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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质量控制/管理 > 3、第二章第三节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戊戌变法之背景: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成立商务局。2.允许民间设立工厂。二、民族危机的加深,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戊戌变法之背景:“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而持续的危机感,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形成了一种强烈而亢奋的变革动力,它引导着中国人更为主动地参与体制的变革。”戊戌变法之背景:当时的政治精英逐步认识到,由于传统体制的僵滞性和专制政治与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政策的调整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生存危机。推进较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是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使这种制度创新得以实现,就必须对传统的政治运作程序、官僚制度、政治参与的固有方式、对社会进行动员的方式等等进行变革。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型人才进入政治中心以替代较为陈腐的旧式官僚。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毛泽东曾评价:“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梁启超曾吹捧“两考”为“思想界的一大飓风”、“火山大喷发”。但是在事后坦言:乃师康有为“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歪曲证据”,并宣称:“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谭嗣同的变法思想谭嗣同的代表作品是《仁学》。它的写作,酝酿于1896年,写成于1897年春天。它的出版,则是在维新变法失败以后。首先刊登《仁学》的是粱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清议报》,从1899年开始刊登,到1901年刊登完毕。在《清议报》开始刊登《仁学》之后不久,上海的《东亚时报》也连续刊登《仁学》。1901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仁学》的单行本。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在书中,谭嗣同把“仁”作为万物的起源,“仁”又以“通”为基础。中外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宗教,实行君主立宪;上下通的内容,是兴民权,即使暂时不能实行,也应当给绅士以议事的权力,建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男女通,就是追求男女平等。人我通,是佛教用语,实际是要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在《仁学》中,谭嗣同抨击封建专制的礼教,号召“冲决网罗”,宣传变法维新。在书中,他重新解释了君民关系,认为,在人类之初,并无所谓君臣,都是民。君是民共同推举出来的。君是末,民是本。既然君是民推举出来的,因此民也可以共同废掉君。他还尖锐地批判三纲五常等级秩序。他把君主比作“独夫民贼”,号召“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这些思想,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严复的变法思想严复变法的主要思想是,认为中国社会的动荡变化,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时刻。要顺应时代发展,就要变,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变的方向,就是要维新,学习西方,对当时流行的汉学和宋学进行批判。因此就要鼓动民力,禁止鸦片和缠足;开民智,废除八股,提倡西学;兴民德,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严复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中文,把西方进化论学说介绍到中国,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天演论》的主要观点,是宣传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进化的原因,是由于物竞和天择。所为物竞,就是生存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天演论》宣传的,是生物学上的进化,若将其用在社会学中,便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来法西斯组织运用这套理论,宣传人种的优劣,鼓吹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从而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一种庸俗的学说。维新运动的几个主要方式1.向皇帝上书;2.著书立说;3.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4.办学会;5.设学堂;6.办报纸;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内容主要是,坚决反对《马关条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康有为表达了他的变法维新主张。但是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为理由,拒绝为康有为转交奏折。但这不能妨碍公车上书的历史意义,它标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戊戌变法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所提出的建议,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颁布诏书这天起,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光绪帝的变法活动共进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内容: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戊戌变法的内容: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戊戌变法的内容: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戊戌变法的内容: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就是这样一场不彻底的改革也遭到了“顽固势力”的抵制,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外,其余均未能得到切实的推行。因此,这些诏令文件全部变成一纸空文。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维新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再次,不敢发动人民群众。1898年四月二十八日(6月19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康有为陈述了变法原因、步骤和具体建议,光绪帝均表示赞同。康有为趁便问光绪帝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帝“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耐掣肘何?’”康有为也深感光绪“碍于西后,无如何。”光绪帝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建议“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俊志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以专折奏事足矣。”“变法乃素志”,“苟可以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她对康有为奏折中表现出来的一片热忱和胆量所感动,“命总署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维新派激进改革心态的特点一、“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芳自赏的心态。“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旧)法而更张之”。——张謇二、变革者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写道:“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在这种极度危机的情况下,“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杨深秀则言改革就是“死中求生”、“救火追亡犹恐不及”。三、戊戌变法人士心态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与传统的“断裂性”。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第六份奏折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个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後庀材鸠工,沈乃可成。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四、变法派认为,变革与保守是“新旧水火不容”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湖南举人曾廉曾上书反对康有为的变法,斥责康有为“觊觎非常”,“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谭嗣同见此奏折后,极为愤怒,甚至要求上奏处死曾廉。五、维新派人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康有为在受光绪帝召见时称:“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之间耳。”如果皇帝效法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他们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改革的上谕,所有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甚至说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他们要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来完成中国的变革。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中过程的复杂性,进而会提出不切实际的,与显示脱节的变革方案。改革之初,变法人士在政治上立足未稳之际,便公开向六部为提出挑战,“六部尽撤,则例尽废”。在荣禄问及如何变法时,康有为竟然回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只能被保守派官僚视为变法派大开杀戒的公开声明,从而引发荣禄等既得利益官僚的忌恨,徒增变法阻力。七月十三日,光绪帝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中央衙门以及一些外省衙门。由此而导致连带关系的失职失业者近万人之多,朝野为之震惊。太仆寺被裁之时“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当时衙门内不但印信文件一无所有,甚至连门窗也被人拆毁无存。“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新党中少年人高兴,到处议论,某官可裁,某人宜去,现已如何奏请皇上饬办,而皇上发下何旨。为守旧中有心相仇者听去,遍传也。”“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康广仁“外人或误以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王照“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严复王照则在流亡日本之后,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认为,守旧党人固然是“误国者”,但是“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正是这个官僚体制过于封闭,无法容纳现代化的精英有序的进入这个体制,而进入这个体制的人在长期的官僚的潜规则的影响下,已经磨合的失去了任何改革的动力、愿望、能力和眼光,而体制外那些有动力、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之所以有动力、有眼光是因为他们没受到这个体制的污染、干预。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体制内有经验的人没有这个改革的能力,有改革的愿望的人在体制内没有任何经验。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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