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位置

清代通史——第一卷第七篇萧一山第三十一章引论一百二十四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位置一中国学术之沿革欲知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位置，不可不略明中国学术之沿革。中国学术，可分四期：汉以前为“古代”．其间有道、儒、墨三大学派，更有名、法、阴阳、纵横诸名目，流派纷繁，思想超越，不特中国重要典籍，多成于斯时，即后世思想，亦多导其源而汲其流，为中国学术鼎盛时代，斯为第一期。或曰“诸子时代”。自西汉以迄五代，为“中古”。汉承秦火，经典荡然，汉武提倡儒术，诏征遗经，抱残守缺之士，各进所传；立学官，置博士，以教学者。当武帝宣帝时，立于芋官者：《易》则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书》则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诗》则齐辕固鲁申公韩韩婴；《春秋》公羊传则有严彭祖颜安乐；《礼》仪礼则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此所谓十四博士也。此十四家所传之经，其写本皆用秦汉时所通行之篆书，谓之今文。西汉末年，又有所谓古文经传者出焉。《易》则有费氏谓东莱人费直所传，《书》则有孔氏谓孔安国得自孔子壁中，《春秋》则有左氏左丘明，《礼》则有逸礼谓鲁共王得自孔子坏宅中，《周官》谓河间献王所得：此诸经传者，皆以科斗文字写，谓之古文。今古文为经传中之两大派，在清代学术中最成问题者也。魏晋以迄于唐，遭时离乱，天灾兵燹，纷至沓来，学者偷生其间，日不宁息。且汉世外戚宦寺之祸，正直之士，多遭惨戮，令人激而渐生厌世之思想。重以汉儒治经，疲于故训，不足以餍颖达之士；儒家大义，经新莽之依托，而使人怀疑。于时又适有佛教之输入，乃有清谈一派出，蔑伦常，排圣哲，任性从欲，悲观厌世；一时靡然从风，流为玄学一派。齐梁以降，歉于清谈之简单，而缛为诗文；唐兴，又厌于体格靡丽，内容浅薄，而渐趋于质实。加以政府重科举，倡明经，士人乃渐返而求诸经训。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诸经注疏，渐次成立。其时学风，又渐由清谈以返于汉，惟于经传采用，皆古文也。斯为第二期。综中古一期，佛教流行，为“印度思想输入时代”，中国思想，最为不振。然其间有两大潮流，风靡一时者：即汉唐经学，与魏晋玄学是也；而尤以汉唐经学为最有影响于清代。自北宋以迄明末，为“近古期”。中古期佛老盛行，一时学者，无形之中，渐染其闳大幽眇之教义，虽唐以后之人士，多治经训，然势亦不复能局于故训章句之间，于是宋儒乃于儒家言中，亦辟一闳大幽眇之境，以与佛老抗衡。彼等虽以孔孟之道统自寄，而实则内容已大异。由是学者竞趋于心性之理论，而理学以盛。宋儒虽倡心性，惟亦依附六经，程朱更以读书为格物之工夫；即陆九渊不重读书，然亦非空疏浮泛者可比。明王守仁祖述陆氏之说，以与朱熹为难，由是高谈性命者，渐视经典若土苴。沿及末流，即崇践履者亦寡。清代学术即由此反动而生者也。斯为第三期。清代为“近世期”，即第四期。其标帜以昌明汊唐经学，排斥宋明理学为职责者也。其与各期之关系，别于以下诸目分述之魏晋玄学，与清代关系较少，故从略，则清学之地位，亦可以见其大略矣．二清学与古代学术清学以治经为主，经者，古代之典籍也。夫居数千年后而研究数千年前之典籍，则徒恃经之本身，不能奏功；自非借助于当时诸子之书不可．故诸子之书，在清代皆在研究之列。惟经子之书，经数千年之传刻伪托．错简讹字，误谬百出；且今古异时，音义累经变迁，在古代视为最浅近之文，而后世亦苦艰涩难读。故治古学之第一步，校勘训诂，即成问题。清人对于校勘训诂之成绩最大，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等之于经；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之于子，皆用其全副精力以贯注之，故古代经子之书，几无一不经清代诸大师之审定，注释；而向觉难读难解之书，至是亦皆易读易解矣。阮元之序《经义述闻》王引之著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数语最能传清儒对于古书之功，非过誉也。清代更为有功于古学者，则古书古物之发现是也。清代盛行辑佚之风，如《古经解钩沈小学钩》《沈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出之佚书，皆与古学以极大之贡献。清代学者又有好古之风，不惟崇尚古书，对于古物：如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皆成为当时流行之嗜好，而研究整理之结果，亦足与古学相印证。故综观有清一代之学术，实可称为古学昌明时代，与欧洲之再生时代Renaissauce颇相似，欧洲经再生时代，而后古代希腊哲学褥以复兴；中国经典，经清代大师之整理，而后诸子学说，得以复明。故两大潮流，实遥遥若辉映焉。三清学与汉唐经学汉儒传注，唐人义疏，皆与清学本身有密切之关系；盖清学以穷经为主，其事业不过就汉唐而益求精密耳。清初学者，反明季空疏之习，而注重经训；当时学风，颇近于唐。其后学者取材，则多极于两汉，而今古文之问颗，实即渊源于两汉者也。故后人每以汉学称之，而清人亦喜以汉学自命。惠士奇惠栋之父尝申述其宗汉之理由曰：“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惠栋亦曰：“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首说》盖皆以汉代去古未远，可以征信也。然此则惠派之意也。戴震与惠齐名，其意则不以笃守汉儒之说为然，而别以求是为准则；故汉学之名，用之于惠派则可，用之于戴派，则不可。且清代学者，虽以穷经为主，然举凡有关于经学者，若小学、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诸子学等，莫不有精审之研究，其效果与方法，皆为汉儒所梦想不及者。以汉学概清学，殊为未当。总之，清学之名汉学，就其大体而言也，若分析其内容，则清学已远逸出汉学范围之外矣。四清学与宋明理学清学之成立，乃理学反动之结果也。清代学者，每以汉学自命，盖亦欲借重其名，以与宋学相抗也。故宋明理学之在清代，最为不振，以其立于反对之地位也。惟清学虽与理学对立，而清儒读书传注之学，又实与程朱一派为近。程颐以读书讲明义理为格物之一端，而朱熹更缩小其范围于读书传注之学，是以当时即有支离之诮。其后宗朱者，如黄干、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金履祥、许谦、宋濂、王袆等，皆通经服古，博洽多闻之士。清代反对程朱最烈者，为颜元，而其反对之口实，则即以读书传注；由此可证程朱功夫之所在矣。故清代虽以汉学为名，其实仍程朱一派尊经笃古之流风：惟益缩其范围于名物训诂之间而已。然则清学者，树汉学穷经之旗帜，用宋儒读书之精神以成立者也．不得谓汉学独与清学为近；而宋儒立于绝相反对之地位也。特清人与宋儒不同之点，即治经方法之改良是也。宋儒以来，学者之考古研经，每用主观方法，擅自更改古书；更有增字解经，望文生义诸弊。清儒则专用客观方法以正其失，故颇似近代之科学精神。此亦即其优于宋儒之点也。梁任公先生在《新民丛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云：“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云：“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于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其言殊足代表清代学术之特色。盖清学之发展，不过为中国周秦以来之学术，重加整理而已。其始因明季王学空疏之反动，而讲求读书传注，推崇朱子，文学家亦极力规摹唐宋古文，此可谓由明以反于唐宋。又因通经致用，求识古字古言，而汉儒经师，去古未远，乃守其家法，重其训诂，以建设“凡汉皆好”之汉学，此可谓由唐宋以反于东汉。汉学以校勘考据为基础，至戴震一派，精于断制，常州一派，脱落名物，同时与经学有关之小学、史学、天算、律历、地理、音韵、金石、目录等无不借以发达，已稍轶出汉学之范围。然而解经求是，以微言大义为归，仍属今文学家之义例。此可谓由东汉以反于西汉。晚清思想庞杂，自由研究之风气大开，欲追究孔孟经学之真谛，乃不得不研究与孔孟同时之诸子。且今文家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已破一尊之局，而新学家又好缘附诸子之言，于是诸子之学大昌。此可谓由西汉以反于先秦矣。综之，清代学术之特质，以倒卷缫演四字描述之，最为恰当。其步步上溯，层层进里之工作，已不啻为中国学术作一次总结算，而新局面之开拓，亦势所必然者也。一百二十五清代学术之背景一政治之背景一切学术思想之成立，皆有其相当之时势与环境以促成之，决非无故而发生者。清代考证之学，当其盛也，举世向风，固亦非偶然也。兹就其背景之关系于政治学术二方面者，分别述之政治之关系学术者，已散见数篇中，本节不过撮述其大要而已。详情可参前文。政治背景，可分三项：一、讲学之禁止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顺治十七年，严禁士子会盟结社详见第六十一节。自禁令一颁，而专制积威之下，遂无复有集会讲习之举。清初学者如孙奇逢、李颐、黄宗羲及东林、姚江之余绪，虽亦间有讲学之事，然不过小规模之集合，共师友之间难而已。盖与明季讲学之风，已大不相同。自是以后，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而有志学术者，至不得不致力读书，以尚友于古人。夫清代之学，读书之学而已，此亦其机缘之所自也。二、文字之狱清初逸民，多抱种族思想，志在匡复明室，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孙奇逢诸人，既以赴义中蹶，知事不可为，乃归藏于山林之间，著书言论，尝慨然有故国之思。清廷思此辈当以恩礼罗致之，故对于博学隐逸之士，多所征聘。然稍有骨格者，则仍以气节相尚，每不屑就，甚且以死拒之。清为防微杜渐计，前者既有讲学之禁，又恐学者之著书言论，以传播其排满复明之思想，于是频兴文字之狱，借以立威。故凡著作中稍有指斥清廷者，皆动兴大狱。其最显著者：如康熙朝庄廷鑨之《明史》狱，戴名世之《南山集》狱；雍正朝曾静、吕留良之狱以上皆详见第二十九章；乾隆朝胡中藻之狱，徐述夔之狱等详见中卷第一篇第一章四节。至其意之不关排满，而诽议朝政者，亦皆不免焉。残酷毒恨，牵连动数十百人，其钳制言论，束缚士林，实无以复加。重以举发者可以弋获功名，于是渐开告密之门，而学者益惴惴不自保。匪特不敢抗议朝政，即稍涉时忌之学术，亦不敢讲习之。英挺之士，其聪明才智既无所发抒，不得已乃钻研于章句训诂之中，以为自遣藏身之具。于是诠释文义，考究名物，于世无患，与人亦无争焉。夫讲学之禁，特足以变移明季之学风而已，此则直接促成清代考证之学者也。三、君主之提倡康熙六十余年，提倡学术，不遗余力。而乾隆承其遗风，亦颇以稽古右文自命。是以搜集遗书，编纂巨籍，上好下甚，举世向风。且当时学者颇为社会所尊崇，故皆自甘终老于编摩之业。夫学者在社会上占优越之地位，而其生活又有余裕，则学术乃能昌明；清代经学之精越于前代，盖以此也。二学术之背景清学之成立，虽由于政治背景之因缘，然其学术之背景，亦大有助焉。清学者，明学之反动，而又绍明学之端绪者也。盖天下事凡二者代兴，则根柢当箧萌于同时，此即“有渐无顿”之史例，观于以下所述，即可知矣。一、理学之反动明代自姚江致良知之说兴，学者渐蔑视读诵之功，又加以讲学之风遍天下，争腾口说，所言皆在昭昭灵灵之境，浅尝之士，殊难以言心得。故其末流，学者渐养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习气；空疏之辈，摭拾性理烂语，陈陈相因，益无发明。明季学风，堕落益甚，学者猖狂自肆，如狂禅一派，一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之现象，不独学术空疏，即崇践履者亦寡矣。黄宗羲有言：“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顾炎武曰：“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陆陇其曰：“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