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１５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新华社香港７月１日电国家主席胡锦涛１日上午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１５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全文如下：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１５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香港市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刚刚宣誓就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和第四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关心香港、为香港顺利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作出贡献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伟大业绩，也是上个世纪末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历史事件。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香港就进入了新的时代、开启了新的航程。１５年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同胞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居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后，香港经济平稳发展，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一直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开放、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香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就业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明显改善。香港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全方位扩展，经贸关系更加紧密，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香港继续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独特贡献，并从祖国内地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香港同胞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感情与日俱增，在各种严重灾难面前与祖国内地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充分体现出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香港对外交往更为活跃，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符合香港同胞利益和愿望，也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在“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中，香港这颗璀璨的明珠放射出更加绚丽的色彩。“一国两制”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３０年前，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亲自领导制定了中央对香港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直接指导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和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为香港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妥善应对香港回归前后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和挑战，确保了香港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为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这些年来，中央政府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鼓励和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把“一国两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是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使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为此，必须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同胞们、朋友们！我们在充分肯定香港回归祖国１５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香港社会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未来５年对香港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有所作为的重要机遇期。在这里，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提出４点希望。第一，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谐稳定是发展之基，改善民生是和谐稳定之本。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准确把握社情民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稳妥解决民生问题和其他社会矛盾，更加注重机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关心年轻一代，使全体市民共享发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人士要以大局为重，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齐心支持新一届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共同增强香港社会凝聚力。第二，努力维护基本法的权威。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是依法治港的基石。要全面落实基本法各项规定，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都要带头严格遵守基本法，坚决维护基本法，依照基本法规定行使职权。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政制民主循序渐进，并取得长足进展。要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继续推进香港民主进程。第三，努力提升竞争力。香港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和地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提升自身竞争力上下功夫。要加强香港长远发展的战略谋划，更好发挥政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要更新发展理念，鼓励和支持各类创新活动，不断提高服务业水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握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充分发挥香港国际联系广泛等方面优势，抢占发展先机。同时，更要善于借助祖国内地经济的蓬勃发展，拓展香港与祖国内地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第四，努力加强人才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当今世界的竞争最核心的是人才竞争。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全方位、多层次培养造就各项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高素质人才。要高度重视爱国爱港人才特别是优秀年轻政治人才培养，为他们增长才干、脱颖而出提供机会和平台，使爱国爱港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同胞们、朋友们！中央政府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将毫不动摇，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将毫不动摇，同香港各界人士一道维护和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将毫不动摇。我们坚信，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实践一定会越来越丰富，香港与祖国内地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谈判桌上的二十年“如果要动武的话，我们正规军都不要出动，光是广东省的公安部队、警察就够了。”陈毅元帅任上海市长时，曾这样笑言香港问题的解决办法。当然，这种强力方式总会留下后遗症；相比之下，中英两国以“一国两制”的全新构想获得各方接受，并体现了两国政治家的胆识与创造力。从1979年港督麦理浩投石问路的北京之行，到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是一场跨度近20年的较量。由于关系到两国的重大利益，其间最高领导人的针锋相对、外交精英的斗智斗勇、谈判过程的惊心动魄与跌宕起伏，堪称大国谈判的经典案例。由于中英谈判是秘密谈判，“两国的国内政治是决定因素，影响双方的战略互动和谈判结果”。中国的谈判团队在谈判期间稳定性好、较为齐心；相比之下，英国的团队内部常常在政府最高层、外交部、港英政府之间出现分歧，政策延续性较差，国内政局也会干扰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从中英谈判全局来看，中国对香港的未来始终掌握着更大的发言权，“无论英方如何变化手法和战略，都无法改变香港终将回归中国这一结局”。正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英国在重大问题上除了放弃原有要求外别无选择。但是，英国在香港政制改革议题上占据着更为主动的地位，希望通过“带有殖民撤退特点”的改革，在谈判中寻求主动，扩大筹码，谋求1997年后“在香港建立受英国影响、愿意维护英国利益、由亲英人士掌权的政府”。中英双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冲突，双方完全有条件、有意愿达成双赢解决方案，努力确保主权移交前后政治体制的衔接。此外，在近20年的谈判中，双方均不能逾越的底线就是“在香港政治改革问题上的争端不能对香港繁荣稳定构成威胁”，要保障投资者对香港这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1983年联系汇率制度的建立，其深意正在于此。香港《文汇报》在1997年6月30日的社论中赞叹，香港的和平回归创造了奇迹：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保持稳定，资金不撤走，而且不断流入，投资者资产在13年过渡期内增加了15倍以上！这绝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功劳与成果，而是中英双方在既摩擦、斗争又协商、合作的情况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以我为主、以综合国力说话的根本结果。1997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来到香港，出席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完成了他的遗愿。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同胞从此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被用来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勾画“一国两制”雏形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毛泽东说“恐怕我是看不到了”。然后，又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情”。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当时75岁的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毛主席的嘱托。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短短几句话，已勾画出“一国两制”雏形。从那以后，邓小平找了一批批香港同胞来谈，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看法。又过了3年，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12位香港人士时，有人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收回香港这个小地方，如果真的要收回，是否可以分期分批收回？邓小平坚定地说：香港问题涉及主权问题，一定要收回，不考虑分期分批收回，而要收回一个完整的香港。当有人提出收回后希望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受影响时，邓小平的回答十分明确：“收回后的香港，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明确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过渡期参与”和“港人治港”在解决香港问题时，邓小平十分强调过渡时期的参与问题。在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他希望过渡时期不要出现英资撤走、港币波动以及把土地卖光用于行政开支等问题。邓小平说，过渡时期的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的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1997年6月30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港人治港”是邓小平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问邓小平是如何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回答说：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两年后，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针对有关香港人对管理香港缺乏信心的说法，他表示：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邓小平还指出，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取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的人心情会舒畅一些。为什么是“50年不变”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是邓小平给香港各界人士吃的一颗“定心丸”。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时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刚刚去世，香港一些人士心存疑虑。邓小平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因为廖公的去世而改变，请大家放心。邓小平当时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