的地方更多。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高本汉有目的地、一心一意地规划和从事他的汉学研究工作。早在1917年，他在《瑞典人文学杂志》（SvenskHumanistiskTidskrift）上发表了一篇宣言，草拟了“汉语语言学家”在以后阶段中应该从事的工作。1920年，他发表题为《原始汉语是屈折语》（Leproto-chinois，langueflexionelle）的论文（《亚细亚杂志》，15），其中揭示了上古汉语有代词的格屈折变化痕迹。这篇论文是高本汉用法文写的最后一批论文中的一篇，引起了轰动。20年代以后，高本汉转而改用英文写作了。多年来他不止一次地转向汉语中的屈折和派生问题，例如，1933年发表的《汉语词族》（WordFamiliesinChinese)（《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BMFEA]，5），以及后来发表的《汉语语音系列中的同源词》（CognateWordsinChinesePhoneticSeries，BMFEA，28，1956）。关于中古音的构拟，高本汉于1923年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DictionaryofChineseandSino-Japanese），这部著作成为了整整一代汉学家主要的工具书，直到1940年才被他自己的《古汉语字典》（GrammataSerica）所取代。1926年，《中国音韵学研究》全部脱稿，该书的最后部分是方言字汇，也就是三千一百个单字的方言读音表。从此，学术界便可以利用高本汉方言调查所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了。高本汉很早就对古籍考证、辨伪非常有兴趣，这类著作的第一部是《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OntheAuthenticityandNatureoftheTsoChuan，1926），接着在1929年发表《中国古籍的真伪》（TheAuthenticityofAncientChineseTexts，BMFEA,I）。他所采用的方法是：根据不同年代作者常用词语的性质和古籍内部的语法特征对古籍做出判断，发现真伪之间的差异。他还写了《诗经研究》、《〈老子〉韵考》、《汉语词类》、《〈颂诗〉韵考》等。由于以语言学知识为基础，他的考高本汉著证方法为中国的音韵研究、古籍的辨伪研究开辟了科学化的道路。高本汉在哥德堡大学期间，出版了几部流行颇广的入门书和通俗读物。1918年出版的《北京话语音读本》（AMandarinPhoneticReaderinthePekineseDialect,斯德哥尔摩），1923年用英语写的《汉语语音与汉语言字》（SoundandSymbolinChinese，伦敦），1929年的《简述中国的思想界》（FrånKinastankevärld），都值得一提。他还写了几部历史著作：《19世纪的东亚》（（Östasienundernittondeårhundradet，1920），《中国》、《日本》（斯德哥尔摩，1928）。还有宗教史的著作：《中国和日本的宗教》（KinasogJapan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1940年以后，高本汉对中国两部最古的典籍《书经》和《诗经》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并为这两部典籍作了大量的注释，同时根据严格校订过的汉语言本把它们全都译成英语出版。至于《诗经》，还全部转写成现代标准汉语，并用构拟出来的上古音标注出它的全部韵字。《诗经》诠注刊登于BMFEA1942—1946，共673页；《书经》诠注刊登于同一刊物1948—1949，共419页；《诗经》和《书经》校订本刊登于1950。许多年后高本汉发表了另一部注释汇编：《左传》的注释汇编（BMFEA，1969—1970）。高本汉把古代真正可靠的文献分成系统化的和非系统化的两类：其中一类是试图描写各个时代的情况的著作；另一类有另外的目的，但顺便提供了宗教和社会情况。他把重点放在后一类，把它们看作是原始材料。他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古代中国的传说和迷信》（LegendsandCultsinAncientChina，BMFEA，18，1946），这是一篇很难懂的长篇论文，包含大量可靠的已经论证的材料。后来他又写成《周代中国的祭礼》（BMFEA，40，1968）。从1964年起，还用瑞典文写了较为通俗的《中国的宗教：经典的古董》(ReligioniKina:Antiken）。高本汉在晚年深入研究古代经典，其部分成果是关于词汇的。他把观察到的结果收集在《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LoanCharactersinPre-HanTexts,I-V，BMFEA，1963—1967），后来又编写了《汉语典籍词汇拾遗》（GleaningsforaLexiconofClassicalChinese，I-Ⅲ，BMFEA，1972—1974），还有《；老子；注》（NotesonLao-Tse，BMFEA，47，1975）、《；庄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难词》（MootWordsinSomeChuang-TseChapters，BMFEA，48，1976）等文。高本汉语言研究的其他副产品是关于语法的论文，这些文章见于BMFEA，23(1951），24(1952）和42(1970），也见于为纪念詹森(ArthurM．Jensen）而出版的文集中（哥本哈根，1961）。高本汉对汉语发展的任何阶段的语法都没有做过全面的描写，但提供了许多准确的、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对确定作品的真伪、前后是否一致，常常是重要的。在斯德哥尔摩期间，高本汉还就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写了几本受欢迎的通俗书籍。这些著作有：《汉语》（1946），《中国话与中国文字》（1948）；两本入门书：《汉语入门》（1948）和《汉语言字简易课程》（1958）。高本汉对青铜器的研究是从1934年开始的，最初他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写出了《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EarlyChineseMirror'sInscriptions，发表于《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二期），以后又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证有关青铜器的年代、分期与产地等问题。其中包括：《淮和汉》（HuaiandHan，BMFEA，13，1941）、《早期东索恩文化的年代问题》（TheDateoftheEarlyDongSo’nCulture，BMFEA，14，1942)、《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WeaponsandToolsoftheYinDynasty，BMFEA，17，1945）、《远东文物博物馆中的新铜器》（SomeNewBronzesin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BMFEA，24，1952）以及许多其他论文。还有他对皮茨堡（AlfredP．Pittsburg）收藏的中国铜器进行研究，编成《皮茨堡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目录》（CatalogueoftheChineseBronzesintheAlfredP.PittsburgCollection），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1952）。高本汉最后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是《中国古镜》（EarlyChineseMirrors，BMFEA，40，1968）。重要代表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surlaphonologiechinoise）是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陆续发表于1915—1926间，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除“原序”、“绪论”和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