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实现振兴，除了社会稳定以外，还必须解决好“三位一体”的问题，即内部体制问题、增长方式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高代价的增长火热的夏季，国家统计局在7月16日公布了同样火热的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8773亿元，同比增长%，为1997年以来同期我国经济最高增速。“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经济向着民族振兴的目标大道上前进并取得快速发展之时，中国发现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GDP实现了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而是首先要回答“中国今后选择什么样的、适合国情的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即发展思路的革命问题。在不久前浙江省委的一次专题学习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年均GDP增长%)是令全世界瞩目和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样付出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惨重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代价。马凯在浙江作报告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突出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发展隐患。”在投入方面，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格鲁特曼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即从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来看，我国在“六五”期间是亿元，到了“十五”前三年上升到亿元，也就是说，我国创造1元钱GDP需要的投资竟然接近了5元钱。这足以说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在我国更多的是靠粗放的投资去拉动的。以浙江省为例，XX年，该省以22%的电力增长、38%的投资增长换来了14%的GDP增长，投入4900亿元，产出9200亿元。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最近呼吁，浙江再也不能用38%的投资支撑14%的经济增长了。在能耗方面，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却只有，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高出了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XX年，我国实现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资源，包括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分别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1%、30%、27%、25%和40%，消耗的资源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很多。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现在，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多倍。不协调的问题则更明显，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体现在三个短板：一是农业的短板，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二是服务业的短板，中国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5%，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社会物流总成本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三是行业中的短板，中国的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许多关键的、高技术的设备都要依赖进口。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不协调，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与人们的收入分配、与就业形势、与人的全面发展、与体制的创新等都存在相对失衡的不协调问题。比如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XX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披露，在191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中国医疗体系健全性方面的排名是144位，而每个中国人的卫生财务负担排名是倒数第四；再比如我国的基尼系数(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体系)，XX年高达，早已超出了发达国家平均的警戒线，差距在拉大，人民内部矛盾也在上升，从1993年到XX年，因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按17%的比例在增长。等等，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失衡现象值得警惕。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一些发达国家现在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发展模式，而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33%，工业用水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25%和20%。以上几个问题的集中，最后就体现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低效率问题上来，我国当前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德国的1/32，资源产出率和土地利用率也都低于世界水平。大量的事实证明，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并引导着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经历过，但目前看来，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从眼前来看，XX年，中国经济实现%的增长，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却明显地呈现出资源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扬、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巨大压力，XX年的拉闸限电安排表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在这个炎热夏季里最关注的一个信息，而中国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的企业，普遍面临着全年性缺电的苦闷。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但按照现在的资源、能源消耗方式，专家认为中国将很难承受。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构想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统筹兼顾”的发展观，得以在过去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充实、综合和提升，以此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纲领。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研究所所长郭祥才认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而是对我国过去增长方式的一种纠偏，是通过科学的发展方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增长方式的变革招商局的“创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然而，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或者说是高级形态的发展模式，来解决当前中国还处于低级形态的发展问题，究竟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呢？显然，“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执行问题，比其提出更具挑战。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外溢的名声在外，近些年，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招商工作的必争之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以至于这些外来的招商官员如何开展工作，各路人马如何各显神通自然更是不一而足。但有一种极不正常、却在某些招商官员的引资工作中屡试不爽、甚至被称为金科玉律的“招商先找当地环保局”的怪现象却蔓延开来，“这些招商官员的工作套路往往就是跑到当地的环保局要一份招商项目的名单，然后效率极高地完成相当一部分的招商工作。”一位知情人士痛心地告诉观察记者，“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份所谓的‘招商备选名单’恰恰正是某些东部地区的环保部门所抛弃的一些环境评估不合格，存在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等情况，而被当地经济发展所淘汰的企业项目，到了某些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官员眼里却如获至宝、成了引资的重点目标。”这种招商思路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年官员、专家、学者们对“我国的工业污染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仍走在东部地区曾经走过的老路上，实践证明，在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付出的是更惨重的资源、环境和成本代价”等等绝不仅仅是危言耸听的广泛担忧。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研究所所长郭祥才指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不科学、不规范的梯度转移，显然违背当前全国正在贯彻的科学发展精神。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条件不同，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是可以有所区别，不过绝不能因为落后而成为高污染、高能耗的理由，所以应该坚决制止。”然而，针对这一现象的评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些从事微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们的观点相对折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分析指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要求的，因此，作为不同地区的中西部和东部在把握上肯定会不太一样。相对而言，先发展的东部地区对环境、资源等代价的体会会更深一点，具体到对企业、对项目、对产品的选择上会更容易接受‘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而中西部地区当前则明显地主要考虑经济效益，客观上会造成先发展经济，再讲‘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他补充说：“因此，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到东部地区的环保局找被抛弃项目肯定是错误的，但是要完全地评价这种欠发达地区的招商思路，应该是很复杂的，我认为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走出四大误区采访中，一些地方官员在“科学发展观”精神的把握上，还存在着“先发展，再讲科学发展观，进行治污，然后调整产业”的思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诸如“科学发展观是不是中国对未来发展的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选择？”、“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是不是要我们放慢发展速度？”等疑问，对此，本刊根据采访所得，作些解答，认为要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应该走出四大误区。误区一：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从世界发展实践角度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并没有意识到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为解决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构想，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高级形态的发展意识，于是就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提科学发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他们忽略了重要的“历史环境”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全球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包括其他任何后发国家都不可能、也必须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走“渐序”发展道路，而应该走后发型的“跨越”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高级形态的发展要求和低级形态的发展条件结合起来，为中国选择一条最佳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制定出更加科学的战略和决策，这是世界实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必须实践”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以后再说”的理想和所谓的“空想”。误区二：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要放慢发展速度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理念之时，也正是从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充分暴露的关键时刻，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为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找一个理论依据，是有意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认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这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狭隘的误解，固然，提出这一理念有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能源、资源紧张，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的总结，但绝不仅是如此，“更多的是站在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观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过去2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总结，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提出来的。”郭祥才教授指出，“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按照目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们要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面临极大压力，甚至于再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必将遭遇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到时候就更难解决。”因此，专家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新构想，不是要放慢发展、阻碍发展，而是用前瞻性的发展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已出现或将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要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误区三：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否定过去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