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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企业财务 > 第08讲 近代翻译文学倡导者梁启超
第3章近代翻译文学倡导者——梁启超主讲朱健平目录第1节提倡翻译与译介政治小说第2节翻译主张与翻译史评第1节提倡翻译与译介政治小说1.梁启超其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特殊贡献的翻译评论家和翻译史学家,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笔名“饮冰”、“曼殊主人”等,广东新会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童年时期就显示出众的才智,11岁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从此进人广州著名的学海堂学习。16岁中举人。1890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系统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与其师倡导变法,世称“康梁”。这是梁启超从事改良主义事业的开端。1894年,与麦孟华、夏曾佑等维新志士探讨外国文学,切磋维新派的新学。自此对西学有了一定基础。1895年,在北平协助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成为主要撰稿人。1896年,在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成为主要撰稿人。《时务报》是维新派的重要报纸,影响很大。1898,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亡命日本。1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任该报主笔。《清议报》是继《时务报》后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又一舆论阵地,它以通俗流畅而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向国人介绍西学。1912年回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先后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制币局长等要职。他想把祖国改造得富强起来,但他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其理想只能以改良主义政治破产而告终。1918年,挥泪退出官场,潜心学术研究。1918—1929(梁的最后十年),专心学术研究和从事教育工作。1929年1月19日逝世,享年56岁。2.大声疾呼,提倡翻译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梁启超对翻译文学的倡导、实践和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是和他的维新、改良、爱国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倡导翻译,提倡翻译文学,实践翻译文学,看作是他维新、改良、爱国活动的一个方面。梁启超以其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文坛上的声望,大声疾呼翻译的重要意义,倡导翻译,这种有力的号召与推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长篇巨著《变法通议》,轰动一时。其中第七章是《论译书》(载《时务报》189727,29,33),全面论述了翻译西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翻译人才,如何从事翻译。泰东西诸国,其盛强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梁启超《论译书》)将欧洲诸国的强盛归功于翻译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同上)故要学习西方,必从译书入手。他不但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意义,而且他提倡翻译的目的也极为明确,即为中国走上维新道路而译书,为强国而译书。但当时中国能通西文读西书者“殆无几人也”。为此,梁启超提出:欲救斯敝,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而由前之说,其收效必在十年以后。……由后之说,则一书既出,尽天下有志之士,皆受其益。数年之间,流风沾被,可以大成。(梁启超《论译书》)即梁启超认为,要解决学习西方的当务之急,必先译书。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同上)梁启超不仅强调了译书的重要性,而且把译书和推行维新变法结合起来。鉴于当时翻译机构之薄弱,所译书之少,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自办“大同译书局”,要以此振兴翻译事业,实践自己的翻译思想。同年,在《时务报》上发表《大同书局叙例》,开篇便大声疾呼: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1921年,在自己主持的《改进》杂志上开辟了《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发表了《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梁启超关于翻译的论文梁启超撰写了许多影响极大的翻译文论,如:《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起草,1896);《论译书》(1897);《大同译书叙例》(1897);《西学书目表》(1897);《论学习日本文之益》(1899);《东籍月旦叙论》(1902);《论翻译名义》(按语,1910);《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佛典之翻译》(1920);《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1921)等。梁启超通过这些翻译文论,详尽地论述了他的翻译思想理论,较早地阐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意义。他对翻译事业的倡导与实践,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确立了他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3.译介政治小说第一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梁启超特别重视政治小说的译介和作用,他是中国第一位翻译政治小说的人。“政治小说”溯源“政治小说”源于英国,代表作家为迪斯累理(BenjaminDisraeli,1804-1881,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和布韦尔-李顿(Bulwer-Lytton,1803-1873,曾任英国国会议员)。19世纪后半期,这两位作家的近20部政治小说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维新第二个十年翻译文学勃兴时期最走红的作品,“政治小说”这一概念也在日本获得新的生命。19世纪末,政治小说由梁启超从日本引人中国。“政治小说”在中国作为一种文类名称的提出,首见于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载《清议报》第1册)。文章开篇即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1)“政治小说”是一种文类;2)“政治小说”来源于西方。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梁启超不仅第一个界定了“政治小说”的概念和来源,倡导翻译外国政治小说,而且在《清议报》上专门开辟“政治小说”栏目,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强调借助“政治小说”变革当时的政治,推动社会前进。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1898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改为《译印政治小说序》),阐明了翻译政治小说的重要意义,认为翻译外国的政治小说将会起到启发民智、发扬爱国精神的社会效果。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更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怦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簧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译印政治小说序》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首篇阐明翻译“政治小说”重要性的理论文章。该文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以及作者吐露政治思想的目的和产生的效果,鼓吹翻译外国政治小说,并高度评价政治小说对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通过这样的论述,梁启超从理论上建立了“政治小说”的合法性和值得借鉴之处,从而把一种新的文类——“政治小说”——带到中国来。《译印政治小说序》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一经发表,即受到社会的重视,对扭转此前中国译界的注意力多停留在译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上,而较少注意文学作品翻译的局面具有影响,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从此,翻译“政治小说”之风兴盛起来,一时间翻译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占领了文坛,吸引了广大读者。首译《佳人奇遇》梁启超出于启迪民智、宣传维新爱国思想的需要,首先译介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佳人奇遇》及其作者简介《佳人奇遇》作于1885-1897,全书16卷,为日本作家柴四郎(1852-1922)所作。柴四郎(1852-1922):别署东海散士,出身于会津藩士族家庭。曾任农商务大臣秘书、代议士、农商务次官,大阪《每日新闻》第一任社长,日本政治小说家。《佳人奇遇》通过作者和其他人的对话,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见解。写的是作者遍游欧美时的所见所闻。作者在美国留学时,与西班牙顿卡尔洛斯党员幽兰、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斗士红莲邂逅。作品通过描写他们的爱情和友谊,描绘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军入侵埃及和埃及人民的反抗、朝鲜东学党起义直至甲午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外战争和革命运动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展现了大国欺压弱国,以及弱小民族忍受欺侮、惨遭涂炭的悲哀境况,表达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愿望。《佳人奇遇》的翻译小说情节简单,结构松散,而且作品还没有完全出齐以前,日本就有人批评它是论文式的,而不是小说,但由于小说的主题正好符合梁启超当时启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对中国民众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因此梁启超便把它翻译成了汉语。《佳人奇遇》译文连载于《清议报》“政治小说”栏内,连载1册至36册,发表时未署作者名,但译者为梁启超。周宏业翻译《经国美谈》后来,梁启超又发表了留日学生周宏业(1878-?,湖南湘潭人)翻译的日本作家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经国美谈》(1883-1884)的作者矢野文雄(1850-1931),出身藩士家庭,立宪政治家,曾任驻华公使。小说描写了齐武名士威波、巴比陀、玛留等人历尽磨难,推翻专制统治,确立民主政治,并在盟邦阿善(雅典)的支持下打败了斯波多(斯巴达),争霸全希腊的故事,表现了作者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政治思想。小说运用历史演义的模式,情节曲折多变,人物描写类型化、理想化。《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是日本政治小说的代表作,梁启超对它们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在《饮冰室自由书》一文中说,在日本政治小说中,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几》、《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这两部小说都是配合当时日本维新运动而写的,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主人公都是因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流亡异国的政治家。他们在国外历经艰难,终于返归故土,这对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自然是十分亲切的,他想以这类小说来启迪和教育中国人,这正适应了当时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政治小说”通过对话、演说、辩论的方式直抒己见,和本国政治相结合,缺乏小说文体固有的特点而显得苍白,但它起到了开启民智、改革社会的作用。中国近代所译介的政治小说主要是日本小说,影响较大。但对西方的政治小说翻译得不多。政治小说的翻译,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对我国近代小说的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比如我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明显受到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一经发表,就曾轰动一时。据统计,当时翻译与创作的比例约为2:1,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梁启超的首倡之功,在翻译文学史上功不可没。第2节翻译主张与翻译史评1.译书的目的性2.译书“当首立三义”3.主张由日文转译西书4.通过译介外国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5.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与贡献1.译书的目的性梁启超是爱国的翻译评论家、翻译史家和文学翻译家。他把兴西学、译西书作为维新变法的“强国”之道。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考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能从事也。(《论译书》)梁启超“翻译强国”的目的性极为明确,一以贯之。他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加以强调,而且以俄、日由弱国变成强国的成功范例来论证翻译对于强国的重要性:俄罗斯崎岖穷北,受辖蒙古垂数多年,典章荡尽。大彼德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论译书》)梁启超这种翻译爱国、翻译强国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翻译工作者,对树立中国文学翻译思想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基础。2.译书“当首立三义”梁启超对翻译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1897年,他在《论译书》中系统而深人地阐述了他的翻译主张。该文论述了翻译的目的性,并结合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的论述,进而提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1)择当译之本这是关于翻译题材和内容的选择。梁启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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