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12月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与长征”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纪念遵义会议七十五周年一、开题的话这些年来学界对遵义会议和长征的研究不断深入，一方面史料有新的发掘，另一方面视点的变化不小，对这段历史有新的解读。我完全赞成多视角、宽领域地研究这段历史，只有这样，对历史的认识才愈趋全面、客观、真实。但是，我很不赞成以下两种倾向。一是胡编乱侃地戏说，将党史演义化。若是文艺创作就广而告之说清楚，不要混同于党史研究。现在有的著作打“擦边球”，虚构许多历史细节，书中记载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似乎是作者本人在场笔录的，以假乱真，混淆创作与研究。二是将党的历史权力斗争化，一部党史被扭曲成权力斗争史、玩弄权术史、个人恩怨史等。比如，遵义会议被歪曲成毛泽东篡夺中央权力的历史起点。不是说党内没有权力斗争等，但一部党史绝不能写成权力斗争史。这两种倾向都对青年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后一种倾向影响更大，因为它是打着披露“秘史”、曝光“内幕”、还原“真相”的幌子。有些内容不完全是虚构史实，而是片面地截取历史的一段，以偏概全；或将历史人物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夸大，然后用串糖葫芦的办法，将这些片断演绎成篇，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不堪入目，完全被“妖魔化”、“丑恶化”了。毛泽东是怎么成为党的领袖的？依照这些著述，就是靠玩谋略、整对手、拉帮结派、争权夺位而成为领袖的；什么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等都化为乌有。年轻人不了解党的历史，又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看了这些书不能不有一种被正规教育愚弄、欺骗的感觉。因此，这给我们党史工作者提出了应当怎样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问题。我们不是强调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吗？科学发展观是面对现在、面对未来的，使我们的社会、国家得到科学发展。对于过去的历史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就应该以科学的历史观，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包括党的历史。什么是科学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我们现在不太讲立场、观点、方法了。其实，讲立场、观点、方法，不是教条主义、不是“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立场、观点、方法论。过去我们强调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强调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三者既然是统一的，那么讲立场就应当是“三个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说是这样的党的性质的立场，即党的立场。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过去将党的历史写成路线斗争史不对，一些著述将党的历史描绘成权力斗争史也不符合党的真实历史。如果党的高层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吗？如果毛泽东就是不断地玩权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没有众叛亲离？为什么那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还对他忠心耿耿？这是用“愚忠”、封建意识、个人崇拜之说解释不通的。有人不是说他“用人唯亲”么？对“唯亲”者，这可能说得通。但对被整后还拥护他的许多非“亲”者，这种说法则难以成理。我们要“还原历史”，但将党的历史“丑恶化”、将毛泽东“妖魔化”是对历史的歪曲。研究党的历史应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也应当坚持科学历史观。有感于一些著作对历史的叙述以假乱真、片面剪裁、混淆是非，因此，本文以评价遵义会议应坚持科学历史观来开题。二、遵义会议与民主革命的两个十四年对遵义会议的研究，30年来召开过多次研讨会，论著也很多。有许多人是遵义会议的研究专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这里仅从宏观党史来看遵义会议。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媒体宣传热点之一是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以遵义会议为界的两个14年的历史进程，同新中国6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极其相似。首先，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是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前8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10年大挫折；同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参与领导的前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辉煌一页，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危急关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30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论列。仅此，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呢？我在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生硬地套用来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强调要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的思路（即要前后对比考察），还是可以借鉴的。（一）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至少可以论列以下五点。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因此，肯定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讲所谓“第一代”，也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都不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误解。过去我多次解释过，讲党的领袖第几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说法，是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属于政治概念，不一定是说要长期这样讲下去的，它不具有普适性。作为政治宣传，可按照中央的精神讲。作为学术研究，不必强求，既可用这种说法，也可以不用这种表述。用了这种说法，也不必“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二）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我以为，这样辩证地、历史地从前后两个方面认识以遵义会议为界的民主革命历程的两个14年，更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三、遵义会议与长征前期的系列会议我在“长征行”时了解到中共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在党史上有记载的就达20多个。这个情况是我过去不甚清楚的。我将这些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来划分，大体为三个系列。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这个系列的会议至少有9个。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是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它至少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7个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其中的批评、斗争，也是希望求得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但这些会议没有达到这种目的。三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在单独进军陕北途中召开的系列会议。它至少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等6个。这些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这三个系列会议，对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抵制和反对错误倾向，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开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里，主要讲讲遵义会议与第一个系列会议的关系问题。对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的内容和作用，我过去也知道一些，但是对其中的细节不甚清楚，而且是孤立地看待这些会议。以往对这些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也缺乏研究，一些党史论著对这个问题也讲得不多。2002年7月下旬，我在湖南考察通道会议时，那里的县党史办主任向我介绍通道会议情况，也讲了他对通道会议历史地位的看法。他说：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