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

而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则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纭中轰然倒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范状态之下。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行的状态。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编辑本段]相关背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编辑本段]影响：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了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一毫无疑问，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1)虽然有学者指出今人与古人所讲建安风骨大有不同，(2)但刘勰《文心雕龙》既专论风骨，似乎更有理由享有对风骨的解释权。奇怪的是，《文心雕龙》非但未许建安文学以风骨之名，相反在刘勰的一些批评话语中，建安文学风貌似乎更应被视为风骨的反面：《明诗》篇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3)案：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诗为源，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固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4)我观《文心》效春秋一字褒贬，遣辞极精。腾踊、争趋、怜、狎、述、叙、任气、使才，绝非褒词，且前已云古诗乃五言之冠冕，亦不得云建安兼笼前美，作范后世。刘勰论诗曰：诗者，持也，持人性情。建安诸子之任气、使才，显然不合诗之古意，故此段应有微讥建安之意。《乐府》篇云：至于魏氏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志不出于〔淫〕滔荡，词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案：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本译气爽句云：他们的气质高朗，才华美妙，用古题乐府写时事，音节也美妙而和平(5)。显然不合彦和原意。宰割辞调，范注云：《宋书乐志》三：'《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彦和所讥'宰割辞调'，或即指此。这里显然有批评他们擅改古乐体制之意。又注云彦和云三祖所为郑曲者，盖讥其辞之不雅耳。(6)周振甫注音靡节平为：音律浮靡，节奏平庸。(7)范、周注解甚确。《通变》篇云：魏之〔策〕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不可否认，《文心雕龙》亦有多处褒赞三曹、七子，但大多是偏重才气的、个别的评价，少有对建安文学整体的认同。或谓《时序》篇中所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一段为建安风骨之注脚。我以为这不过重复《明诗》篇的评价，殊不合与刘勰风骨之意。二刘勰所谓风骨，歧说纷纭。学界大致有五种意见：第一种看法，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以黄侃先生为代表。(8)第二种看法，认为风骨是概括艺术风格的概念。风骨篇是风格专论，专门论述风清骨峻这种风格特点。(9)第三种看法认为，认为风骨是对一种美学标准，它的具体内容是传神、自然等等。(10)第四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作品提出的一种美学标准、美学要求。它包括两个方面：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言辞方面的美学要求。(11)第五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文意的进一步分析，它一方面有情的因素(表现为风)，另一方面有理的因素(表现为骨)。(12)我认为以宗白华先生为代表的第五种观点较为的当。他说：我认为骨和辞是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他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理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13)为了避免将风骨简单地等同于情感与思想，张海明先生又继续申说其意：所谓风是文气的一种特殊表现，用现代术语来说，它大致相当于作者的情感倾向。骨，理当指作品中的思想倾向。(14)辨析渐趋精密。但我觉得若从刘勰作此篇意图立说，更惬人意。风骨一词，本是当时品藻人物的流行话语。如《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论》云：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宋书·武帝纪》云：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本义大致指人的内在风神。刘勰将之用于诗文评，用流行的新词来申说旧意，是典型的以复古为通变的做法。他首先把风的意义加以深化：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诗能感化人心，首在起情，所谓诗可以兴是也。能起情者谓之风，所以也可谓风是情之基。那么骨又作何解释?《说文》云：骨者，肉之核也。风之核曰骨。骨是理之基。若稍作引申，实际上刘勰认为风和骨都根源于人心对于道的两种领会：直观(化感)的领会叫做风；理智的领会叫做骨。两者本是主体修养的两个方面，落实为文字内容就叫做情感和思想，而就二者在文章中所产生的效果而言又叫做风力(感发的力量)和骨鲠(逻辑的力量)。刘勰并不停留于枯燥的概念辨析，而是直接切入到具体的为文之道：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作者的情感通于化感之本源，自然情思宛转，动人心魄；思想通乎大道，体物无遗，必能立意昭然，遣词精确。《神思》篇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非情深；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都是练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刘勰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有人认为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不宜作为骨髓峻的范例，其实刘勰之所以挑选此文，是因为它立意明确、条理显豁、论证充分、语言精约，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致使群臣为之搁笔，这是理胜于情的例子。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被用作风力遒的范例，是因为对大人那种游行天地的神仙生活流露出情感上的向往，因而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打消汉武帝好神仙的念头，反而让他飘飘有凌云之志，这是情胜于理的例子。刘勰举这两个例子旨在凸显风骨之别，而不是说这两篇作品是风骨典范。立风骨之义，是针对齐梁文风之采乏风骨的倾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论语·雍也》)刘勰显然以风骨为质的方面的要求，以采为文的方面的要求，二者相较，质为本，文为末。刘勰作《风骨》篇与《情采》篇对举，然偏重风骨，以矫时弊。刘勰对风清骨峻陈义极高，《宗经》篇中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或可为之注脚。作家只有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才能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其辞。风骨所具刚健意味，主要是指文章在经典大义支持下事信、义直，进而结言端直而产生的强大逻辑力量。刘勰作《风骨》篇本意是在宗经背景下对质的方面进一步的要求，是在论情采之前先立情采之本。《风骨》中所含诗教内容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建安文学能否与刘勰所谓风骨相合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其一，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与刘勰风骨论的宗经背景不合。东汉士风的转变滥觞于曹魏，曹氏集团众人不再追求什么奇节异行的高名，而是重视那种世俗的享乐生活了；他们不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而是洒脱不拘行为放荡；他们不再重视那些烦琐无用的经学儒术，而是竞相写作抒写胸怀的文学作品了。(15)在刘勰看来，这种叛逆和放纵带来诸多人格上的弊病。《程器》篇中说：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而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