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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本体——实践美学的个体生存论维度徐碧辉《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摘要:]如果说哲学的主流在古希腊时期是“本体论”,在近代是认识论,在二十世纪是“元哲学”,则自马克思开始,哲学已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马克思以后,又转向了生存论。哲学的作用不在于探讨世界的本质,而在探讨人生和命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日所要探讨的就是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的命运。是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向“人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延伸。“人活着”是哲学的出发点。“为什么活”,涉及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活得怎样”,则是美学问题。从人类发展来说,工具本体走到今天,其唯一的本体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精神问题、心理问题从历史的背后走到了前台。这里,历史与逻辑走到了一起。哲学的追问最后走向了美学,而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走向了美学。发掘工具本体的诗情画意、实现自由而诗意地生存成为历史向今天的人们提出的现实任务。在工具本体所造成的物质力量之外,建设一种价值论、意义论的人生本体,已成为当务之急。这种人生本体,在信仰崩踏、道德形而上学同样归于失败的当今之世,只能是对人的普泛之爱和对自然的感恩、敬畏、尊敬与欣赏。关键词:人类学本体论实践美学美学工具本体情本体一、从哲学到美学,从人类学本体论到个体生存论如果说,哲学的主流在古希腊时期是追问纷纭复杂的世界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本体论”,在近代是考察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式的认识论,在二十世纪是探讨语言的“元哲学”,则今天,从前属于哲学的一些问题已为更为具体化,为各种具体的科学所取代。如认识论,从哲学上说,认识论是探讨人类如何认识世界、以什么方式去认识世界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有两大认识论传统,一曰经验主义,一曰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主要通过归纳法从对日常经验的总结归纳中寻找普遍真理。而理性主义则主要从某种既成的概念或原理出发,通过演绎法得到真理。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经验主义具有实证性,但常常缺乏普遍性,并且不具有先验性;而理性主义以之为出发点的先验原理则常常缺乏经验基础。康德正是看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才试图调和二者,试图论证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所以康德哲学的主旨是探讨人类的认识何以可能。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许多认识论问题已有具体的认知科学去探讨,如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等,这样,传统哲学的一些认识论问题不再是哲学所关注的重点。又如本体论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它探讨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它希望追问流变的世界背后不动的本质。关于这个问题,有种种答案,如水、火、气、理念、数等。但是,现代科学已产生了多种学科去探讨、解析这个世界的物质构成、运动规律等问题,如天文学、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化学、地球学、环境科学等等。因此,今日世界里,哲学的主要功能也不再是追问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类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事实上,在当代科学高度发达、分科高度细化的时代,再把“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样一些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作为哲学问题,企图通过思辩的方式去回答它们,就不但不是智慧的表现,反而显得可笑了。但是,科学可以提供知识,却无法回答有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无法给人的命运提供答案。科学可以让人知道宇宙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大脑如何反射、血液如何循环、心脏如何跳动等问题,却仍然无法告诉人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活着的价值何在。这类问题才是现代哲学所要关注的。所以,自马克思开始,哲学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马克思以后,又转向了生存论。哲学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探讨世界的本源或本质,也不在于探讨人们如何去认识客体世界,而在于探讨人生和命运问题,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不是探讨世界是什么,而是探讨“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活得怎么样”等问题。因此,自马克思以后,哲学探讨的出发点不再是“世界是什么”,也不是“我们如何去认识世界”这类问题,而是“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人活着,首先必须生存。这个基本的事实在任何时候也无法改变。因此,人类存在基础是生产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活动,具体说来也就是人通过使用、制造、更新工具而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在任何一个社会,为人们提供物质性生存资料的生产才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起最后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说,任何历史的存在的首要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生存。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发现,无论哲学家们如何吹嘘精神的作用,但是历史却是靠物质的力量去推动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唯物论,也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日所要探讨的就是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的命运。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哲学继承、延续马克思实践哲学这一基本原理,把人的生存实践看作人类存在的基础,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特性,探讨人类何以可能成其人类。人类何以可能?为什么同样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只有人类能够大规模地使用和制造工具,而动物却不能?为什么只有人能够制造出巨大的工具本体、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而动物却不能?为什么只有人能够“夺造化之功”、能够“改天换地”,而动物却不能?为什么只有人类才产生出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并能有效地以语言表达出来?为什么人类几百年、几千年前的艺术作品、甚至几万年前的原始人的“涂鸦”之作还可以感动今天的人类、打动现代人的心灵,还能引起现代人的巨大的审美感受和研究兴趣?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人能够从事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而动物却不能。[①]正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最终把人与动物区别了开来,把人从动物界提升了上来,成为人。具体说来,人如何通过实践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学实践本体论认为,人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改造了客观世界,使自然具有属人的性质,从与人对立、敌视变为与人亲近、依赖,这是“外在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这种实践活动也同时改造了人自身的身心结构,使之脱离纯粹的动物性心理,而具有人的心理,使一些动物性、本能性的心理因素具有人的属性,成为人的心理,这是“内在自然的人化”。外在自然的人化产生美,内在自然的人化则产生美感。“美是自然的人化”正是在这个层面而言的。但是内在的自然、即人的心理、感知、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人化的?这就是“积淀说”所要回答的问题。人类学实践本体论认为,人类在改造外在的物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心理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理性的、社会的因素通过实践积淀为内在的心理的结构。这个心理结构主要有三个方面:“理性的内化”,这是认识结构,它的活动产生了科学。“理性的凝聚”,这是意志结构,它的活动产生了道德和伦理学。“理性的积淀”,这是审美结构,它的活动产生了审美。积淀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外在的、社会的、理性的因素如何能够转化为内在的、个体的、感性的心理。它表明,看起来是先验的认识、意志和审美心理,其实并非先验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实践基础。因此,“积淀说”并非象有的人所说的只强调美的群体性、社会性和物质性,而忽视美的个体性、精神性。相反,它所要解决的,恰好是:在看起来是个体的、感性的、动物性的心理结构中,如何能够具有社会的、物质的、理性的内容。它的立足点是人类,而非个体的感性的人;是大写的人,而非具体的单个、个别的人。“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本身就是立足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它首先要探讨的正是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的命运问题。这是它作为哲学的基础。马克思说,正是自由而自觉的活动使人成为类存在物。而它把哲学建基于人类使用和制造工具的物质活动基础之上,建基于人活着首先要生存这一个基本事实之上,便使它有了区别于其它哲学的坚实的现实根基。但是,人活着,人生存,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而非最后的归缩。人活着是一个事实,是人类本体论哲学的基础,但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他不仅仅要象动物那样只是“生存着”,只是“活着”。他还要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哲学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把探讨的目光进一点向“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延伸,也就是从人生存的事实向生存的意义和状态问题延伸。“为什么活”,涉及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活得怎样”,或者说,怎样活着,以什么状态活着,则是美学问题。“为什么活”,这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关于道德,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如康德,就把道德命令看成一种绝对命令。这种道德要求个人顾全大局,牺牲个体的利益乃至生命而保存人类的整体。这种道德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容犹豫,不容思考,不容反驳。它不计当前利害,不计个人得失,一往无前,九死而无悔。最重要的是,个体的这种牺牲并非外在的强迫,而完全是出自个体内在心理和意志的自由自觉的选择,是社会性的理性要求凝聚为个体的意志结构。正因为不是强迫,而是出自自由选择,是个体自我意志选择的结果,因而它才显出它的崇高性,才格外值得重视和珍惜。这种个体为保全全体和类而自我牺牲的道德,康德把它看作一种绝对命令,一种先验性的道德能力。这是超越于时代、民族和社会而具有某种普遍性和永恒性的道德力量。这可以称为宗教性道德。除了宗教性道德之外,道德在历史上的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具体的、时代的、民族的,即它是随着具体的历史条件、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它只具有相对普遍性,却不具备绝对普遍性。比如“三从四德”是古代中国社会对女子的道德要求,这种道德信念在当时被看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每个女子都必须遵循。再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贞洁”观念,也同样是对女子的道德要求,有时候还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还具有准法律的功能。一些地方,被认为“不贞”或犯了淫戒的女子要被处以残酷的极刑。但这些道德从现代社会的平等和人权理念来看是已是一种陈腐过时、衰败腐朽的道德戒条,是对女子人格的严重诋毁和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它必然被现代民主和法制社会所抛弃。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中有许多是属于社会性道德,它随社会、历史和民族具体的历史文化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具体的历史性的道德可称之为社会性道德。[②]社会性道德是变化的,随着社会形态、历史条件、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而宗教性道德则是不变的。对于道德来说,不能以功利的眼光去衡量其价值,因为个体对类或整体的这种牺牲本身就是崇高的,是道德的绝对命令。对于个体来说,它是由理性凝聚和积淀而成,是在个体所受到的教育和薰陶中形成的。但是,这种“绝对命令”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它却不是什么先验的命令,而是在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积淀、凝聚、演化、发展而来的。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保存人类的生存、绵延和发展。因而,对于个体来说,它是理性的自觉选择,是理性凝聚、内化为感性,是意志对本能的胜利。“为什么活”是伦理学问题,伦理道德是理性凝聚为个体感性意志和诉求。但是,对于每个具体的生活中的个体的来说,人生不仅有“为什么活着”这类意义和价值问题,还要讲究“怎样活着”、“活得怎样”。是活得平淡无奇,呆板乏味,还是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是萎萎缩缩、苟延残喘地活着,还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地活着?是遵从自己真正内在的需求、遵从自己内在价值需要引导而活着,还是随波逐流、跟着时尚与流行的见解而活着?可见,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除了还有“为什么活”这样的伦理道德问题之外,进一步的提出的问题就是“活得怎样”或怎么活着、活着的状态问题,这就是美学的问题。人活得怎样,这不是靠抽象的哲学思辨或道德的说教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人的生活都变成了抽象的哲学或道德说教,如果人整天活在思辨、责任、义务、崇高之中,活在必然性和决定中,而完全没有一些偶然的、情趣性的人生快乐,没有美和美感,那么,人也会活得相当乏味,会觉得生活“太累”,“没有意思”。人生需要美,需要趣味,需要“有味道”,需要把生活变得有情有趣,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多姿多彩。这样的人生才值得人去活。只有把“为什么活”和“活得怎样”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人生。也就是说,在“人活着”这样一个已然的前提之下,最终还需落实到人“活得怎样”这一具体的、日常性的存在和过程。这才是跟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美是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易逝的,多变的,偶然的,短促的,脆弱的。也正因如此,它才值得人去追求,去体味,去品察,美的人生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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