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智慧

1前言周恩来被外国人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智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20世纪只有少数从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锐敏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周恩来是“伟大的行政官和卓越的谈判者，”“他以他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帮助解决了中国的许多困难，并且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许多国际问题。”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则声称周恩来是“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头脑。”无疑，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给他同时代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海内华外，喜欢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人大会堂主席庄汉良说周恩来“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26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对于诸葛亮，有一副诗联写道：“文章天下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对于周恩来，儒学大师马一孚赠给他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进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周恩来不仅在国民经济方面，而且在足智多谋方面，都远在诸葛亮之上。当代中国周恩来的名字同历史上诸葛亮的名字一样是中华民族美德和智慧的化身。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试图通过周恩来在行政、经济、军事、统战、文教、外交、处世等方面的超人智慧来展现这位伟人的特殊魅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争于智”的世界，一个“争于智”的时代，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的智慧，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本书面世，我们要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李琦同志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刘武生同志。李琦同志不仅担任本书顾问，指导写作，而且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刘武生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本书各篇撰稿人是：行政篇吴志鸿军事篇江英经济篇曹应旺魏勇统战篇陈答才文教篇李静陈阳勇外交篇王浚晓雨志江2处世篇鸿才魏松周恩来是一个“通才”，周恩来的智慧是一个大海，我们遨游其间，海中觅珠，所获仅仅是一小部分，遗珠之憾是不待言的。周恩来的智慧不仅博大，而且精深，我们限于水平，对有些智慧故事的概托与内含的分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请热心的读者对本书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给以批评指正。曹应旺1993年夏3周恩来的智慧4行政篇千案端祥慎重抉择——建国前夕选定国旗图案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周恩来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的身份参与主持建国大计，并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建立新政府。从此，周恩来即负起了筹建新中国的重任。在建国大计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正确决定，就是国旗、国徽和国歌问题。为了选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周恩来化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过问，因为它们一旦被确定后，就将成为新中国的一种象征。对于此事，周恩来动员了广泛的力量，用民主征集的方式，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征求方案。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个多月中，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满怀热情寄来了数以千计的国旗、国徽图案和推荐国歌，表达了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热爱。对于这么多方案，周恩来除了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审慎地研究和甄别外，还亲自和大家一起审查、挑选方案。最后，周恩来看到一幅五星红旗的图案端详许久，对这幅图案中深含的寓意非常满意，他激动而高兴地评论说：“这红旗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大地；这一颗大的星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围四颗星星，象征着中华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觉得很好，寓意鲜明深刻。”就这样，新中国的国旗被选定下来，迎风猎猎的五星红旗成为新中国的一个象证。5知人善任民主建国——荐举党外人士担任政府要职1949年初春，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大批民主人士先后来到北平，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大计。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考虑对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安置问题。对于傅作义将军，考虑到他对和平解放北平有重大贡献，还考虑到他想治理河套水利工程，周恩来提名他担任水利部长，并支持他抓好工作。对于黄炎培，周恩来提议他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周恩来还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黄炎培闻知此事，感慨地说：“以往我坚拒做官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来了。在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有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周恩来不但能知人善任，促进民主建国，而且在聘用人才方面也是不拘一格，虚怀若谷。建国初期，为了充实中国科学院，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误传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指旧币，折合新币500元），不然就不去北京。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顾颉刚先生听说后深为感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并无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马上进京，他事后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6公私分明俭朴廉洁——建国以后处理政府工作餐问题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以后，一方面注意精打细算，厉行勤俭建国；另一方面事事克己廉洁，狠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之风。有名的“四菜一汤”制度就是他为了解决公事用餐问题而亲自规定的。建国以后，在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出席者都是部长一级以上干部，会议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大家吃饭往返所花去的时间，一般都规定会议到吃饭时安排工作餐。这工作餐为合餐制，通常一桌中摆上四个菜，一个汤，大家正好吃饱。周总理常称赞这“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吃工作餐时，周恩来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一点也无特殊之感。有时在他家里开会，就餐时常常自己掏钱，自己的一份工资开销完了就用邓颖超的钱，吃完以后，他就补一句：这次是邓大姐请客。在周恩来家里吃这种合餐，还常常用一种“盆菜”，即一大盆菜里放上多种原料，搅在一起味道很浓，花样也多，也很省事。他常常说这种盆菜营养很好，经济实惠。周恩来吃饭时也常注意不要浪费，他吃完饭后，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抹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他亲自规定，吃饭要付饭钱和粮票，通常是四两粮票二角钱，如果是哪位部长忘了带钱和粮票，就下次补交。周恩来反对各级领导干部利用工作之便，携带家属，到外地吃喝玩乐，不交分文的作风。有一次，他到外地出差时了解到此种情况后很生气，回到北京后立即严肃而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件事情，强调这种事情不许再发生，无论哪一级干部领导私自到外地大携带家属旅游，必须交费，自己付款。此后，这种事情渐渐很少了。周恩来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有一次，周恩来到天津出差，看到各地大兴楼台之风，而接他的车子又朝新地方开去，于是严肃地要求车子开回老地方去住，这样，使天津的同志深受教育。1964年春，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第一餐饭是四菜一汤，周恩来一看，就说：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吩咐服务员端一个下去，晚餐再热上来吃。到了吃晚餐时，周恩来问服务员：中午那一样菜呢？有一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总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以后不搞了，这一点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恩来还是未吃。周恩来到外地视察，吃饭时常常补交饭菜钱。1966年7月28日中午，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和同学们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他和同学们一样，从厨房里端出炒青椒、烧茄子和主食，站在饭厅里一边吃一边和同学们寒喧。这时，炊事员特意做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他随即问：“同学们有没有？”当他知道同学们没有汤时，便也不喝这碗汤，而是7倒了一碗白开水喝。饭后，他让工作人员向食堂交了粮票和菜金，并补交了汤钱。学生食堂的午饭是贰角伍分，而他的饭费收据上则开着“贰角伍分伍分”。1973年9月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此时，周恩来乘饭前间隙手握红铅笔审批起文8件来。用餐时，总理向随同人员讲他过去来过楼外楼的情况，并称赞楼外楼的醋鱼味道鲜美，做法很好。当干菜肉、霉千层上桌时，总理高兴地说：“这是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饭后，总理叫秘书结帐，而自己一边服药片，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浙江省一位负责同志劝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笑笑说：“我现在是休息。”秘书结完帐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只收了10元多一些时，就对姜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他向秘书交待，再去加钱，要按市价付足。这时姜师傅表示再收5元，总理又说：“不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不收足钱，我就不走了。”姜师傅只得又收下了10元钱。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是总理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上飞机前唯恐楼外楼菜馆没有收足钱，又拿出10元钱，托省接待处同志转交。这样，周恩来三次共交了30多元钱。于是，楼外楼菜馆只好将周恩来总理午餐用的饭菜按市价一一计算，用料除鱼、虾、鸡价格较高外，其余干菜、豆芽、霉千层等都是极普通的，算完细帐，总共才19元多一些。菜馆算完帐后，于17日给周总理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转交给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作为一个治理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在人民中间处处保持了一个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9保留团城牌楼易地——1954年北京城建时保留古迹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解放以后，城市公路的扩建和市容修整都涉及到古迹文化的保留问题，其中在建筑史上颇具价值的团城与牌楼是否在城建中拆除，成为市政扩建争论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一直报到国务院，等待周恩来拍板决策。北京的团城与它北面的琼岛建于金代，元初在岛上建成了“仪天殿”，明代重加修葺，改名承光殿，并且改筑为砖城，即现在的团城。它两面临水，风景优雅，气势雄伟，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组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又在建筑群中自成一体，有根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但是，由于团城与南面的中南海之间马路太窄，公路扩建到这一带就无法进行。于是，对北海的团城是否保留成为争论的焦点，一种意见主张拆除团城，开阔道路交通；另一种意见主张保留团城，保留艺术价值与古文化风格。于是，1954年炎夏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来到团城一带进行实地观测。他先绕团城一周，视察周边环境，然后停在团城上眺望琼岛，研究观赏价值。接着，他又久久注视着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行人。足足两个小时，周恩来在烈日之下竟不知觉，他依然心神专注地观察、思索着交通的情况。在思考之中，周恩来还不时地同陪同他来的同志交换意见，向文物工作者询问情况。最后，周恩来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保留团城，同时又解决道路拓展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决定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让马路向南扩展。就这样，既保留了这一有价值的古建筑，又解决了交通问题，而中南海院墙南移并没有什么不良后果。团城的问题仅是一处，而牌楼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解放以后，北京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碍交通，常常造成事故。从发展北京城建交通的角度看，必须全部拆除牌楼。而从保留古建筑学价值的角度看，牌楼又不能拆毁。尤其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他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问题提到国务院会议上讨论，在多次争论之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拍板定案。他在仔细倾听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指牌楼虽好，但已临城市扩建之时，必须为拆除让步。怎样妥善处理呢？周恩来说，有艺术价值的牌楼要易地保存。无甚价值的应该予以拆除了。这一决定作出后，一些被认为有价值、值得保存的牌楼在拆除后被重新安且在一些公园内。这样一来，牌楼易地使各方都很满意，有些牌楼，如北海桥，还作了特殊处理，进行了重新设计，降低了急坡，减少了弯度，重装了汉白玉。10双线调动令情并施——为组建北京中医学院召集人才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有时一道行政命令并