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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参与:分工地位与升级模式?39?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锬参与:分工地隹与升级模式&刘娬1王杰2魏倩1(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2.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是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本文运用对外直接投资和世界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结果显示:首先,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其次,多分支机构和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企业价值链升级,投资于发达国家有利于企业产品升级,而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企业功能升级。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价值链升级企业异质性倾向得分匹配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引言当前,“全球价值链”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在“微笑曲线”的上游,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着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等战略环节的核心技术;在“微笑曲线”的下游,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全球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来获得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家企业始终处于获利甚微的价值链低端环节。无论“买”与“卖”,发展中国家企业一直扮演着“被分工”的角色。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我国经济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已经愈来愈凸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是一个全新的课题。2000年之前,中国政府采取“鼓励引进外资、限制对外投资”政策,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诸多障碍。2000年之后,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政府开始放松管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直到2005年,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才初具规模。到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投资国。传统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技术、品牌、管理等优势,在全球配置资源,控制全球价值链。而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外资的接受①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的二元边际与价值链升级”(7150304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机制、评价方法与政策工具研究”(13&?ZDISS)、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和离等工程教育布局研究”(14JDGC027)、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服务业开放对京津冀价值链升级的影响”(2015SKL01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324_81100512050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XTD4-08)的资助。《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中涉及香港的“国家”均应为“国家(地区)”,“国”均应为“国(地区)”。犇犗犐牶牨牥牣牨牫牰牭牫牤犼牣犮狀犽犻牣犼狇狋犲牣牪牥牨牭牣牨牪牣牥牥牫?40?《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国、加工贸易的来源国,贡献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于是,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到发达国家投资时,其对全球生产模式、价值链治理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和挑战(王碧捃,2013)。因而,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国外经典文献对跨国公司和价值链升级的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国内学者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鲜有文献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上升到价值链升级层次。仅有的几篇文献也只是将技术进步作为价值链升级的替代指标,这是由相关统计数据的缺乏导致的。随着数据可获性的改善,当前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度量。全球价值链测算应用最广泛的是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一-KWW方法,它将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中的增加值统计法与传统海关统计法进行整合,把每个产品“从生到死”每一环节的增加值都测算出来。本文依据Wang等(2013)增加值贸易的最新研究方法,精确度量我国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二是价值链升级模式的划分。Gerriff(1999)、Humphrey和Schmitz(2002)明确提出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分别是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受制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乏,以往文献对这种四层次升级的研究仅局限于案例分析和机制分析,鲜有文献对企业层次升级做准确度量。本文依据层次升级的严格定义,尝试运用相关指标对价值链的层次升级进行衡量。鉴于此,第一,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分析企业价值链升级,深人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边际产业转移”、“逆向技术溢出”等效应,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结构调整提併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撑;第二,依据Koopman等(2012)、Wang等(2013)增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准确衡量企业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行业层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第三,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充分考虑企业投资类型、投资目的地、经营范围等异质性特征,从企业层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_、文献综述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影响企业价值链升级。一是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日本学者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推动产业升级的意义。Ozawa(1979)提出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边际产业转移的动态变化特征。边际产业转移实质是一个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过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绕开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和开拓国际市场,将一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依次转移到国外,降低国内留存传统产业的负担,释放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投人到附加值更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型行业,最终实现产业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二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英国学者Lall(1983)、Cantwell和Tolentino(1990)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佐证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学习先进技术,改善企业工艺流程,提升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逆向技术溢出可以通过模仿示范效应、产业关联和人力资源三个途径来实现(张宏和王建,2013)。首先,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可以近距离接触当地企业的研发机构,通过模仿、吸收和创新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其次,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更快捷地追踪发达国家的最新技术发展动态,利用产业关联效应掌握整个产业链条的市场动向,主动寻求产业链节的提升路径;再次,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参与:分工地位与升级模式?41?通过雇佣当地研发人员、培训海外市场人才,提升对高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和企业的研发水平。三是市场内部化效应。Buckley和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论虽未直接点破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效应及作用途径,但仍具有重要意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化降低企业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价值链的升级。一国产业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核心技术缺乏、资源供应不足的限制,而“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旨在获取和保证关键要素和自然资源的供给,获取领先技术,规避世界市场资源的价格风险,降低市场转移的交易成本。上述理论已得到部分国内外学者的证实。Wesson(1999)和Fosfuri等(2001)分别通过构造古诺模型和劳动力转移模型,得出技术落后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特有技术,实现技术升级。Braconier等(2001)通过对瑞典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越是集中在技术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该国企业从这个国家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多。Potterie和Lichtenberg(2001)利用1971?1990年包括美国、日本以及11个欧洲国家的数据,研究投资于研发密集型国家对母国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可以促进母国技术进步。Branstetter(2006)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旨在接近技术创新活跃地,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效应。Fradhan和Singh(2009)研究发现印度汽车企业的跨国并购成功整合;T国外研发资源和先进技术。Harhoff和Muller(2014)研究不同类型的德国企业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拥有美国本土研发人员的德国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更为明显。在国内研究方面,李蕊(2003)认为跨国并购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核心技术,由此提高企业技术研发的数量和质量。常玉春(2011)利用我国大型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较为明显。张宏和王建(2013)根据企业进入模式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人模式与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实证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利于国内技术进步。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利用2004?2〇〇9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研究发现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提升母公司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以上文献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国企业技术进步,从而提升企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融人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捷径”。但并非所有文献都支持上述观点。Gorg和Greenaway(2004)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进步和价值链升级可能是负面或中性影响。其原因是:首先,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具有一些“特殊优势”(东道国特殊政策、地理和贸易壁垒等),这些优势会在短期内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边际成本,但减少企业从事研发创新的可能性,进而阻碍企业技术进步(Konings,2001);其次,企业对技术的模仿和吸收能力有限,只有当技术水平接近时,对外直接投资才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而当技术差距较大的企业参与海外并购时,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溢出并不会发生(Kokko,1994;Girma,2002);再次,发展中国家企业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竞争,会提高自身的工资水平,这就会使得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不利于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第四,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母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有可能是国内制度体制改革而非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蒋殿春和张宇(2008)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的技术扩散需要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国家往往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42?《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由以上文献可以发现,由于企业异质性、东道国与母国经济和制度的差异性,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结论并不一致。那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有何影响?在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前提下,影响效应又有何不同?下文将对此进行逐一解答。二、典型事实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家相应政策的刺激,中国大量企业开始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走国际化经营道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逐年上升,尤其是2010年后增速明显
本文标题: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参与_分工地位与升级模式_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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