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近世》宫崎市定

东洋的近世◎宫崎市定绪论东洋近世史的意义历史年代的三分法，即把整个历史时代分为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去理解的方法，首先确立于西洋史，现在已大体上为大家所接受，没有异议。不过，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同样适用于西洋以外的世界，却有很多不同见解。欧洲史世界全体中的一个特殊地域，不言自明。把特殊地域的历史发展模型，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其他地域，自然有很大的危险。不过，既然我们的态度是将特殊的事物尝试应用在一般事物上，则所谓特殊事物实际上便不再特殊，我们只将它当做一个一般性样本来处理。这样，古代、中世、近世各自所有的意义，必须从欧洲史以外的立场重新来检讨，并且在不得以之时作出若干修正。从特殊实例中抽出一般性的时候，重心自然放在整体精神上多于事物现象上。既然要提一般性，前提就是要互相比较，所以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可以具体把握的形象。如果要通过最容易说明的现象去探求欧洲史古代、中世、近世的特征的话，古代史希腊、罗马的分散都市国家逐渐统一，成为罗马帝国的大一统的过程；中世史这个大一统破裂以致封建分裂的继起时代；近世则是重新走向统一的时期。这可以说就是横跨欧洲史上古代、中世、近世三分法下的公式。我清楚的知道，这个说法难免受到流于表象的指责。但问题是在这个表象的背后，能否发现一些有力的支持。统一或分裂，是否本来便是一种不带必然性的偶然的非历史现象？我们不妨以古代史上统一的倾向作为例子。希腊诸国拥有优秀的文化，最后却未能实现大一统的原因，并不是不想统一，而是无法统一。雅典虽然有一段时间建立了庞大的海上帝国，但最后在短时间内局势一转，不得不崩溃，揭示了希腊文化的局限性。与此相反的是罗马共和国，它显然是靠武力去完成地中海沿岸的统一，但这武力决非偶然和单独产生的。不可否认，在个别的武器和战术方面，罗马人并不胜于希腊人，但不容易忽视的是，罗马人引入不见于希腊的骑兵战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仅如此，罗马人除了在物质文化上的发达可以和希腊人相提并论外，还能够成功做到了希腊人未能做到的，就是在精神上拥有远比希腊人进步的优点，即组织力。他们利用了这种优秀的组织力，得以动员了历史上空前的力量。我没有必要找史书去比较双方军队和军舰的数目，只要想起罗马的遗迹比起希腊的遗迹格外巨大，相信已经足够。罗马人这种组织力来自哪里？希腊人只有固有都市法，而在都市法与都市法的彼此摩擦中，希腊民族全体的活力消耗殆尽。罗马人虽然同样从都市法开始，最后却把它发展为世界法。单靠罗马一市市民的力量，大概不能统一意大利半岛；只有拉丁同盟的力量，大概不能实现地中海的制霸；仅得意大利人的力量，亦大概不能维持罗马大帝国。将罗马市民权推广至所有征服的地区，是罗马统治成功的原因。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思想的源流希腊早就有了，但把它实行出来的是罗马人。要统一语言有异、习俗有异、地理条件有异的大地域，本来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从民众的立场来说，小地域对立又随之而来的苦恼，大一统难免有不利的地方。因此，不论何时何地，要求统一的向心力和希望分裂的离心力必然同时起作用。即使在走向统一的时代，统一的实现亦并非必然没有任何抵抗，只是向心力不论何时何地均压倒离心力。不过统一实现后，向心力一方又告衰退，离心力强大作用的时候来临，这就是中世。罗马的大统一，不论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罗马虽然成功征服了地中海沿岸，但无法进入东面的美索不达米亚，也无法征服北方的日耳曼世界，暴露了它的外延的局限性。内涵方面亦同样，罗马帝国属地人民在法制上成为罗马市民，但没有在文化上罗马化，亦没有产生一种完成的罗马国民自觉，这就是分裂契机无时不在的原因。罗马帝国东西分治，并且设置四县，就是以安全为理由，去防范这种危险于未然。但破局从外部开始。因为日耳曼民族的侵入，罗马帝国不但外形受到破坏，内部亦同时分裂。欧洲史自此进入割据的中世。如果只从统一的角度去看的话，中世史是明显的逆行和倒退。但统一表面华美，同时也带来不自由的桎梏。而如今旧罗马帝国境内的人民将之放弃，按着地形和历史自然决定的小地域分裂，各自形成封闭的小世界。大统一时代不可能以小地域为单位重新编制和组织社会，他们现在实行了，而且开发了更多土地，使宗教教育更为普及。资本不再外流，而是在各个地域中积累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新形势下，过去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尖锐对立得以消除，从此出现了一个欧洲世界。中世有中世本身的历史发展。它的特性不在于向外部放射光辉，而在于向内部从容不迫的贮存实力。但中世的分裂割据亦产生了弊端，就是各小地域间因利益互相冲突时常潜伏着发展武力战斗的危险。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维持了封建制度，情形更加严重。这种形势，后来以都市商人势力兴盛为背景，产生从封建的束缚中试图解放自己的人性觉醒，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从此进入近世阶段。都市财富力量的增长发挥了另一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h）的勃兴。人类本来应该有行动范围自由，中世分裂带来了束缚令人希望取得更大的统一。民众的这个希望和帝王的政治野心结合，于是产生了国民主义运动。进入近世后，本来可以称为封建势力的帝王，担起了破坏封建制度的角色，取得国民统一的成就，就是因为和都市财富的力量直接结合起来。封建武士间的小型竞争，变成装备了近代军火部队的大决战，强大的中央政权吞没和消灭了割据的地方政权。统一进行过程中，中间势力常常受到排斥的法则，在这里起了作用。国民主义当然是以已经存在的民族作为基础，它不仅结合现存势力，更必须牺牲处于中间的少数势力，将他们吸收。以法国为例，现在的法国国民并非是一个人种，在语言上，至今也能见到其中包含了如布列塔尼亚语和巴斯克语一类的异质成分。虽然这样，法国成功地令他们有大法兰西民族的自觉。在德国，事情却无法简单地解决。表面看来德国像旧奥地利国一样，似乎形成了一个国民，但国境内的各种斯拉夫系民族并未达到牺牲本身固有的民族意识，去造就大奥地利帝国国民的地步。与此相反，瑞士虽然在语言上可以分为意大利、法兰西和德意志，却完全达到了一种一贯的瑞士国民自觉。成功或失败虽然因时而异，但以民族的自觉为基调，超越旧有民族观念去形成大国民的理想，却在由中世的分裂走向再统一的近世史发展商，担任了一个重大的角色。欧洲史上三个时代的概念，大致如上所述，这个时代观怎样使用与其他地域？这里应该注意的，使历史的地域和地理的地域是不同的。说得极端些，地理的地域即使没有人栖息，但只要有自然界便可以成立；历史的地理则不仅需要有人类栖息，并且需要让人类在当中作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自然是以某个地理地域作为基础，但未必一定和地理学的地域一致。换句话说，历史的地域并能靠打开地图查看而得，而必须要打开历史去探求。从这个立场去探求历史的地域，首先可以数出亚洲西南的波斯、穆斯林世界和东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然后可举印度和日本。我们或可以把印度加入西南亚；将日本和中国合体，成为东亚以作对照。不过目前学界未给予一个一致的名称。东洋古代史的发展，始自春秋时代的都市国家割据，经战国时代的小统一，达至秦汉大帝国的全盛期。在这期间中，又割据走向统一是主流倾向。如果以汉帝国媲美于罗马帝国，那么北方民族的军阀势力亦可与日耳曼雇佣军相比。前者在后者卷起的漩涡中统治动摇，以致灭亡。三国以后，地方分权的倾向变得显著。西晋统一了一段时期，再度因为北方异民族的人入侵而崩溃，进入了后来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时代。这个分裂不单是中国南北的分裂，当时国内的社会亦有很强的割据倾向。地方豪族占有土地，经济的割据有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的割据，以致内乱频仍。这种格局的地方势力虽然有封建制度的基础，却没有采用封建制度的形式，个中理由，在于豪族懂得聪明和合理地运用它们势力的方法。这就是说，在当时最下层的乡，豪族的代表者形成了县政府，县的豪族形成了州政府，州的豪族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长官虽然由中央政府推戴的军阀天子任命，但这个长官正是豪族的代表者，豪族彼此相互承认既得权利，努力保全自己的阶级利益。地方豪族这样做，纵然没有采用封建制度，却因为采用了封建的身份制度，仍然可以将财产传给子孙，又可以让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以世代相传。从反面去看，豪族是地方的土豪，从正面去看却是官僚的贵族。在这点上，中国的中世和欧洲中世的封建制度并无分别。分裂割据的东洋中世，有时亦出现表面的大一统时代，这就是隋唐王朝。但这不是汉民族社会必然推移发展的结果，而是侵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大团结所带来的。这恰好和查理曼（742——814译者）的中世统一并非罗马帝国的后身，而是入侵的北方日耳曼民族大一统的轨迹相同。不过唐王朝的势力远远凌驾于汉代，又进行大扩张；相对而言，查理曼的领土最终未能恢复罗马帝国全境，与中国有别。唐王朝是盛世没有长期延续，到了中叶以后，离心的割据势力再度抬头，令中世的形象变得浓厚。到了跟着的五代，彻底大分裂来临，连从来保持统一比较成功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历史上最初也是最后的一次大分裂。中世的分裂极点达到后，再度统一的机运重现，东洋的近世亦和宋王朝的统一天下一起开始。宋代用武力统一天下，不必赘言，但运用经济力量的地方也甚多。统一完成后，为了维持政权，依然将国内商品中重要物品的盐、茶、矾、铜等，以官营或专卖方式强化商业统制。盐的专卖早始于唐代中期，但当时唐室已经衰落，未能充分发挥效力。宋王朝是以商业统制作为中央集权基础君临万民的第一个统一王朝。这个经济的中央集权制取得了成就，使以后历代王朝的基础固若金汤。中世时代屡屡重现的地位篡夺，不再发生。政府的商业统制从一方面来看压迫自由企业，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意味着商业保护。这就是说，参与官业的商人利润得到一定的保证，至少在交通运输上，可以长期期待政府给予武力保护，得到道途安全。运河网作为官道，大为发达，向普通民众开放，增加了国内商业活跃的程度，都市财富的力量得以崛起。可以见到，以这种都市发达为背景的文化日益向上；也可以见到，一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在进行，科学思想得到发展，人性亦同时有更多觉醒。中国社会在成为经济的统一体后，新文化普及，国民的自觉亦变得显著。在周围和中国平行发展的异民族中，可以看到国粹主义的勃兴。东洋很早便有一民族和国民作为单位的国际关系运作，并非等到宋才出现，但宋代以后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形式，就是彼此有强烈的自觉和意识的国民主义相对立。宋以后的汉族王朝，并不是和中世一样灭于篡夺，而是亡于对立的异族国民主义。宋王朝、明王朝都是例子。宋代以后，在没有见到和亲的事例。由于王朝不再是一家的私有物而是民族的象征，中国王室和外国王室的和亲，再没有政治意义。这种国民主义对立的结果，使中国民族的团结往往受到破坏，又使强大的异民族王朝把国境向中国领土内推进。辽朝统治所谓燕云十六州的汉人，金朝占领淮水以北、黄河沿岸，与南宋对峙，都是实例。元朝更吞并了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不过出身北族王朝的国民主义，始终不能同化治下的汉族，时常受到文化先进国汉族的反击而自陷灭亡。元朝之后，出身东北的清朝代替了明朝，不但继承了领域，更显示了元代盛时亦不及的隆盛，但也无法令满、汉、蒙、回、藏诸民族都能产生同样的国民自觉。把宋代以后作为东洋的近世、以前作为中世的分期法，似乎没有得到谁的异议。不过，对近世之名实在难以表示赞成的意见则听过不少。然而这个意见的出发点，似乎只是理解欧洲近世特殊的情形，而丝毫未考虑到欧洲近世具有的普遍意义。要改变这种顽固的立场不容易。另外还有人为了否定东洋近世而提出欧洲近世的概念，实际上与我所指的近世在内容上大不相同，为了避免误解，不得不首先在此说明一下。一般而言，欧洲的近世史是指文艺复兴以后；但试图否性东洋近代性的论者，却将近世特别严密界定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或资本主义隆盛时的欧洲。假如将公元1300年定为文艺复兴的开始，其后经200余年，发生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变得更富有近世色彩。制纸、印刷业大盛，火药开始输入，航海术发达，国民主义勃兴，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成立。这期间的欧洲肯定不是中世而是近世。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和宋、元、明、清比较，共同称为近世，我不以为是失诸比例。欧洲以公元1750年为中心，发生了工业革命，继而出现1800年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